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现在还是我国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区。无论研究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或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应该很好地了解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历史上气候的情况又是研究该地区自然环境发展过程的首要问题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该区景观发展过程的首要问题之一。因而黄河流域在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就成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颇多,大致来说,有两种看法:
(1)主张气候日趋干寒。主张这种说法,有的没有指明气温变迁和降水变迁的程度,我国人如程伯群[1],外国人如苏韦佩(Arthur C.Sowerby)和勃克斯登(D.Buxton)[2];有的认为古代黄河流域的气温、降水至少与现今长江流域,或更以南的地区相当,如蒙文通和胡厚宣[3];有的说气温没有变迁,降水量则古多于今,如齐敬鑫[4]。他们的重要论据不外是:古今气候时有变迁;与中国处在同一块大陆上的欧洲气候变迁情形与黄河流域(以下简称“流域”)差不多;从流域范围内发掘出来文物上所载的气象情况和现今江南相近;沙漠的南侵流域;所谓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在史前为东北,在上古为流域,在中古为长江流域,迄于近代,则俨然又有自长江流域移于珠江流域的趋势;还有流域森林的破坏,川泽的湮灭,稻米种植的减少,蚕桑的衰败,竹类的少见,以及水牛、咒象、貘獐[5]、竹鼠、野猪等的绝迹。
(2)主张气候的变迁好像脉动,并没有日趋干燥的现象,如竺可桢、吕炯、郑子政等[6]。他们的重要证据却是树木年轮呈干淫交替的现象,历史上冰、雪、大寒和陨霜杀稼等奇冷年份的多少,以及雨旱灾,或旱涝灾出现比例的大小,都表现为脉动状态,太阳黑子的记载也是多少相同的。—般说,多少探用了史料与自然观察相结合的方法。
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有依据,但是究竟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气候怎样?值得深入研讨。
作者认为要比较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研究对象上,应该从气候的每个方面着眼;在研究资料上,应该以史料与自然观察相结合。因为气候的研究对象,就地区范围说,有大区域和局部的不同。在广大区域内,由于各局部地区受自己特殊的地方因素影响(例如地势、方位、土壤条件、地表状况,或植物覆盖层特性等的不同),而有局部的差异[7]。
就气候的性质说,又有常年与变迁的不同。所谓常年气候,就是指气候的一般情况。气候既是研究某一地区大气过程的规律性,这个大气过程的规律性,是由于该地区的太阳辐射、高低气压的推移、大气环流和地面的状况,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它使该地区有着一定的天气特性。这种特性中有一般情况,就是常年气候;同时也有变动的情况,就是短期的变迁(指季节变化和季节内的变化)、长期的变迁(指世纪内的变迁)及很长期的变迁(指世纪以上的,甚至数千年的变化)。无论从大区域,或局部来研究历史时期的气候,从一般情况,或变迁情况来推断历史时期的气候,都由于角度不同,只能说明某一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一部分。因此,要了解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代的气候全貌,最好从各个角度来研究。
至于研究历史上气候的资料,除了自然的观察外,还应该与史料紧紧结合。上面所列举的各家研究历史上流域气候自然方面的论据,一般说,的确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气候的常态或变态,但是由于自然现象之有无,或分布的广狭不一,以及它们和气候关系的大小、直接或间接等也不同;况且由于人类的劳动,会使得一般地区的自然现象,受到人类社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单纯根据自然现象来推断历史时期的气候,所得结论往往不够正确,甚至是片面的。反过来说,参考了史料,不仅证据更丰富,并且可以补救用自然现象论证气候问题的某些缺陷,使得结论更全面、更正确。在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的国家,特别是我们的祖国,史料丰富远超世界各国,更应该重视史料的收集。不过,要想从古籍中找到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资料是困难重重的。首先,各朝代各地区就记载的详略不同,历史上各种事实,大抵年代愈久远,则记载愈简略。其次,由于各朝代各时期各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和距离都城的远近、交通的方便、开发的迟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口密度等不同,都影响了抗灾能力的大小和救灾情况的不一样,并且也影响了报灾和记载的情况。第三,气候现象出现时间的久暂,发生地区的广狭,影响程度的大小等,史籍不可能精确的记载。第四,以唯心的观点来记载,或解释气候现象,淆乱了真相。第五,有匿灾[8]、妄报[9]、失载[10]、失传、后人传抄的错讹、伪作等。
以上所述问题,都会使得根据史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气候遇到许多困难。因此,单纯根据史料,或史料处理不当,就往往会产生下列偏差或错误:如强调气候变化的决定性的作用,或忽视气候变化的真实情况,或忽视它在自然现象中的应有地位。由此可见,研究历史时期的气候,应该将史料和自然观察紧紧结合,慎重地、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分析。(www.xing528.com)
作者就根据上述诸原则,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秦汉时代的气候。秦汉时代是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初(秦始皇二十六年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约当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共440多年,以汉代为研究重点。秦汉时代去今很远,自然观察的资料极少,如既无测候记录,又缺其他自然现象的记载,树木年轮的资料也无法获得,至于其他自然现象的观察也暂难进行。
当时史料除上面所述的情况外,加上那时阴阳五行的说法盛行,人事附会灾异的风气很盛,往往以微妙不可通的俗语来解释灾象,后儒注释,有些又是望文生义,益加纠缠不清。这些都使得研究发生困难。但是其中汉代者较其前为详,阴阳五行家的说法和后儒的解释中有关灾象部分,仍然是宝贵的史料,只要辩证地使用,扬弃它们的唯心部分,还是可以作为研究的论据的。
本文所选择的地区为黄河中下游,是指陇山以东,秦岭、淮河以北,北山以南,太行、西山、小五台山、燕山等山脉以东和以南,和渤海、黄海及山东丘陵以西的地区。就自然地理区域来说,中游包括渭河平原和豫西丘陵的西部,下游拥有华北平原和豫西丘陵的东部。就汉代的行政区域来讲,中游约当三辅、弘农,下游则约为豫、兖、冀三州的全部,司隶的东部,徐州的北部,青州的西部,以及幽州的南部和中部。就汉代中国的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来说,莫不以这些地区为重要;重要地区的记载较详,研究的论据当较为丰富。
至于本书所称的黄河中下游,与水文上的黄河中下游是略有不同的。其原因,除掉它是汉代中国的最重要地区,因而资料最为详尽外,并且由于气候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面,不是一条线,所以本书的范围就这样确定。同时感到没有其他适当的可以概括这个地区的名称,也就姑称为黄河中下游地区。
这个地区虽然相当大,但自然环境大致相似,同属于华北自然区。气候上更相类似,同属于华北气候区,大同中虽有小异,例如中下游的气候是有区别的,中下游中的各地区也有不同;不过以秦汉时代史料的缺乏,从大气候来研究,还是不算过广,同时由于资料的关系,本书统计分析的重点将放在本区的中部和南部,特别是在长安、洛阳一带。
作者就以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范围,争取采用史料和自然观察紧密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当时黄河中下游区域的常年气候和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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