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心区域转移：地理学视角与变化

*本文原载：1947．海疆校刊，1（4-5）。此次主要在引文方面有所修订。

一国人口、政治、经济及文化等之中心，为其国之精华，可称曰核心区域。核心区域并非固定，往往古今有殊，我国即其著例。稽考载籍，我国文化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古代中国之核心区域亦在斯区。其后，重心逐渐南移，浸假以长江下游为核心区域焉。转移之故，耐人寻味。从来研究者甚众，大致言之，约有四说：（一）认为古代河域之盛，由于其时气候较今为温暖湿润；其后，河域气候日趋干燥寒冷，经济、人文遂因而逐渐退化。持此说者，或未明言温度、雨量变迁之程度，外人如克鲁泡特金（Prince Kropotrin）、亨丁敦（E．Huntington）、苏韦佩（Arthur Sowerby）、勃克斯登（D．Buxton）诸氏，国人如程伯群先生是［1～5］；或认为古代河域之温度、雨量又如今江域，如蒙文通、胡厚宣二先生等是［6～10］；或谓温度无变化，雨量则古多于今，如齐敬鑫先生是［11］。（二）河域气候之变迁犹如脉动，并无日渐干寒之征象，唯河域、江域文化之消长，则与温度之稍为降低，暨气旋行径之南移有关，创此说者为竺可桢先生［12～15］。（三）气候无变迁，河域之所以日渐衰微，由于中原迭经大乱，水利失修，而江域反以北人南徙，得以开发，遂日兴盛，主此说者甚多，刘献廷、许承宣二先生即其著者^[1]。（四）河域、江域之盛衰，不在气候之变迁，且河域之气候变迁，犹如脉动，并无日渐干寒之现象，丁文江、吕炯、郑子政诸先生是［16～22］。

按诸实际，古代河域之气候亦属季风型，具浓厚大陆性色彩，故温度、雨量之正常情形固与今相似，即其变迁之程度，亦与近代气象记录相差仿佛；当时之气候变迁犹如脉动，一起一伏，寒暖、干湿之程度容有轻重之殊，然交替而作，并无长期日趋干寒之象，则至为显著^[2]。古代黄河中下游之气候既与今相若，故当时其地之自然植物，除山地林木颇密外，平原地带则为草原及杂有树木之草原^[3]，草莱易芟，故为农场、道路开辟之良好地区；春、夏、秋、冬四季递变显著，使民奋发有为；逐年逐月温度、雨量之变化巨大，灾歉频仍，亦足使民崇尚勤俭；土壤多为淡栗钙土与石灰性冲积土，虽颇有缺点，然富于植物营养所需之矿物质，有灌溉利源，即成沃壤^[4]；而古代河域之天然河湖多于今日^[5]，故灌溉洗盐或碱，均较易举^[6]，抗旱防潦之能力亦较强；益以渠坡之凿治，裨益农业，尤非浅鲜^[7]。此外，河域之矿藏丰富，古人所需之铜铁，取给均便。且陕甘黄土高原与山西高原障于其北与西，高原之外，又有戈壁、流沙绵亘；秦岭限于南境，山高坡陡，老林茂密；黄河三角洲之沼泽棋布，沼泽之外，复有浩渺之海洋。凡此者为古代中国之天然障壁，外敌既难入侵，因得长期安居乐业，致力礼教，蔚为中国文化之摇篮焉。

黄河下游既为中国文化之发祥地，经长时间之利用，沟洫灌溉之利日溥，耕织工艺之术日进，故生民衣食所资之粮食作物与夫桑麻布帛盐铁之业，遂并为当时天下之冠。天然之利既优，足以养民，故人口亦逐渐繁殖，其稠密遂远过其他各区。黄河下游平原坦荡，河川纵横，尤为富庶，水陆交通亦颇便利。人口、物产既集中于此，故商业、都市因而兴起，政治中心遂亦不能远离此区。一地既为人口、政治、经济之中心，则人文荟萃，俊秀辈出，又属势所必然者矣。

如上所述，可知黄河下游成为古代中国之核心区域者，非气候较今为温湿，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矿藏丰富，历史悠久，水利发达，较为安全也。反之，长江中下游之自然植物为森林^[8]，林中水气丰沛，不适人生，古籍号为“温湿”，“瘴毒”^[9]，“卑湿”^[10]，“下湿”^[11]，“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12]，“病湿痹”之区域^[13]；且森林为毒蛇猛兽之渊薮，开发匪易，古籍称为“江南地湿，故多蝮虵”^[14]。然江域之温度既较河域为高，雨量亦较河域为丰，植物之生长季节较河域为长，温度、雨量之逐年逐月变化较河域为小，故江域气候裨益植物之生长较河域为深。江域水泽较河域为多^[15]，故渔采之利，亦胜过河域。况江域地旷人稀，水耕火耨，谋生甚易，民性怠惰，与河域之崇尚勤俭者迥异。《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且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抑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史公以地理环境之不同，解释南北民情、风俗之所以异，其言可谓深切而明著。

迨河域人口过剩，人民自然外移，而大乱频仍，中原鼎沸，河域士女相继徙避；而江域僻处南方，人烟稀少，为发展农耕之良好环境。文化程度高之人士，克服森林困难之能力较大，开辟老林，渐减温湿，“瘴毒”“下湿”“卑湿”“多蝮虵”之恐怖，因其自然环境之优于河域，以故农业日盛；而长江下游当江海之会，为华北平原之延长，属农业最盛之区，为北人南移之鹄地［23］，浸假成为中国之核心区域。黄河下游以糜烂之余，水利败坏，抗旱与潦之能力益低；兼以久耕之土，肥力日减，表土裸露，风吹雨洗，沃壤大都沦于海洋［24，25］；黄河泛滥之历史益久，灌溉不得其法，盐渍土之分布益广^[16]，故以农业衰颓，其重要性日减，非复核心区域矣。足见我国古今核心区域之转移，并非气候变迁之故，乃其他自然因子与人文因子错综影响之结果也。

参考文献

［1］ Prince Kropotkin．The desiceation of Eurasia．Geogr．J．Vol．XXIII，London．1940：722～741

［2］ E．Huntington．The pulse of Asia．New York．1907：208～209

［3］ Arthur C．Sowerby．Approaching desert condition in North China．China J．of Science and Arts．Vol．II，1924：199～203

［4］ D．Buxton．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Oxford，1929：71

［5］ 陈伯群．中国北方沙漠之扩张．科学，1934，1（6）

［6］ 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30，2（3-4）

［7］ 蒙文通．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禹贡半月刊，1934，1（2）

［8］ 蒙文通．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1943（4）

［9］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南京：中山书局，1932，69

［10］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4，4（1）

［11］ 齐敬鑫．陕西省防旱工作林业的任务．中华农学会报，1936（145）

［12］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1925，23（3）

［13］ 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科学，1925，10（2）

［14］ Co-Ching Chu．Climatic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 times in China．Geogr．Rev．，Vol．XVI，No．II，1926，274～282

［15］ 竺可桢．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国风半月刊，1933，2（4）

［16］ V．K．Ting．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siccation of N．W．China．Geografisha．1935，453～461

［17］ 朱炳海译．陕西省水旱灾之纪录与中国西北部干旱化之假说．方志，1936，9（2）

［18］ 吕炯．华北变旱说．地理，1947，1（2）(www.xing528.com)

［19］ John Lee．On the problem of desiccation of the Tarim Basin during the historic times．Science Record．1942，Vol．1．No．1-2

［20］ 吕炯．关于西域及西蜀之古气候与古地理．气象学报，1942，16（3-4）

［21］ 郑子政．两百年来北平之气候．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报告，1932

［22］ 郑子政．树木年轮与北平之雨量．方志，1935，8（6）

［23］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934（15）

［24］ W．H．Wong．Scoliments of North China rivers．中国地质学会志（葛利普纪念册），1931

［25］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第二章，地理·自然环境之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注释】

[1]（清）刘献廷《广阳杂记》，（清）许承宣《西北水利议》。

[2]拙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之蠡测》文论之甚详，正拟修改付梓。文榕生注：文焕然后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定名为《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

[3]黄河中下游山地之雨量较多，古代树木成林；平原区域以雨量较少，汾、渭、洛三河谷殆全为草原，华北平原则为草原，及杂有树木之草原［黄秉维．1940．中国之植物区域．史地杂志，1（3-4）］。

[4]黄土缺乏腐殖质，肥力不如常人所想象之高；且组织疏松，透水亦易［梭颇著，朱莲青等编译．1941．中国之土壤概述．土壤，2（1）；任美锷．1941．西北之黄土与人生．方志，9（1）］。

[5]古代河域之川泽较今为多，黄河下游殆为沼泽区域，时贤论之颇详［蒙文通．1934．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禹贡半月刊，1（2）；顾颉刚．1934．写在薮泽表的后面．禹贡半月刊，1（2）；胡厚宣．1944．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4（1）］；唯河湖之密度并不如诸氏想象之大，拙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之蠡测》一文曾论及之。文榕生注：文焕然后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定名为《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

[6]黄河流域雨量较少，淋溶作用微弱，蒸发作用旺盛，微管作用亦强，土壤剖面所含可溶性盐类本多；在排水不良，潜水面高之地，土壤剖面上部之盐类尤多，甚至形成厚薄不一之盐质结皮，状如薄霜，皆可称为盐渍土。此外，沼海新成之冲积土，以海水之渗漏，盐分亦丰富。盐渍土所含可溶性盐类既多，盐生植物或耐盐植物适于生长，或生长甚佳外，多数农作物殊感不利，轻则收获量减低，重则作物死亡。利用之道，唯有改良排水，并引淡水以洗除盐分或碱质。古代河域盐渍土分布颇广，载籍所谓“澙”“卤”“斥卤”“澙卤”“泽卤”“碱”“硷”“淳卤”之味碱，“无毛”或“少五谷”，或“不生五谷”，盖为含盐分颇丰之盐渍土。然能成为沃壤，广植稻粱者，以开渠灌溉也。若邺以先秦时西门豹、史起之引漳灌溉，汉代以后迭修旧渠，故能“终古斥卤，生之稻粱”（《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篇》，《史记·河渠书》，《史记·滑稽列传附·禇先生补西门豹传》，《汉书·沟洫志》，《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郦道元《水经·洹水注》，纳新《河朔访古记》等）。渭北，以先秦时郑国之凿泾水以灌田，汉代续白渠、龙首、樊惠诸渠，“泽卤之地”乃成“甘壤”（《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蔡邕《京兆樊惠渠颂》）。

[7]古代河域人工凿治渠坡颇多，散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水经注》等书。

[8]古籍所谓“邓林”“豫章之木”等皆在江域。江域之自然植物为森林，详见：黄秉维．1940．中国之植物区域．史地杂志，1（3-4）。

[9]（晋）袁宏《后汉纪》卷八《马援诗〈武陵蛮〉》：“会夏暑热，吏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为室，以避暑气……（援卒），是时军士死者大半。”（《后汉书·马援传》略同）。《后汉书·宋均传》：均监马援军讨武陵蛮，“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水经·沅水注》：“夷山东接壶头山，山高一百里，广圆三百里，山下水际，有新息侯马援征武溪蛮停军处。壶头径曲多险，其中纡折千滩。援就壶头，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终没于此。”

[10]《史记·五宗世家·长沙定王发传》：“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汉书·长沙定王发传》略同）。《史记·五宗世家·贾谊传》：“贾生既辞往，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乃赋以吊屈原。”（《汉书·贾谊传》略同）。《史记·五宗世家·袁盎传》：“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盎兄之子）谓盎曰：‘……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苛，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
《史记·五宗世家·淮南历王传》：“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
《史记·货殖列传》于“三楚”后云：“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
（晋）袁宏《后汉纪》卷一八《顺帝永建四年》：“许敬……汝南平兴人也……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湿，不可迎亲，亲老则弃官归供养。”

[11]《后汉书·马防传》：永元十四年，防等坐徙丹阳，“防为翟乡侯，租岁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防后以江南下湿，乞归本郡（按：即右扶风茂陵），和帝听之。”

[12]《东观汉记·宗室城阳恭王祉传》：“敝（祉之父）曾祖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为侯。敝父仁嗣侯，以舂陵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难以久处于时，见户四百七十六。上书求减邑内徙，留子守坟墓。元帝许之。初元四年，徙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东观汉记·光武纪》，《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及李贤《后汉书注》，《水经·沔水注》，《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四《山南东道·随州枣阳县舂陵故城》略同。唯《太平御览》卷五四五引《东观汉记》，“初元”作“初平”，殆误）

[13]《东观汉记·李忠传》：“忠病湿痹，免。”《后汉书·李忠传》：“李忠，字仲都，东莱黄人也……（建武）六年迁丹阳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病去官（注引《东观汉记》曰：‘病湿痹，免。’），征诣京师。十九年，卒。”

[14]王充《论衡·言毒篇》：“土地有燥湿，毒物有多少；生出有处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虵与鱼比，故生于草泽；蜂虿与鸟同，故产于屋树。江北地燥，故多蜂虿；江南地湿，故多蝮虵。”

[15]长江下游夙号为水乡泽国，中国舟楫最便之区［（周）左丘明《国语·吴语》，《国语·越语》；（汉）赵晔《吴越春秋》；（汉）袁康、吴平《越绝书》］。今太湖区域湖水面积犹占流域陆地面积十分之一（李文澜《太湖流域之水文》），其地古代水泽之密度自远较当时河域为大。至长江中游以今日水泽之多，据考古代之河湖，殆亦较当时河域为多。

[16]河水泛滥与引水灌溉，虽有洗除盐碱之功效，然排水不良，或施灌不慎，不惟无益，适是加重土壤剖面上部之碱性，而成为不毛之地。（汉）贾让称黄河下游泛滥区域，“木皆立枯，卤不生谷”（《汉书·沟洫志》）。（宋）王沿称：“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洛之地近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八月辛巳》条；《宋史》卷二〇〇《王沿传》略同）。近代，绥远民生渠土壤之盐化或碱化，据潘德顿等研究，盖与施灌不慎有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绥远萨拉齐区土壤报告书．土壤专报，4号，北平：北平立达书局，1932）。黄河中下游以灌溉失当而荒废之地，想必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