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

讨论植物反映气候的情况应以自然植物为准，原始植物群落更为适当。但是秦汉时代黄河流域的原始植物群落很少存在，即令有稀少的原始植物群落，也由于文献缺乏记载，已难考证了。至于栽培植物与气候的关系，却有些记载可考。

气候只是影响栽培植物分布的条件之一，栽培植物通常与各国、各区的开发迟早、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居民生活和人口密度等也有关，而且这些条件的改变可以远较气候为快、为大，其对栽培植物的影响可能更深，因而以栽培植物来推断气候不一定完全适当。不过上述条件在各国、各地区的各个时代对各种栽培植物的作用是不同的。为此，以受气候条件影响较为显著、受人工改变的影响较小的柑、橘、荔枝等栽培植物的分布史料，紧紧配合现今柑、橘、荔枝的分布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具体分析，来作为推断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及下游南部的常年气候的旁证之一。

1.现今柑、橘、荔枝的生存条件和分布概况之初步了解

柑、橘在植物分类学上属芸香科（Rutaceae），种类有柑、橘（Citrus Linn.），枳壳（Poncirus Raf.），金柑（Fortunella Swingle）三属数百种^[78]，古籍所称秦汉时代中国的柑、黄甘、橙、橘、柚、枳、楱都是其中的一种。大抵黄甘、柑、橙、橘、柚属于柑、橘属，枳相当于今植物分类学上的枳（壳）［属］（Poncirus trifoliata），楱相当于今植物分类学上的圆金柑（Fortunella japonica），属于金柑属^[79]。它们的形态和构造不同，并且所要求的生存条件也不一致，因而分布地区也不一样。

关于柑、橘的生态目前尚缺乏实验和观察，柑、橘的具体分布也缺乏精密的调查。据初步了解，柑、黄甘、楱、橙、橘、柚为副热带果树，大都为常绿乔木，橘类（Citrus reticutala Blanco）为常绿小乔木，楱（Fortunella japonica）则为多枝灌木，它们都性好温湿，不耐很长期的过低温度，或过高温度；可是最好有一定季节的较低温度，以便休眠，贮藏养分，利于分化花芽，开花，结果。

最适于柑、橘生存的气温条件，年平均气温在我国一般为18～24℃，世界其他地区可能稍高些，最冷月平均气温大致在10～15℃，年平均降水量为1 000～1 500 mm。一般说，年平均气温在16℃以下，或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0℃的地区，就会生长不好（枳壳例外）。个别夜晚气温在-4～-6℃，不会妨碍柑、橘生长（如1955年1月福州的霜），但是几小时内达到-8℃就会发生落叶现象；如果遭受-8℃的低温时间较久，或遇到更低的温度，就会被冻死。反过来说，白昼气温几星期内达到38℃以上，就会患火热病，而使叶和果皮烧焦；湿度小的地区，几小时的高温即会使柑、橘烧焦；在湿度较大的地区，38℃的高温却无影响。降水量不足而灌溉便利的地区，或湿度、雾及土壤中水分可资补偿的区域，也可栽培。无霜多雨，夏季湿热，冬较干寒的区域，或降水量较少而水源充沛的地区，尤为有利。因此，现今我国上述几种柑、橘的地理分布，大致以秦岭—淮河为北界，此区以北，非经特殊栽培，难以成长。

笔者于1956年8月赴北京开会，乘火车经过济南、天津、保定、郑州等地时，曾注意观察车站附近的栽培植物，未见过柑、橘。在北京停留期间，游历过一些地方，也未见柑、橘。作者为了深入了解，曾函托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王恩涌先生调查北京一带的柑、橘栽培情况。据他1956年11月回信，亦称少见，只是在温室中略有栽种，供实验而已（学名不详）。

西安、洛阳一带过去虽有花盆栽种的柑、橘（学名不详），但是数量很少，冬季移入室内温处；并且植株矮小，果实也很小，仅供观赏而已。作者又函托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傅角今先生转托该校雷明德先生调查，雷先生于1956年10月23日回信，也称西安及其附近就目前所知，尚无人种植柑、橘^[80]。

由上所述，可见现今黄河中下游很少栽培柑、橘，要特殊保护，才可成长，且生长发育不佳，仅供观赏或实验而已。

秦岭—淮河以南则与秦岭—淮河以北大不相同，在一定的海拔以下，一般不需特殊保护，就可以种植柑、橘。大概陕甘境内秦岭南坡的柑、橘产区，是我国现今柑、橘分布纬度最高的、不需人工特殊保护的经济栽培地区（相当于北纬33°余）。就目前所知，如甘肃的徽、成县^[81]一带和陕西城固县的升仙村，都有柑、橘生产，升仙村尤为著名。该村有相当广的柑、橘林，树种颇多（学名不详），株高可达3 m以上，果实颇大、味甜美，和四川所产的相似，过去为贡品，现代远销西安、兰州等地^[82]。

至于广东、福建沿海在一定海拔以下的地区，柑、橘的生存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较为有利，不仅是我国，而且是世界上栽培柑、橘最好、最多的地区。此区以南，为终年湿热的热带气候区域，柑、橘的植株生长虽然很快，但是发育却差，花少果劣，反而不及副热带沿海地区所产的柑、橘果实甘美。

应该指出，柑、黄甘、楱、橙、橘、柚虽然都是副热带果树，可是它们的品种不同，因而它们的生长条件也不一致。如橘类（Citrus reticutala Blanco）的耐寒力大于甜橙（Citrus sinensis Osbeek），可分布于较甜橙为冷的地区；甜橙的耐寒力又大于酸橙（Citrus aurantium Linn.），因而甜橙可分布于较酸橙为冷的区域；酸橙的耐寒力更小，故分布在更暖的地区。

至于影响上述几种柑、橘的自然条件是错综复杂的，例如在近海或濒大湖而气候可受海洋或大湖调节的地区，或有其他因素使其成为较温暖湿润的区域，则柑、橘的分布可达到纬度更高的地域，欧洲的地中海、苏联的黑海和里海沿岸的部分地区，柑、橘分布的地区达北纬44°许，就是显著的例证。总括地说，柑、橘分布地区的纬度在大陆东西岸是不同的，东岸如我国可达北纬33°多，西岸如欧洲的地中海、苏联的黑海和里海一带，却可达北纬44°许。

枳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较上述几种柑、橘耐干寒，在我国年平均气温16℃以下，或最冷月平均气温在0℃以下地区还可生存。全休眠期，气温短期降到-20℃也不会被冻死；如系长期低温就有不利影响，会发生发芽困难等现象；如气温更低，则无法生存。因此，枳在现代的华北南部还有栽培，例如青岛即栽培了几株枳^[83]。

柑、橘的生存条件虽略如上述，但是在米丘林生物学的理论指导下，培育耐寒品种，加上御寒设备，可以使柑、橘新杂交种栽培到纬度更高、更为寒冷的地区。比如苏联培育的柑、橘杂交种，是一种矮小的、匍匐的、落叶的木本植物，其耐寒力较枳还大；加以挖壕栽种，冬季在壕上盖竹帘、茅草等保温，所以它能在北纬50°多、更为寒冷的地区种植。不过毕竟新杂交种的性质既已改变，而该处环境的条件也大大不同，所以该种柑、橘不仅形态特殊，它的果实品质也较差，与我国闽粤大陆沿海柑、橘的植株高大、果实甘美，是有很大不同的。

荔枝（Litchi Sonn.），古籍或作离支，为无患子科（Sapindaceae）常绿乔木。荔枝的生态和具体分布，亦如柑、橘，目前了解也很不够。大致地说，它属副热带季风区植物，与柑、橘中若干品种同是我国华南大陆沿海地区的特产之一，所以荔枝的生存条件在某些方面和柑、橘相似，如性好温湿，不耐很长期的过低温度或过高温度，但又需一定季节的较低温度，以利开花结果。在较为干寒的地区，如果不改良品种，或缺乏人工御寒，或缺乏灌溉的措施，固然生长发育不好，甚至不能生存。在终年湿热的热带区域，生长较为迅速，植株高大。但是，如在西印度群岛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3～4年才结实一次，且品质不良；又如我国海南岛的荔枝，果实核大，肉薄且酸，当地人们把它的植株当作木材砍伐^[84]。可见荔枝所要求的生存条件，较一般柑、橘为严格，这突出地表现在温度条件上。荔枝虽需要有较为干寒季节，但是耐寒力却较一般柑、橘为低，夜间很短时间（几小时）中遇-4～-6℃的低温虽无显著影响，但是如果时间较为长久，或遇更低的温度，则生长发育会遭到不利，甚至死亡。正由于这样，我国华南大陆沿海就成为现今我国，并且是世界上栽培荔枝最多、最好的地区。长江流域中仅川江河谷的南部，如泸州一带种植尚多，其他地区在人工保护下勉可栽培；秦岭—淮河以北，则无栽种^[85]。

2.秦汉时代我国柑、橘、荔枝的分布大致与现代相类似

秦汉时代，我国柑、橘、荔枝的分布与现代大致相似，柑、橘不需人工特别保护可成经济栽培区的北限为秦岭—淮河，荔枝的主要经济栽培区在广东大陆沿海一带，此中情况，可以文献证明。

载籍虽称秦汉时代，秦岭—淮河以北有柑、橘、荔枝可吃^[86]，东汉光武帝并赐过匈奴单于^[87]，汉代长安、洛阳附近且多皇家园林与私园苑，培植奇花异果^[88]，但是西汉武帝以前河域的君主、贵族所吃的荔枝来自岭南，如《西京杂记》卷三称，南越王赵佗献汉高祖荔枝。

汉武帝在当时长安的上林苑种植柑、橘、荔枝，是文献可考河域种植相当数量的柑、橘（枳壳例外）和荔枝的开始。《西京杂记》卷一称 “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橙十株”云云。平津馆本《三辅黄图》说：“扶荔宫，在上林苑中，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甘橘之类。”（《玉海》大致相同）丛书集成本《三辅黄图》卷三说：“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本注：“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甘橘，皆百余本。”^[89]

汉代在长安、洛阳一带栽种柑、橘、荔枝的成绩怎样呢?据司马相如《上林赋》称，长安一带的柑、橘生长发育情况是，

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椁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沓、离枝^[90]，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东汉洛阳亦有柑、橘，《艺文类聚》卷六二引李尤《德阳殿赋》说：“橘柚含桃，甘果成丛。”好像当时长安、洛阳一带栽培柑、橘、荔枝的成绩颇佳，吃的柑、橘、荔枝是当地生产的。

但是（晋）左思批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多非实录，并指出“卢橘夏熟”一语为例证。（晋）晋灼注《汉书·司马相如传》的《上林赋》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集于一也。”

（宋）程大昌《雍录》卷九称：

相如之赋上林也，固尝明着其指曰：此为亡是公之言也。亡是公者，无此人也。夫既本无此人，则凡其所赋之语，何往而不为乌有也。知其乌有而以实录责之，故所向驳碍也。（又称：）相如而置辞也，包四海而入苑内，其在赋体，固可命为敷叙矣。而夸言飞动，正是纵臾使为，故杨雄之为劝也。

又大昌于《雍录》卷一〇《荔枝下》，引《三辅黄图》说法后，指出：(www.xing528.com)

按此即相如赋所谓答沓、离支者矣。离支之实，既至长安，而繁伙答沓，或是夸言。而谓离支有木在上林中，则自可移种，不可臆度以为无有也。

（宋）蔡襄《荔枝谱》卷一认为：“司马相如赋上林，云答沓、离支，盖夸言也，无有是也。”^[91]这是前人明确指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所叙植物生长发育的诸多问题。程大昌和蔡襄二人更批评《上林赋》中所叙荔枝的繁茂情况是夸言。

以上两种不同说法，究竟谁是谁非呢?徐中舒认为司马相如的赋和左思的赋序都有道理，他们的不同是由于所处时代有先后，所见植物生长发育的情况当然有不同，这种不同及东汉光武的东迁，是由于“西汉以后，西北气候渐趋干寒”；“东汉以后，关中气候转变至骤”；“汉晋气候转变所致”^[92]。

按诸实际，长卿的赋，显然是有夸张；徐氏的论调，更属牵强。

首先，左思作赋是实事求是，深入了解情况，反复修改，才行发表。如他在《三都赋》序称：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域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时体统，归诸训诂焉。

由上所述，充分说明了左思作赋的踏实，同时也说明了左思批评长卿的赋，不仅观察了晋代情况，还查考了方志，大概追溯了汉代的书籍，有力地证明了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卢橘夏熟”一语是虚构的（卢橘是枇杷，不是柑、橘）。

至于长卿描述西汉长安的柑、橘、荔枝的生长发育情况，有无问题，太冲未明确指出。根据《四部丛刊》本《三辅黄图》卷三：

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甘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至后汉安帝时，交趾郡守极陈其弊，遂罢其贡^[93]。

可见汉代长安本来没有栽培柑、橘、荔枝，西汉武帝开始移植荔枝，想了很多办法，大批种在皇宫的庭园内，有许多专人保护，并得充足的水源^[94]，有御寒的设备^[95]，称栽种荔枝的宫为扶荔宫，君主的重视可以想见。结果还是由于长安缺乏荔枝的生存条件，连年移植，偶有一株生长，发育却成问题，终不能开花结实，武帝虽珍惜，荔枝仍然萎死。武帝采用严刑峻法来督促栽培荔枝者，仍然无效，只好停止栽种。当时居住在河域的君主、贵族所吃的荔枝，贡自交趾刺史部（东汉光武末、明帝初以后改为交州刺史部）。到东汉时，才停止荔枝贡^[96]。交趾刺史部是汉代中国荔枝生产最盛地区。

至于现今我国和世界生产荔枝最多、最好地区之一的福建大陆沿海，却不见于史卷。

汉武帝移植柑、橘于长安的成绩怎样?《上林赋》明载甚佳，却不大可靠；《三辅黄图》语涉含糊，似乎说很少成效；其他载籍没有提到。长卿作赋虽多夸词，然亦有可信的地方，且史籍有汉代以后，长安、洛阳一带种植柑、橘有某些成效的记载^[97]。可知汉代长安、洛阳生长柑、橘并结实一事，似乎不是妄言，不过未必丰盛，果实的品种未必和秦岭—淮河以南的无别。况且以柑、橘较荔枝为耐寒燥，也种在皇宫内，有专人保护，得充分水源^[98]，有御寒设备，则其能栽培于长安、洛阳并结实，并不表明那时气候较今为暖湿。

抑尤有进者，《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司马相如《子虚赋》：“（长江中游）橘柚芬芳。”桓宽《盐铁论·相刺篇》，大夫说：“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于口，味同也。”《艺文类聚》卷六引扬雄《扬州箴》：“橘柚羽贝。”王逸《楚辞·屈原赋》注：“言橘受天命，生于江南。”许慎《说文解字》六篇上《木部》：“橘：果，出江南。”又“橙：橘属。”“柚：条也，似橙而酢。”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〇引（杨孚）《异物志》：“橘树……江南有之，不生他所。”足见当时柑、橘的大量产区皆在秦岭—淮河以南。古籍称汉代河域君主、贵族所吃柑、橘也绝大部分取自秦岭—淮河以南^[99]。巴郡的鱼复县（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北）^[100]、朐腮县（今四川省云阳县西北）^[101]，与岭南的交趾刺史部，都有橘官，为当时御橘的主要供给地^[102]，大致是产橘最盛的区域。又由上引《吕氏春秋·行孝览·本味篇》等书所载汉代柑、橘的分布情况，以及《太平御览》卷九六六引《会稽先贤传》所称东汉时代蜀郡的献橘^[103]，可见长江中下游一带和上游的蜀郡也是当时著名的柑、橘产区。尤足证当时长安、洛阳一带所产柑、橘的量是少的，其质也较差，河域君主、贵族所吃柑、橘绝大部分亦非当地所产。然则汉代长安、洛阳一带柑、橘能少量结实，并非气候较今温湿所致，主要是人工保护的结果，这是十分明显的。

在人工保护下，汉代长安、洛阳的柑、橘虽能发育，但是东汉末年，曹操在黄河下游中部的邺种橘，应该说也有人工保护，能生长，却不能开花结实。《艺文类聚》卷八六引曹植《橘赋》：“朱实不衔，焉得素荣，惜寒暑之不均，嗟华实之永乖。”^[104]

《周礼·冬官·考工记》：“橘逾淮而北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105]《淮南子·原道训》：“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106]又处于秦岭东西段间的南襄隘道之南阳郡境为柑、橘经济栽培区见于东汉文献^[107]。

至于处在秦岭西段以南的汉中郡，据《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一语，可知在汉代有相当数量的橘树栽培，生产情况和当时长江上游的蜀郡、中游的江陵并称。不过《史记》所称汉中郡的产橘区包括升仙村吗?升仙村是柑、橘的原产地之一吗?何时开始栽培?何时开始进贡柑、橘?汉代已为贡区之一吗?这些问题关系本文的确重大，由于《史记》记载汉中郡的橘类生长地点既过简，作者手头又缺乏升仙村柑、橘栽培情况与进贡情况的史料，对该地现今柑、橘的栽培情况又了解不够，因此，对这些问题暂时无法深入研讨。

不过升仙村地处秦岭南坡，较汉代的长安、洛阳为温暖湿润。就它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说，大致和汉代南阳郡境内的柑、橘栽培区相差不大，是可以肯定的。这样，升仙村一带在汉代具备栽种柑、橘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大致也毋庸置疑。就历史和经济条件说，升仙村距长安、洛阳较巴、蜀二郡固近，较交趾刺史部更近；它的开发也较巴、蜀二郡固早，较交趾刺史部更早；该村又近汉代巴、蜀二郡进贡柑、橘北运的主要道路^[108]。在汉代长安、洛阳的柑、橘生产数量既少，质量又差，食用需从远方运来，远方运输又多困难的情况下^[109]，则汉代在升仙村一带，或附近地区栽培柑、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为什么史籍记载不详呢?大概由于升仙村一带及其附近栽培柑、橘的自然条件，毕竟不及巴、蜀郡和交趾刺史部，因而产量和质量均较差，即令是贡橘，也只是次要地区、次要物品，难以与巴、蜀郡和交趾刺史部相比拟。

由上所述，可见秦汉时代一般柑、橘不需人工特殊培护，成为经济栽培区的地理分布，大致以秦岭—淮河为北界；枳则可在此界线以北栽培；盛产柑、橘地区为巴、蜀郡和交趾刺史部；至于现今柑、橘生产最多、最好地区之一的福建大陆沿海地区却不见于记载。

3.福建沿海地区的柑、橘、荔枝

福建大陆沿海是荔枝的原产地吗?秦汉时代有栽培吗?史籍既缺乏记载，古老的荔枝树留存到今的，较早的有千年左右，无法证明福建大陆沿海为荔枝原产地之一，也难以证实秦汉时代已有栽培。不过从闽、粤的地域相近，福建沿海的现今自然条件与广东大陆沿海同是荔枝栽培最好、最多地区之一看，广东大陆沿海既为世界荔枝的原产地，为汉代荔枝的主要供给地，那么福建在汉代已开始种植荔枝是很有可能的。或许是由于福建沿海的冬温较广东沿海为低，古老的荔枝树不能像广东那样继续生存长久所致。据《莆田县志》卷三四《祥异志》载：宋徽宗大观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雨雪，山尽白，荔枝冻死。”明宏（弘）治十四年，“其冬，隆寒，冰（？水）结冰，厚半寸，荔枝冻枯”。可以为证。

至于福建大陆沿海是为柑、橘原产地吗？秦汉时代已栽种柑、橘了吗？这些问题和荔枝相似，缺乏古史为证；古老的柑、橘树留到现在的，仅200年许^[110]，因而分析秦汉时代福建沿海栽培柑、橘历史的困难更多。柑、橘的寿命远较荔枝为短，不过柑、橘中的某些植物，如金柑属（Fortunella Swingle）的金豆（Fortunella hindsii Swingle）在福建沿海广泛野生，可以作为福建沿海是我国柑、橘原产地之一的一个重要论据。

抑尤有进者，即令巴、蜀郡与交趾刺史部的柑、橘，交趾刺史部的荔枝，是秦汉时代柑、橘、荔枝的主要产区和主要贡区，而福建沿海的柑、橘、荔枝较少，甚至没有栽培，此中主要原因也并非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与今有显著差异，而是开发有迟早，生产有先进、落后的差异等所致。巴、蜀郡与交趾刺史部的某些地区开发较早，生产力较为先进，有利的自然条件为人类利用较早；相反地，福建沿海地区开发较迟，生产较为落后，有利的自然条件为人类利用较少、较晚。以后经过历代的移民，地方较为安定，才渐渐开发，生产力得到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密度加大，等等，促使柑、橘、荔枝栽培地区扩展，数量也不断增加。到宋代蔡襄撰《荔枝谱》时，福建沿海已成为当时中国，并且是世界栽培荔枝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了。正如《荔枝谱》所谓：

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

闽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列品虽高而寂寥无纪。将尤异之物，昔所未有乎?盖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当时）福州种殖（植）（荔枝）最多，延驰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城中越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晚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煜如星火，非名画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观揽之胜，无与为比（栽培之盛况，从中可想见。正由于荔枝产量大，自给而外，还有大量运销中外）。（所谓）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111]。

运销盛况，由此可概见，更反映荔枝栽植之盛。

综观上述，可知秦汉时代，中国柑、橘、荔枝的分布大势与现代大致差不多，古今一般柑、橘不需人工特殊保护而成经济栽培区的北界为秦岭—淮河。至于荔枝的分布则以南岭南麓以南为主，广东沿海地区为古今荔枝主要产区之一。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河中游及下游的中部和南部在人工保护条件下，一般柑、橘生长发育不良，主要供观赏；汉时，荔枝在人工保护条件下也难生长，现代则就目前所知，尚无人栽种。福建沿海地区在秦汉时代，即令尚未栽种柑、橘、荔枝，主要原因并非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与现代有显著差异所致，而是开发有迟早，生产有先进、落后等差异所致。这些论据说明了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及下游中部和南部的常年气候与现今没有很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