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候记载在古气候学上的重要性
物候学是研究生物各种生命现象与周围环境间关系的科学,物候记载就是人类观察动植物有机体在生活过程中对于周围外界环境反映的记载。周围环境的要素是很多的,例如气候、地形、土壤和人类等,这些都会影响动植物有机体的生命现象;并且这种影响往往是它们综合的影响,而不是某一要素个别的、单一的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社会的影响,但是就影响动植物有机体直接的自然因素来说,最主要的却是气候[58]。在气候有季节变化的地区,自然界有季节的变化。自然界的这种季节现象,特别是气候的季节变化,会在生物有机体的生命现象中反映出来。当然,自然界的季节变化愈大,则这种反映也愈明显。自然界的季节变化,特别是气候的季节变化有短期、长期和很长期的,因物候现象相应地也有短期、长期和很长期的变化,这些变化就反映了气候的常态和变态。因此,古今物候记载的比较,可以作为研究历史时期气候情况论据之一。
我国黄河中下游自然界的季节变化是相当显著的。我国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很久以前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就开始进行物候观测,并利用这方面的知识,来改进作物的栽培技术。
我们的祖先是物候学的创造者,他们以文学形式记载了物候的观测,流传到今天时代较早、较有系统和材料较为丰富的,当推秦汉时代的一些篇章,如《夏小正》《吕氏春秋》《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易纬通卦验》和《逸周书·时则解》等。这些著作的时代和作者等虽然有些问题,但至少除《夏小正》较早外,一般是秦汉时代的作品,所记地区以黄河中游及下游的中部和南部为主,则可以肯定[59]。正是由于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有物候观测的记载,它就可以作为我们利用古今物候的比较来推断常年气候和物候变迁的宝贵材料。
以古今物候记载的比较来推断古今的气候,当以自然植物与自然动物为准,原始的生物群落更为适当。秦汉时代在黄河中下游以外的某些地区是有原始生物群落存在的,可是当时文献缺乏记载。至于黄河中下游则在人类的影响下,原始生物群落很少存在,广大地区已经垦辟为田地;即令有稀少的原始植物群落存在,也由于文献缺乏,难以考证了。因此,栽培植物和候鸟就成为物候记载比较的主要对象。
这些记载和柑、橘、荔枝及旱潦的记载相似,材料上的可靠性存在许多问题;现今物候观测时间既短,地点又少,可靠性的问题也不少,这些都会使得推论困难。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之宝”,慎重地处理,还是可以看出当时气候的轮廓来的。
考物候观测见于秦汉载籍,现今又有记录可资比较的,就是桃、李的花实与燕、雁的迁徙。关于桃、李花实的反常情况,将在后面《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迁》部分讨论,现不赘述;关于燕、雁迁徙的反常记载,则缺乏资料,无以讨论。
为此,本节以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为范围,以古今物候记载的一般情况为资料,来初步推断当时黄河中游及下游的中部和南部的常年气候。(www.xing528.com)
2.黄河中下游古今桃、李花实期和燕、雁迁徙期的比较
古籍所称秦汉时代的桃,大多为Prunus persica(L)Batsch.,李大多为Prunus salicina Lindl.[60]。当时桃、李始花约在阴历二月[61],盛开则为阴历三月[62],与今西安的桃始花于阳历3月下旬以前、李始花于3月中旬[63],大致相差无几。
流域常见的雁,多为豆雁Anser fabalis subspp.[64],为我国冬候鸟之一。春夏之间,它们在苏联的西伯利亚繁殖;寒冷季节(秋季)开始南迁到黄河、长江及珠江等流域。翌年,天气转暖,又回到西伯利亚去[65]。按照它们飞过流域的季节,可分为南翔与北返两期。载籍称雁南翔时期,既说阴历八月或白露之日“候雁来”[66],又说九月或寒露之日“候雁来宾”[67],此外,尚有霜降节“候雁南向”说[68];北返的时期,既说阴历十二月或小寒之日“雁北乡”[69],又说阴历正月或雨水二候“候雁北”[70]。
家燕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 Scopoli[71]又叫作玄鸟,为我国的夏候鸟之一,分布甚广,冬季栖息在南洋、印度、澳洲等地。春季北飞经流域等地而达西伯利亚东南部,秋季又群集向南飞去[72]。我国古籍所称的燕,初到黄河流域时期有仲春、春分及清明三说[73],南飞的时期,则有仲秋、白露、白露二候及秋分四说[74]。
古籍所载燕、雁移动时期,固不一致,过去的人研究亦众说纷纭,如解释古籍对雁南翔在阴历八、九两月都有记载的原因,有的说是母子不同[75],有的说是多少的分别[76]。按诸实际,后说还比较合理,前说则殊嫌牵强。以近年记录说,黄河流域始见雁的时期,大抵自东北向西南递迟。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东部,在阳历9月中下旬,相当于载籍所称阴历八月,或白露之日的说法;山西高原西部、陕北高原及渭河平原,则在阴历十月上旬前后,相当于载籍所讲的阴历九月、寒露之日或霜降节诸说。我国始见燕的时期,大致自西南向东北递迟,渭河平原为阳历3月中旬左右,约当古籍所称春分的说法;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多为阳历3月下旬以后[77],则与清明的说法颇相符合。载籍记载雁南翔期有阴历八、九两月,或白露之日,或寒露之日,记载燕北飞有春分、清明的不同,大概是由于观察的地域不同所致。至于雁北返与燕南翔的季候,目下虽无记录可资比较,但是阴历十二月或小寒之日,正值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最寒冷的时期,雁尚不致北返,则所谓“雁北乡”的“乡”,或为将往的意思,正月才北旋,它们的时期或在雨水二候前后。
综观上述,可知文献中记载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及下游中部和南部桃、李花实时期和燕、雁迁徙时期,虽不够精密,并且又有不同说法,但是这种差异,有的是由于观察地点不同所造成的,有的是生物出现多少不一而形成的。我们不能根据这些差异来作为当时常年气候和现今有很显著差异的证据。以秦汉书籍所记载桃、李花实的时期及燕、雁迁徙的时期,来和现今黄河中游及下游中部和南部少数的短期记录比较,也大致符合。由此可见,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与今无很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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