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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河流域中的野生犀牛及气候变化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清河以北的永定河、潮白河、滦河等虽在燕山山脉以南,但是历史上黄河没有摆动到这一带,故不属黄河流域;山东半岛虽在黄河下游以东,但与黄河流域地域毗连,自然环境相似,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大区。这些在黄河流域出土的犀化石时代虽早,但石嘴山[3]犀化石是否为热带亚热带种类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确有现存热带地区的野犀分布。彖应释作兕,兕即古称犀牛。安阳b是迄今为止所知历史时期野犀分布最北地区[9]。

中国黄河流域中的野生犀牛及气候变化

这里所谓的黄河流域,相当于地理上的华北区[1],即以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至河南孟津县为黄河中游,孟津县以下为黄河下游。几千年来,黄河下游在荥阳市以下呈扇形摆动于南起淮河、北达大清河间,使其范围远较今黄河下游广,向北包括今黄河以北、大清河以南的海河流域,向南则包括今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一些河流,即今黄淮海平原大部分[1,2]。大清河以北的永定河、潮白河、滦河等虽在燕山山脉以南,但是历史上黄河没有摆动到这一带,故不属黄河流域;山东半岛虽在黄河下游以东,但与黄河流域地域毗连,自然环境相似,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大区(图5.1)。

在山西襄汾(35.8°N)丁村遗址发掘出的动物化石中有犀牛、亚洲象以及豺、狼、狐、熊、马、牛、鹿,羚羊、鱼类、河蚌等,说明在晚更新世早期[3],有象、犀分布。

山东沂水(35.8°N)蒋庄、中良子村和贾姚庄等处也有更新世或晚更新世犀、象以及马、牛、獾、羊、鹿等哺乳动物发现[4]

宁夏石嘴山[2](106.3°E,39.0°N)西河桥也出土有晚更新世或早期犀类、鹿类、羊类、马、驼鸟,可能还有象及肉食类动物化石[5]的报道。

这些在黄河流域出土的犀化石时代虽早,但石嘴山[3]犀化石是否为热带亚热带种类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确有现存热带地区的野犀分布。

河南安阳[4](36.0°N)殷墟位于黄河下游西部,曾是3 000多年前商代国都,这里多次出土的动物遗存中有犀牛、亚洲象、貉、马来貘、獐、竹鼠、黑鼠、梅氏四不像鹿(麇鹿)、圣水牛、扭角羚、猴等许多种类[6,7]

图5.1 黄河流域示意图

黄河支流——渭河岸边的西安[5](108.9°E,34.2°N)西汉文帝(在位于公元前179~前157年)之母薄太后的墓葬随葬物品中有犀牛骨骼等出土[8],表明西安附近汉代还有野犀活动。

安阳[6]殷墟的犀牛遗骨虽待进一步鉴定,但当地还出土过一具大兽头骨,上有刻辞:“于惊田■■[7]获白彖。”彖应释作兕,兕即古称犀牛。这具头骨应即商代犀中的遗骨[9,10]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宰丰骨匕”,其刻辞表明是受王赐予猎获之兕而作,匕之用柄也疑是犀骨[11];从当地伴生的亚洲象、马来貘、麋鹿、圣水牛、竹鼠等看,殷墟的犀牛应是热带亚热带种类,并是在自然环境中栖息。安阳b是迄今为止所知历史时期野犀分布最北地区[9]。(www.xing528.com)

狩猎是殷商时代一种重要活动,卜辞记载在殷以南及其西南的太行山南麓等地“获兕”或“擒兕”就有多次,还“获白兕[12]。猎获野犀数量也比野象多,有一次甚至超过数十头[13]。可见当时太行山南麓与殷一带野犀数量相当多。

西安一带的犀牛,其附近的陕西商县(109.9°E,33.8°N)紫荆遗址[14]西乡(107.7°E,32.9°N)何家湾遗址[15]南郑(106.9°E,33.0°N)龙岗寺[16]和河南淅川(111.4°E,33.1°N)下王岗遗址[17]等地都有新石器时代以来野犀遗存发现,经鉴定野犀的种类为苏门犀;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107.6°E,34.4°N北岐山下)出土的卜骨中也有获兕的刻辞[9,10],说明渭水一带也是野生犀牛的一个分布最北地区。

国语·晋语》:“昔我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诗经·吉日》:“发彼小豝,殪此大兕。”同书《何草不黄》:“匪虎匪兕,率彼旷野。”这些“兕”虽无形态描绘,但可以考证。《本草纲目·犀·释名》道:“古人多言兕,后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所言“殪以为大甲”,可见当时杀犀剥皮以制铠胄,这正符合铁铠兴起前,人们出于军事防身之需竞相制作犀皮甲胄这一事实。况且,“徒林”,据《国语·释地》考证:“徒林,周地,盖西安府之南近南山之地,地志所谓:鄂杜竹林是也。杜徒通。”[13]我们认为鄂是户的繁体字,西周户在今陕西户县北;杜,西周杜伯国,秦置杜县,今西安[8]东南户杜一带。现今西安d西南户县和周至一带的竹林历史悠久,正在秦岭(史称南山)北麓一带[18]。可见此“兕”[9]为森林动物。《诗经》“旷野”的描写,与野犀生态环境较吻合。显然西周初(约公元前11世纪)经宣王至幽王(至公元前771年)间,从山西高原西部,泾、渭河下游的漆(水河)沮(河)流域到镐京(包括今西安西南沣河以西,周至以东)一带有野犀栖息。

《逸周书·世俘解》提到武王伐纣以后,“武王狩,禽(擒)虎二十有二,猫二,糜(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可见当时野犀仍不少,麋鹿则更多。

殷商工艺品中有不少犀形象。铜卤提梁末端就有双角的犀首,如故宫博物院藏“刀父辛卤”“四祀都其卤”等均是如此。尤其是山东寿张(已撤销,并入阳谷和河南范县)出土的“小臣躲尊”,造型就是一苏门犀[11],栩栩如生。说明当时铸工对犀牛一定极为熟悉,才会造出如此逼真的工艺品。这些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古代黄河下游等地的野犀分布,并有一定数量。

孟子·滕文公》等记述商末周初,今山东曲阜(116.9°E,35.6°N)附近一带有野犀活动。联系前述沂水野象、野犀等动物遗存的发现,山东亚洲象、扬子鳄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的分布,那里当有野犀栖息(图5.2)。

从野犀遗存、工艺品造形、文献描述及现存野犀的分析,我们认为历史时期存在于黄河流域的野生犀牛主要是苏门犀。

图5.2 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牛分布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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