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国柑橘荔枝分布情况对比现代

秦汉时代，我国柑、橘、荔枝的分布与现代相似，柑、橘不需人工特别保护可成经济栽培区的北限为秦岭—淮河，荔枝的主要经济栽培区在广东大陆沿海一带，此中情况，文献可以证明。

古籍中虽然称秦汉时代，秦岭—淮河以北有柑、橘、荔枝可食^[11]，东汉光武帝并曾赐予匈奴单于^[12]，汉代长安、洛阳附近且多皇家园林与私园苑，培植奇花异果^[13]，但是西汉武帝以前河域君主、贵族所吃的荔枝来自岭南，如《西京杂记》卷三称，南越王赵佗献汉高祖荔枝。

汉武帝在当时长安的上林苑种植柑、橘、荔枝，是文献可考河域种植相当数量的柑、橘（枳例外）和荔枝的开始。《西京杂记》卷一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橙十株”云云。平津馆本《三辅黄图》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甘橘之类。”（《玉海》大致相同）丛书集成本《三辅黄图》卷三道：“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本注：“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甘橘，皆百余本。”^[14]

汉代长安、洛阳一带栽种柑、橘、荔枝的成绩怎样呢？据司马相如《上林赋》称长安一带的柑、橘生长发育情况，

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椁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遝、离枝^[15]，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东汉洛阳亦有柑、橘，《艺文类聚》卷六二引李尤《德阳殿赋》说：“橘柚含桃，甘果成丛。”好像当时长安、洛阳一带栽培柑、橘、荔枝的成绩颇佳，吃的柑、橘、荔枝是当地生产的。

但是晋代左思批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多非实录，并指出“卢橘夏熟”一语为例证。晋灼注《汉书·司马相如传》的《上林赋》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集于一也。”

程大昌《雍录》卷九称：

相如之赋上林也，固尝明著其指曰：此为亡是公之言也。亡是公者，无此人也。夫既本无此人，则凡其所赋之语，何往而不为乌有也。知其乌有而以实录责之，故所向驳碍也。（又称：）相如而置辞也包四海而入苑内，其在赋体，固可命为敷叙矣。而夸言飞动，正是纵臾使为，故杨雄之为劝也。

又大昌于《雍录》卷十《荔枝下》，引《三辅黄图》说法后，指出：

按此即相如赋所谓答遝、离支者矣。离支之实，既至长安，而繁夥答遝，或是夸言。而谓离支有木在上林中，则自可移种，不可臆度以为无有也。

蔡襄《荔枝谱》卷一认为：“司马相如赋上林，云答遝、离支，盖夸言也，无有是也。”^[16]这是前人明确指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所叙植物生长发育的诸多问题。程大昌和蔡襄二人更批评《上林赋》中所叙荔枝的繁茂情况是夸言。

以上两种不同说法，究竟谁是谁非呢？徐中舒认为司马相如的赋和左思的赋序都有道理，他们的不同是由于所处时代有先后，所见植物生长发育的情况当然有不同，这种不同及东汉光武的东迁，是由于“西汉以后，西北气候渐趋干寒”，“东汉以后，关中气候转变至骤”，“汉晋气候转变所致”［3］。

按诸实际，长卿的赋，显然是有夸张；徐氏的论调，更属牵强。

首先，左思作赋是实事求是，深入了解情况，反复修改，才行发表。如他在《三都赋》序称：(www.xing528.com)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域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时体统，归诸训诂焉。

由上所述，充分地说明了左思作赋的踏实，同时也说明了左思批评长卿的赋，不仅观察了晋代情况，还查考了方志，大概追溯了汉代的书籍，有力地证明了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卢橘夏熟”一语是虚构的（卢橘是枇杷，不是柑、橘）。

至于长卿描述西汉长安的柑、橘、荔枝的生长发育情况，有无问题，太冲未明确指出。根据《四部丛刊》本《三辅黄图》卷三：

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甘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至后汉安帝时，交趾郡守极陈

其弊，遂罢其贡^[17]。

可见汉代长安本来没有栽培柑、橘、荔枝，西汉武帝开始移植荔枝，并且想了很多办法，大批种在皇宫的庭园内，有许多专人保护，并得充足的水源^[18]，有御寒的设备、措施^[19]，称栽种荔枝的宫为扶荔宫，君主的重视可以想见。结果还是由于长安缺乏荔枝的生存条件，连年移植，偶有一株生长，发育却成问题，终不能开花结实，武帝虽珍惜，但荔枝仍然萎死。武帝采用严刑峻法来督促栽培荔枝者，仍然无效，只好停止栽种。当时河域的君主、贵族所食荔枝贡自交趾刺史部（东汉光武末、明帝初以后改为交州刺史部）。到东汉时，才停止荔枝贡^[20]。交趾刺史部是汉代中国荔枝生产最盛地区。

至于现今我国和世界生产荔枝最多、最好地区之一的福建大陆沿海，史籍记载却较晚。

汉武帝移植柑、橘于长安的成绩怎样？ 《上林赋》明载甚佳，却不大可靠；《三辅黄图》语涉含糊，似乎说很少成效；其他载籍中未见提到。长卿作赋虽多夸词，然亦有可信的地方，且史籍有汉代以后，长安、洛阳一带种植柑、橘具有成效的记载^[21]。可知汉代长安、洛阳生长柑、橘并结实一事，似乎不是妄言；不过未必丰盛，果实的品种未必和秦岭—淮河以南的无别。况以柑、橘较荔枝为耐寒燥，也种在皇宫内，有专人保护，得充足水源^[22]，有御寒设备，则其能栽培于长安、洛阳并结实，故此并不表明那时气候与今有显著差异。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司马相如《子虚赋》：“（长江中游）橘柚芬芳。”桓宽《盐铁论·相刺篇》：“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于口，味同也。”《艺文类聚》卷六引扬雄《扬州箴》：“橘柚羽贝。”王逸《楚辞·屈原赋》注：“言橘受天命，生于江南。”许慎《说文解字》六篇上《木部》：“橘：果，出江南。”又“橙：橘属。”“柚：条也，似橙而酢。”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引（杨孚）《异物志》：“橘树……江南有之，不生他所。”足见当时柑、橘的大量产区皆在秦岭—淮河以南。古籍称汉代河域君主、贵族所吃柑、橘也绝大部分取自秦岭—淮河以南^[23]。巴郡的鱼复县（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北）^[24]、朐腮县（今四川省云阳县西北）^[25]，与岭南的交趾刺史部，都有橘官，为当时御橘的主要供给地^[26]，大致是产橘最盛的区域。又由上引《吕氏春秋》等书所载汉代柑、橘的分布情况，以及《太平御览》所称东汉时蜀郡献橘，可见长江中下游一带和上游的蜀郡也是当时著名的柑、橘产区。足以证明当时长安、洛阳一带所产柑、橘的量少，质也较差，河域君主、贵族所吃柑、橘绝大部分亦非当地所产的。然则汉代长安、洛阳一带柑、橘能少量结实，并非气候较今温湿所致，而主要是人工特殊培护的结果，彰彰明甚。

然而，东汉末年曹操在黄河下游中部的邺种橘，应该也由人工加以培护，虽植株能生长，却不能开花结实。《艺文类聚》卷八六引曹植《橘赋》：“朱实不衔，焉得素荣，惜寒暑之不均，嗟华实之永乖。”^[27]

《周礼·冬官·考工记》：“橘逾淮而北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28]《淮南子·原道训》：“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29]又处于秦岭东西段间的南襄隘道之南阳郡境为柑、橘经济栽培区见于东汉文献^[30]。

至于处在秦岭西段以南的汉中郡，据《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来看，可知在汉代有相当数量的柑、橘树栽培，生产情况和当时长江上游的蜀郡、中游的江陵并称。不过《史记》所称汉中郡的产橘区包括升仙村吗？升仙村是柑、橘的原产地之一吗？何时开始栽培？何时开始进贡柑、橘？汉代已为贡区之一吗？这些问题关系的确重大，由于《史记》记载汉中郡的橘类生长地点过简，我们对当时升仙村柑、橘栽培情况与进贡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对该地现今柑、橘的栽培情况也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对这些问题将继续探讨。

不过升仙村地处秦岭南坡，该地较长安、洛阳都要温暖湿润些。就这里汉代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说，大致和当时南阳郡境内的柑、橘栽培区相差不大，都是可以肯定的。这样，升仙村一带在汉代具备栽种柑、橘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也不容置疑。就历史和经济条件说，升仙村距长安、洛阳较巴、蜀二郡固近，更较交趾刺史部近；它的开发也较巴、蜀二郡早，也更较交趾刺史部早；该村更靠近汉代巴、蜀二郡进贡柑、橘北运的主要道路^[31]。在汉代长安、洛阳的柑、橘生产数量既少，质量又差，食用需从远方运来，远方运输又多困难的情况下^[32]，选择升仙村一带或附近地区栽培柑、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为什么史籍记载不详呢？大概由于升仙村一带及其附近栽培柑、橘的自然条件，毕竟不及巴、蜀郡和交趾刺史部，因而产量和质量均较差，即令是贡橘，也只是次要地区、次要物品，难以与巴、蜀郡和交趾刺史部相比拟。

由上所述，可见秦汉时代一般柑、橘不需人工特殊培护，成为经济栽培区的地理分布，大致以秦岭—淮河为北界；枳则可在此界线以北栽培；盛产柑、橘地区为巴、蜀郡和交趾刺史部；至于现今柑、橘生产最多、最好地区之一的福建大陆沿海地区却不见于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