长江流域的野生犀牛及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

长江流域（图5.3）野犀历史时期分布更广泛，它们栖息的时间也比黄河流域更长久。

浙江建德（29.4。N）乌龟洞发掘出新石器早期的野象、野犀以及巨貘、最后鬣狗等动物化石［19］。

浙江东部^[10]余姚（30.0°N）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有猕猴、红面猴、青羊、梅花鹿、四不像鹿（麋鹿）、水鹿、赤鹿、虎、黑熊、水獭、大灵猫、小灵猫、鹤、扬子鳄等40多种，尤其是在遗址的第三和第四文化层有苏门犀、爪哇犀和亚洲象遗骨和遗齿。14C测定，第四文化层为距今6 950年，推测在距今6 950～5 000年间河姆渡一带天然林中有野犀、野象等分布［20，21］。

江苏海安（32.5°N）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第五和第六文化层中发现有犀等动物遗存。第六文化层中的树枝经14C测定为距今5 405年±100年［22］，说明当时这一带林中有野犀出没。

陕东南丹江上游的商县紫荆遗址有苏门犀及野猫、家犬、家猪、黄牛、绵羊、獐、斑鹿、兔、鼢鼠、中国鳖、青蛙、中华圆田螺、杜氏珠蚌、蛇、鸟等多种动物遗存。14C测定为距今6 345年±75年，树轮校正为距今6 835年±175年［14］。

陕西南的西乡（32.9°N）何家湾遗址和南郑（33.0°N）龙岗寺遗址都在汉水上游，有犀及岩松鼠、黑熊、野猪、豪猪、家猪、獐、林麝、小麂、水鹿、马鹿、羚羊、苏门羚、野牛、狼、豺、岩鹤、家牛、家鸡、大白鹭、鲤鱼、蚌、龟、中华圆螺等，犀是现存热带种。14C测定，何家湾遗址为距今6 440年±190年［15，16］。

河南淅川（33.1°N）下王岗遗址动物群中也发现有距今7 000～6 000年前的野犀和野象等遗存。野犀遗存据鉴定是苏门犀［17］。

从陕西南的3处遗址和下王岗遗址看，它们均靠汉水水系，动物遗存中有相当一部分相似种类，这一带的犀牛（以苏门犀为主）与前述渭河流域、太行山南部一带的仅存在秦岭和伏牛山脉阻隔，但沟谷和高山间的低地仍可形成许多通道，便于它们迁移，从图5.2上看，秦岭南北等地的野犀分布是连成片的。

《初学记》引《竹书纪年》：“周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985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郭璞注：“犀似水牛。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11]此兕当为独角犀，但其“青色”“大”，更接近印度犀的体色和体形状况（图5.4、表5.1）。可见约3 000年前，汉水一带仍有野犀分布。

长江下游及浙东一带的野犀，除有遗存发现外，还有文献记载。春秋末（约公元前482年）《国语·越语》与东汉《吴越春秋》都记载了吴国夫差军队的大量军人着“水犀”甲胄［13］。这一带至今仍是水乡泽国，从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状况综合分析，是适宜野犀分布的。

图5.3　长江流域示意图

表5.1　现生3种亚洲野生犀牛特征简表

所谓“水犀”，虽无更具体的形态特征描述，但（三国·吴）韦昭解《国语·越语》：“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则无。”当时的徼外即现今东南亚、南亚以热带为主地区，现存的3种野犀（见图5.4、表5.1）中，只有印度犀才有瘤状突起，与韦昭“水犀之皮有珠甲”完全一致；爪哇犀无瘤状突起，但具有许多鳞状小圆突起；苏门犀则无任何突起，又与韦昭称“山犀则无（珠甲）"相吻合。印度犀出没于河沼等岸边，水草繁生的湿地，喜在水中洗浴，不同于栖息在丘陵、林地的爪哇犀和苏门犀，古文献中将其称为“水犀”似是据此。当时气候条件显然较今暖湿，当地水网纵横，从人文条件等看，并无不宜印度犀栖息之处。因此，我们认为“水犀”可能就是今动物学所称的印度犀。

韦昭解不举当地之犀而以徼外山犀、水犀说明，可见当时那一带似已无水犀、山犀了，或罕见。这与春秋末以后人类大量杀戮野犀、剥皮制甲胄与两汉时气温下降等不无关系。

当然，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历史时期野犀遗存，经鉴定后只有爪哇犀和苏门犀2种［23］，印度犀尚待进一步发掘验证。以河姆渡遗址而论，其范围是很大的，近年来虽发掘有2 600 m2，但只占整个遗址一部分。继续发掘，当会有所发现。其他新遗址也有待发掘，验证。

长江中游的野犀，除前述汉水流域外，还存在于湖北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亦即谭其骧考证的云梦游猎区一带［24］。

图5.4　现生亚洲犀牛图（此图重新绘制）

1.大独角犀（印度犀）…2.小独角犀（爪哇犀）…3.苏门答腊犀（双角犀）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记叙晋公子重耳回国时对楚王说：“羽、毛、齿、革，君地生焉。”表明公元前7世纪长江中游楚国盛产野犀、野象。

《国语·楚语》王孙圉提到楚国之宝时说：

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

所谓“云连徒洲”，即云梦游猎区。由那里盛产象齿、犀角、犀皮等，反映了距今2 500年前云梦游猎区有不少野犀、野象栖息。

《墨子·公输》称：公元前5世纪40年代，“荆（即楚国）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12]。《战国策·楚策》则描绘楚宣王在云梦游猎区狩猎时规模宏大，旌旗蔽日，受惊的虎、兕嗥声如雷。屈原《楚辞·招魂》还提到他随楚怀王在云梦狩猎时，怀王亲自射中一头青兕。

《山海经》称我国古代的野犀、野象主要分布在鬲山、女床山、嚄阳山、众兽山、美山、岷山、嶓冢山、祷过山、朱卷国、狌狌西北、苍梧之野等地，据已考证清的地点看，它们都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尔雅》也指出：“南方”（指秦岭、淮河以南广大地区）有野犀、野象。

陕西兴平窦马村出土的嵌金犀牛铜尊［25］和四川昭化（已撤销，并入广元）宝轮院发现的金银错犀形铜带钩［11］都是秦汉时代物品，并且都是逼真的双角犀形象^[13]，这与古生物化石中较北的热带种犀牛中主要是苏门犀是吻合的。(www.xing528.com)

江苏新沂一汉代石墓中的画像上有多种动物，其中一兽“其状若犀，唯三角，张口，翘尾”［26］。河南偃师杏园村的魏晋墓有一镇墓兽，

头似牛，颈上三束鬃毛前刺，四腿粗壮，蹄足、肩胛及脊背处刻印出卷曲鬃毛，尾向上卷曲［27］。

南京童家山一墓葬出土的南朝中晚期常见的泥质黑衣陶犀牛，

昂首瞪目，额及背上有5个向前弯曲的翘角（额上1个），前腿上侧各有一个向后弯曲的翘角，四条腿的上端各有一个鼓起的乳丁，宽扁尾下垂［28］。

这3处的文物犀牛似与现生犀牛形象有异，但郭璞注《山海经》云：

犀似水牛。猪头，痹脚，脚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堕，食角也。好瞰棘，口中常洒血沫。

可见3处文物是犀牛。现在亚洲3种犀牛前肢有三或四指，后肢三趾（见图5.4、表5.1），郭璞描述中应为“趾”，而非“蹄”；苏门犀有双角，身上多黑褐色毛，耐寒性较强，似当处于野犀分布的较北地区。当时（公元前200～公元580年）野犀分布的北界与这些文物的时代、所处位置相吻合，反映了这些文物确是犀牛，似乎还是苏门犀的工艺品。

长江上游，贵州黔西观音洞、水城（属六盘水）硝灰洞［29，30］，四川筠连和铜梁^[14]［31］等地都发现犀牛和亚洲象的化石，结合文献称在贵州东部偏北的正安、凤冈、思南等地有野犀、野象活动，表明贵州高原北部及四川盆地早有野犀、野象分布。

《山海经》中崌山（邛崃山以东）：“其兽多……犀兕。”晋代《华阳国志·蜀志》提到东周蜀国之宝有犀、象；同书《巴志》云巴国的“巨犀”为贡物之一。《国语·楚语》载公元前6世纪初，楚国号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巴浦，似指当时巴国的部分地区［32］。看来，春秋时蜀国辖境是以成都为中心，以四川盆地西部为主；巴国则以重庆为中心，以四川盆地东部为主，后来缩至阆中一隅［33］。公元前316年，蜀、巴两国先后被秦国所灭。可见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末，四川盆地有野犀、野象栖息，东部可能更多。

（汉）扬雄《蜀都赋》记当时四川盆地有野犀、野象。（晋）左思《三都赋·蜀都》称四川盆地“犀、象竞驰”，“拔象齿，戾犀角”。《华阳国志·蜀志·会元县》载：“产犀牛。”东汉到两晋的会元县，即今会理治稍西。可见4世纪前，四川盆地仍是盛产野犀、野象地区之一。

从唐到北宋，川西盆地的梓州（治今三台）、东部的渠州（治今县）、万州（今县）^[15]、忠州（治今忠县）^[16]、夔州（治今奉节县东）^[17]及黔州（今彭水、黔江）^[18]一带等地，文献记载在不同年代，这些地方都有野犀分布。《杜少陵集详注·冬狩行》：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冬，剑南东川留后“发猛士三千人”打猎，在梓川附近方圆百里间，“生致九青兕”。此乃杜甫目击而作。“青兕”，当是小独角犀；“九”是多之意。“生致九青兕”即活捉了许多野犀，当然还曾杀死许多，可见当时梓州一带野犀很多。“冬狩”，表明野犀是在那里过冬的。

《杜少陵集详注·复阴》：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冬，夔州有“苍兕”。《东观奏记》称：唐宣宗（公元847～859年）时，

南山西道观察使奏：渠州犀牛见，差官押赴阙廷。即至，上于便殿阅之。仍月^[19]华门外宣示官僚。上虑伤物性，命给使押还本道，复放于渠州之野。

综合《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宋史·五行志》及《文献通考》卷三一一等：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有犀自黔州南来入忠（州名，治今忠县）、万（州名，治今万县）^[20]境（当时二州的南境都在长江干流以南），后被万州人捕杀，将犀皮及蹄角送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21]），四年（公元987年）正月十日，宋太宗将其示近臣。

上述“苍兕”似为爪哇犀。数目不详，《东观奏记》只提到一只。但当时梓州一带多犀，渠、黔两州一带开发尚轻，野犀当不会比梓州少，所以四川盆地，特别是川东一带当时仍盛产野犀是毋庸置疑的。从宋雍熙三年后，未见这一带有关犀的记载。

《新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记载唐代或唐宋间，地跨今川南、黔北的黔州黔中郡土贡有犀角，溱州^[22]土产有象牙（自注：“贡”）、南州（治今綦江^[23]城关北岸）土产有犀角、象牙；今黔北的高州（似治今正安）土产有象齿，费州（治今思南）土产有犀角，夷州义泉郡或夷州（治今凤冈西北）土贡或土产有犀角。这些“土”字反映了当地所产犀、象身上之物，可见它们在这些地方栖息。

气候变化与人类捕杀使四川盆地一带野犀、野象逐渐由濒危趋向灭绝，在公元1050年前后，文献中未见再提及这一带的犀、象。

长江中游一带野犀分布，上文曾提到过一些。江西于都近年发现有更新世中期的中国犀及竹鼠、大熊猫、鳖等化石［34］，可进一步证明。

汉《盐铁论·本论》《荆州箴》都指出长江中游一带有野犀、野象等分布。《神农本草经》更明确指出：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价三千，下价一千。”^[24]南郡之郡治在江陵（今湖北江陵），汉代辖境主要相当鄂西北和川东一带，即在云梦游猎区以西，表明东汉初以前，野犀在长江中游是在干流以北也分布较广。这与前述云梦游猎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野犀分布区都是连成片的（见图5.2），表明早期野犀分布之广。

《淮南子·地形训》称：长沙、湘南一带盛产野犀、野象。三国《吴录地理志》指出：“武陵沅南县以南皆有犀。”^[25]沅南县，即今湖南桃源县，表明当时沅水流域等地区野犀分布很广。《本草经集注》：犀牛，“今出武陵、交州、宁州诸远山。” “今”指南朝梁时，公元502～557年。当时的交州交趾郡在今越南，宁州建宁郡在今云南，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西，辖境主要包括沅水流域及湘西、黔东、鄂西南一带高原山地丘陵的部分地区。

唐至北宋中（即公元7～11世纪中叶），一些文献对长江中游南部州郡土产或土贡犀角有所记载（表5.2）。

表5.2　唐宋时期长江中游的野犀分布地

注：政区后的注释，是2017年所加。

经考证，这11个州郡盛产野犀，并能长期固定在当地过冬。石门县等地发现有古代犀牛遗骨，并且主要是双角犀^[26]。石门正是《新唐书》中澧州澧阳郡的属县，更是有力佐证。

这11个州郡与上述当时长江上游黔、南、费、夷四州郡实际上几乎连成一大片（见图5.2），15个州郡占据今湘、鄂、川、黔四省，是当时长江上、中游干流以南的主要野犀分布区，与当时长江干流以北的野犀产区是遥相呼应的。

唐代野犀分布较广，当时正值气温回升时期，又是人们正以犀胯为贵重，大量需求使滥猎乱杀野犀达到高潮，以致这一带野犀逐渐趋于濒危。历五代到宋，原产野犀11个州郡仅剩宝庆1府（辖境约相当1个州郡），贡野犀仅衡阳1县。到北宋时，这一带野犀渐趋灭绝。

长江下游一带，《竹书纪年》称：“越王使公师隅来献……犀角、象齿。”反映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部族所在的今绍兴一带还有野犀、野象分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长江以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碡瑁、珠玑、齿革”等，表明到西汉初，这一带天然林广布，野犀、野象出没。迟至东汉末，高诱认为当时会稽（今绍兴）一带产犀、象的山地即《尔雅》所称的“梁山”。其后文献再没涉及这一带的野犀，看来野犀在那一带的灭绝早于野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