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变化及汉代气温变迁的资料

汉代虽无像现在的气温记录，但当时载籍称气温为阴阳、寒暑，或冷暖，气温变化失常叫“阴阳不和”“阴阳不调”“阴阳隔并”“寒暑失节”，不过字句含糊，无从据以推断失常的实际情形。至于把水土冰冻与霜雪凝降的失时和它们的变化程度，以及果、木花实的失常现象看为灾异，其中人事附会灾异部分应该扬弃，所载灾异部分虽然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颇可看出当时气温变动的轮廓，所以灾异部分大多是很宝贵的资料。汉代气温变迁的论据很少，零星资料尚颇珍贵，所以本文也收集起来，作为旁证。根据这个原则，现在分为高、低温两部分，略论于后。

1.高温

古籍称气温高于常年的叫作“奥”，特别高的叫作“恒奥”。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奥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民人，故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

庶征之恒奥，刘向以为《春秋》亡冰也。小奥不书，无冰然后书，举其大者也。京房《易传》曰：“……其奥，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

该书的原意，虽然出于附会阴阳家的话，但是“冬温”“春夏不和”“霜不杀草”“亡冰”“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等确显示了气温较常年为高。此外，有些果、木秋冬花实，也是气温升高的标志，现在把它们都列入高温部分。

就果、木秋冬花实说，经详细研讨，它们的年代次数都可考的约有7次，如表9所示。

表9　果木秋冬花实可考年代与史籍

年代、季节及次数均不详的，则有任昉《述异记》卷下所称，耆旧说：“桓（约当公元147～167年）、灵（约当公元168～189年）之间，汝、颕^[112]间……（桃、李）落而复花。”

以上古籍所载的桃、李、桐、［栆］、桑的学名，除“桐”待考证外，桃为Prunus persica（L）Batsch.，李为Prunus salicina Lindl.，栆为Ziziphus jujuba Mill.，桑为Morus alba L.^[113]。

就无冰说，则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冬十月，雨水无冰”^[114]；《汉书·本纪》：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冬无冰”^[115]。显然俱为冬温较常年为高的现象。

就“春夏不和”“夏暑杀人”说，则多系旱时的现象。因为天旱少云，日射旺盛，因此气温往往高于常年。汉代可考的旱灾次数很多，但是载籍明确指出气温较高的，仅《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夏，大旱，民多暍死”，一次而已。此外，《汉书·章帝纪》：建初五年（公元80年）二月甲申（即五月）诏说：“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同书《质帝纪》：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五月甲子（即四日）诏称：洛阳等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同书《陈蕃传》：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蕃上书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这3条材料也大概是指春夏旱时，气温较高。

以上年代可考的高温现象虽有13次，年代不详的至少1次，共计有14次，但是月份及地域可考的仅一部分。有的仅指出季节，有的季节也不详。这些月份是汉代的历，与公历是不同的，要化成公历，古今的情况才可进行比较。汉代文献的四季概念又与今气候学上的四季概念不同。今气候学上以阳历3～5月三个月为春季，6～8月三个月为夏季，9～11月三个月为秋季，12～2月三个月为冬季。汉代史籍都以当时历法的正、二及三3个月为春季，四、五、六3个月为夏季，七、八、九3个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3个月为冬季。

因此，要精确地比较古今气候的情况，似乎还必须将汉代的四季化成今气候学上的四季。但是历史时期，特别是像材料不全的汉代，不可能、也不必要以研究现代气候的方法来进行的。所以作者处理本文中历法问题时，除掉特别重要的月份和日期化成公历外，一般季节和月份仍用汉历或汉代标准。汉代文献所称“冬季”虽是跨公历的两年，高温发生的日期可能发生在前年，也可能发生在后一年，但是由于月份和日期不明，不便随意决定，兹概作为发生在前一年计算。

就上述高温发生的地域论，东汉献帝兴平元年九月的桑复生椹，遍及黄河中下游的南部；桓、灵之世，汝、颕间桃、李落而复花；延熹九年的青、徐炎旱，都是比较广大的地域有高温出现。元封四年夏，建初五年春及永嘉元年夏的高温地区，也可能相当大。其余6次秋、冬的草、木花实，和2次的冬无冰，都是发生的地域既不详，又缺乏普遍出现的证据；按其发生的年代，还都是长安时，或指长安附近而言。这些现象可能由于局部环境的特殊，如小地形、坡向等而致局部地区较为温暖，从而出现草、木秋冬花实，或冬无冰的现象^[116]，所以这6次高温是否能作为长安及其附近在这几年中秋冬气温较高的证据？是否为黄河中下游这几年中普遍气温较高的证据？均待考。

综观上述，可知史籍可考汉代黄河中下游的高温在14次以上，其中确知相当普遍的则仅约6次。

2.低温

温度低于常年的现象，古籍叫作“恒寒”，或“祁寒”。《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刘歆以为大雨雪，及未当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陨霜杀菽草，皆常寒之罚也。

其“大雨雪，及未当雨雪而雨雪”，“陨霜杀菽草”，未当凝霜而凝霜，冰、冻、寒的失时，和它们的反常情况则的确明示温度较常年为低，现在称为低温。

就凝霜说，不外：

（甲）正月繁霜：如建武七年（公元31年。见《后汉书·郑兴传》）。

（乙）霜期终始时的杀霜：汉代的平均初霜期是阴历八月（本文所称汉代的历，未明指为阴历或阳历的都是阴历，以下同）微霜，九月霜盛，叫霜降节；平均终霜期为三月。汉代霜期终始时的杀霜，如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的三月与九月二日陨霜（《汉书·元帝纪》，《五行志》中之下、下之下，《刘向传》，《于定国传》），地皇二年（公元21年）的秋陨霜（《汉书·王莽传》下），及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的春陨霜（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灾火门》“延熹八年”条，注引《袁山松书》）。

（丙）时间不详的陨霜：如（王）莽末（《汉书·食货志》，《东观汉记·光武纪》建武四年）。

（丁）平均初霜期以前，或平均终霜期以后的霜，前者可叫作“早霜”，后者可叫作“晚霜”。四月陨霜，如元光四年［据：高平子.1932.史日长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专刊（1）推算，约当公元前131年5月21日至6月18日间（以下汉历化公历，皆据此）。该年的霜，见《汉书·本纪》、《五行志》中之下］，元凤元年（约当公元14年5月18～6月10日，《汉书·王莽传》中）。又，延熹五年迄七年，或八年间的夏霜（公元162～164或165年，见《后汉书·寇荣传》），以及九年（公元166年）的夏繁霜（袁宏《后汉纪》，《后汉书·襄楷传》），是有书籍可考的当时的极端终霜。至于当时可考的极端初霜为永平元年六月三十日（约当公元58年8月8日）的霜（《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古今注》）。

为了了解汉代黄河流域的气温情况，同时从古今气温的比较来看汉代黄河流域气温变化的大势，可以古今极端霜期的对比来看出些问题。现今西安、洛阳、郑州等地有霜期的记录，可与汉代的长安和洛阳进行比较：

由表10可知，现今西安极端初霜最早，在10月初；洛阳较晚，在10月中旬；郑州最晚，在10月末。西安的极端终霜期最晚，在4月底；洛阳和郑州较早，在4月中旬。

以现今西安、洛阳及郑州三地的极端终霜期加10日（公元1582年10月以前的儒略历，化成格利高里历时，须加10日）与汉代有月份可考的极端终霜比较，则现今西安较汉代早1～2个月，现今洛阳、郑州则较汉代早1～2个月。又以现今西安、洛阳及郑州三地极端初霜期加10日与汉代流域有月份可考的极端初霜比较，则现今郑州、洛阳较汉代迟2个多月，现今西安较汉代迟1个多月。现今的终霜较汉代为早，晚霜则较汉代为迟，好像汉代流域气温较今为低。

表10　现代黄河流域中部霜期始终期

必须指出，上述汉代流域的极端初终霜是当时几百年中特殊情况的记录，现今西安、洛阳及郑州的霜期记录年代短促，并且现今西安、洛阳、郑州三地的记录年代长短不一致，起讫年代和连续与否的情况也不相同。严格地说，这种比较是不可能的。兹予记录，一则作为汉代流域气温有特殊变化的参考，二则作为以后有长期记录比较的参考，绝不能作为汉代流域气温变迁与现今有很显著差异的论据。

就冰雪的凝降说，有下列几种：

（甲）冰雪甚于常年的：

3月降雪的有：景帝中元六年（约在公元前144年4月15日至5月13日间，见《史记·本纪》，《汉书·本纪》《五行志》中之下，荀悦《汉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〇五，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九《考异》），武帝元鼎二年（约在公元前115年3月26日至4月23日间，见《汉书·本纪》《五行志》中之下，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四），元帝永光元年（约在公元前43年4月8日至5月6日间，见《汉书·本纪》《五行志》中之下）。计3次。

其他月份的大雪有武帝元狩元年的十二月大雪（约当公元前121年1月2日至2月11日间，见《汉书·本纪》《五行志》中之下，王先谦《汉书补注》），新莽天凤三年的二月大雪（约在公元16年2月27日至3月27日间，见《汉书·王莽传》中，荀悦《汉纪》），成帝建昭建始二年的十一月大雪（约当公元前37年12月23日至前36年1月20日间，以日数在公元前36年为多，故列入公元前36年；见《汉书·本纪》《五行志》中之下，荀悦《汉纪》），建武时代到永平十三年间的冬雪特大（约在公元25～70年间，见《北堂书钞》卷九七引《汝南先贤传》，《后汉书·袁安传》）。

季节不明的大雪有元封二年的雪特大（公元前109年，见《西京杂记》卷二），征和四年的雪特大（公元前89年，见《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古今注》），永建中（约在公元126～131年间）的雪特大。计3次。

季节、年代都不详细知道的大雪，见《后汉书·陈忠传》，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海内先贤传》，《艺文类聚》卷三五引《先贤行状》及《太平御览》卷四八五《汝南先贤传》。

至于凝冰，如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的春木冰（《续汉书·五行志·大寒门》延熹八年注条引《袁山松书》）与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的冬冰特厚（《续汉书·五行志·大寒门》，《后汉书·灵帝纪》，《白孔六帖》卷八一，《太平御览》卷六八引薛莹《后汉书》）。

（乙）平均初冰、雪期以前与平均终冰、雪期以后的冰、雪，前者可叫作“初冰”“初雪”，后者可叫作“终冰”“终雪”。汉代黄河中下游的平均初冰期约在十月，平均终冰期约在三月。

但是文帝四年六月（约在公元前176年7月6日至8月3日间）飞雪（《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汉纪》，《西汉年纪》卷六）。四月雨雪的有元鼎三年（约在公元前114年5月13日至6月12日间，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汉书补注》），建始四年（约在公元前29年5月2日至31日间，见《汉书·成帝纪》，《五行志》中之下），阳朔四年（约在公元前21年5月4日至6月11日间，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下）。皆为时颇晚，其中文帝四年的雪更晚，是当时可考的极端终雪。

终冰如阳嘉二年的春冰略迟（约当公元133年，见《后汉书·郎传》）。至于元鼎三年三月的水冰（约在公元前114年4月14至5月12日间，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则为当时可考的极端终冰。不过，现今流域中部极端冰期的测候记录和前述的霜期相似，记录的年代也短，各地记录年代的长短与起讫年代及连续与否也有差异，因此也是不能和汉代几百年中特殊情况的记录相比较的，现姑录以供将来有条件进行研究。(www.xing528.com)

就寒来说，如延熹八年的冬特寒（公元165年，见《后汉书·襄楷传》，《通鉴》），延熹九年的十二月寒甚（约在公元167年1月9日至2月6日间，见《后汉书·桓帝纪》），及延熹八年迄永康元年间（约在公元165～168年间）的冬特寒（《初学记》引谢承《后汉书》）；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见《汉书·成帝纪》，《汉纪》），阳嘉二年（公元133年，见《后汉书·郎传》）及顺帝时永建三年以后（约在公元128～144年间）的春寒（《后汉书·黄琼传》）；延熹五年迄七八年间（公元162～164或165年）的春屡寒（《后汉书·寇荣传》）；建武七年（公元31年）的正月到三月多寒日（《后汉书·郑兴传》）；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的三月到始夏的寒（《后汉书·鲁恭传》）；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的夏寒（《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刘向传》、《于定国传》）；建初末年（约在公元82～83年）的立夏到盛夏的寒（《后汉书·韦彪传》）；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的六月寒甚（《续汉书·五行志·大寒门》）；天凤四年（公元17年）的八月寒甚（《汉书·王莽传》下）。这些记载说明当时温度降低的程度似乎较大。永平四年（公元61年）的“春不燠沐”（《后汉书·明帝纪》），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夏到七月中的“煗气不效”（《后汉书·殇帝纪》），永初年间（约在公元107～119年）的六月“寒气错时”（《后汉书·陈忠传》），则似较小，不过难以用严格的标准划分，现在姑且把它们都作为低温看待。

若以上述标准统计汉代流域的低温，同年发生2次，或2次以上的作1次计算，这样，古籍所记载的黄河中下游的低温，年代可考的有30次，年代不详的至少有4次。

史籍所载汉代黄河流域中下游的高低温，地域上有的跨黄河流域中下游，有的限于中游或下游地区，有的只限于中下游流域的个别城市附近。长安、洛阳为当时京都所在，是古籍记载高低温的重点地区。为了大致表示汉代黄河流域中下游高低温的出现情况，作者分别地区列表统计，凡出现过高低温，其年代和地点都明确的，一年作1次计算；年代不明确，而可能发生过1次的，也作1次算，但以“+”号表示；如果年代不明确而在2次以上的，记作“+2”，或“+3”，其余以此类推。计算高低温出现的频率，最好按照太阳辐射的周期统计，但是太阳辐射的周期有不同说法，其起讫年代又不详，因此暂不使用。

汉代有400多年，为了知道详细的情况，按20年一统计。又为了争取与汉代以前、以后及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又按世纪（100年）统计，分别列为汉代黄河中下游每20年间和百年间高低温可考次数简表（表11、表12），以略窥当时温度的大概轮廓。

表11　汉代黄河中下游每20年间可考高低温的次数

表12　汉代黄河中下游每百年间可考高低温的次数

① 原文是“200”，但参考其他表，疑似“220”（整理者注）。

由上面所列的表来看，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汉代流域中下游可考的低温年数，远较可考的高温年数为多，低温年代可考的有29次，年代不详的有6次；高温年代可考的仅13次，年代不详的有1次。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数字来推断汉时寒冷年代占优势，因为汉代一般春夏秋等早期气温可能较常年同时期气温为高，但是古籍缺乏记载，难以确定。不过长安可考的高温和低温总数差不多，可作旁证。

其次，从按世纪统计的汉代黄河中下游出现的高低温年数中，可知当时温度的变化是相当复杂的，时多时少，其变化的一般情况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

就高温说，黄河中下游高温次数以公元前第2世纪较多，长安从公元前第2世纪以后，高温次数减少尤为显著，这种现象和通常离记载时代愈早则愈简单的规律不符合，值得研究。

就低温说，汉代黄河中下游的一般情况是时代早的次数较少，时代晚的次数较多，这以黄河下游和洛阳较为显著，但是黄河中游和长安则有些不同。

就各地区说，一般以公元1世纪与2世纪的低温次数较多。流域中游及长安与下游及洛阳有些不同，黄河中游与长安以公元1世纪的低温次数较多，黄河下游与洛阳则以公元2世纪为多。

第三，按每20年统计的汉代黄河中下游出现的高低温年数，则每20年间出现的低温达4次及可能达4次以上的有下列年代：

（甲）公元前40～前21年（约当西汉元帝永光四年—成帝阳朔四年），其中在当时平均的终雪期以后降雪2次：建始四年（即约当公元前29年）与阳朔四年（即约当公元前21年）。冬季较大的雪1次，在建昭二年（约当公元前37年）。

（乙）公元161～180年（约当东汉桓帝延熹四年至灵帝光和三年），不外冬特寒，或春屡寒，或春木冰，或陨霜，或夏繁霜等。

每20年间的低温发生达3次，或可能达3次的，则有下列年代：

（甲）公元前120～前101年（约当西汉武帝元狩三年至太初四年）间，有“三月大雪”（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三月冰”，“四月雪”（元鼎三年，即公元前114年），雪特大（元封二年，即约当公元前109年），各1次，有低温的年代计3次。

（乙）公元1～20年（约当西汉平帝元始元年至新莽地皇元年），有“四月陨霜”（新莽天凤元年，即公元14年），“二月雪特大”（天凤三年，即公元16年），“八月寒甚”（天凤四年，即当公元17年），各1次，低温年代连续出现。

（丙）公元101～120年（约当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至安帝永宁元年），有夏迄七月中的较冷（殇帝延平元年，即公元106年），三月迄始夏的寒（安帝永初元年，及当公元107年），各1次；可能有“六月寒”（永初年间，约在公元107～119年间）1次。

每20年间的低温发生达2次，或可能达2次的，则为下列年代：

（甲）公元前140～前121年（约当西汉武帝建元元年至元狩二年）。

（乙）公元21～40年（约当新莽地皇二年至东汉光武建武十六年）。

（丙）公元61～80年（约当东汉明帝永平四年至章帝建初五年）。

（丁）公元121～140年（约当东汉安帝建光元年至顺帝永和五年）。

（戊）公元181～200年（约当东汉灵帝光和四年至献帝建安五年）。

其余每20年有1次低温，或可能有1次低温的，或无低温可考的，掺杂在这些次数较多的年代中间。

至于汉代流域中下游每20年间的高温，一般无所可考，或仅有1次可考。

仅公元前200～前181年（约当西汉高祖七年至高后七年）有3次高温可考，不过它们是冬雷，或秋冬果树花实（西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惠帝五年，即公元前190年；高后元年，即公元前187年；详见表9），能否为长安及其附近在这几年中秋冬气温较高的证据？能否为黄河中下游这几年中普遍气温较高的证据？均待考。

公元前120～前101年（西汉武帝元狩三年至太初四年）有2次高温可考，其中1次为“冬十月，雨水无冰”（武帝元狩六年，即公元前117年），与上述的冬霜或秋冬果树花实一样，能否为长安及其附近在这年中冬温较高的证据？能否为黄河中下游这年中气温较高的证据？亦待考。不过，有一次“夏，大旱，民多暍死”（元封四年，即公元前107年），则确可为气温较高的证据。

公元181～200年（东汉灵帝光和四年至献帝建安五年），则可能有2次高温，其中年代可证实的1次是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旧历九月，黄河中下游南部桑再椹；还有“桓（约当公元147～167年）、灵（约当公元168～189年）之世，汝、颕间……（桃、李）落而复花”。具体年代与次数虽不能确定，但是较广大的地区有高温出现，则是可以肯定的。

高温可考次数较多的时期，与高温可考次数较少、没有的时期，一般是交叉出现的；并且高温可考次数较多的时期与低温可考较多的时期，一般也是交叉出现的，特别是公元前200～前181年，有3次高温可考，却无低温可考；又公元前40～前21年，低温可考的有4次，高温可考的仅1次。从此可见汉代黄河中下游气温变化的复杂性。

总括地说，汉代黄河中下游高低温可考的次数不多，较难深入分析当时的气温变迁，无法确定各世纪间和各世纪内的长、短期气温变迁情况。但是，高低温交叉现象的出现，并无直线式的变化着至为显著。

第四，从汉代可考的高低温程度说，史载高温的程度不大明确，仅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夏，大旱，民多暍死”。可以想见温度的高。

低温的出现因危害人类和作物更显著，记载就较多和较明确。如“陨霜”“雪深者一丈”“积雪丈余”等，以致“杀草”“伤麦稼”“杀桑”“野鸟兽皆死”“民冻死”等现象发生，甚至形成“饥荒”，这些低温大多是由失常的寒潮形成的。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古永对曰：“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庙，正以是日，疾风自西北，大寒雨雪，坏败其功，以章不乡。”

古永所讲的关于人事附会灾异部分，应该扬弃；但其中称西北疾风到，致大寒雨雪，是失常寒潮到时的写照。

综观上述，虽然文献中汉代黄河中下游温度变迁的资料较少，因而难以计算温度变化的周期、推断冷热变化的规律及与汉代前后和现今的温度来详细比较，以窥当时温度变迁的全貌，但是由于高低温比较明显地交叉出现，高低温变化程度不一致，可知当时温度的变化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的，这种变化既不是直线式，也不是脉动式，而是很长期的、长期的及短期的三者结合起来出现的变化。又由于当时极端初霜期较今流域中下游中部为早，极端终霜期较今流域中下游中部为迟，似乎当时温度还较今日为低，不过现在的测候记录太短，还不能反映出实际的情况，所以这并不能作为汉代流域中下游温度变迁与现今有很显著差异的证据。至于汉代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温度变迁，找不出日趋寒冷的征象，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