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胡佛水坝建成以来，人类已在140个国家中，世界上60%的主要河流上建造了约4.5万座大水坝（高度超过5层），所建造的水库面积加起来，相当于整个加州。建造这些水坝的目的是提供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工业用水、水力发电和洪水调节。对水的利用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个阶段，都曾对社会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更是满足了人们对发展的宏大愿望。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水坝对社会和生态系统乃至地球本身造成的影响。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蓄积在上游的庞大水量（约10万亿吨）改变了地球的自转速度和地轴的倾斜度。
众多大型水坝的修建，使4000千万到8000万农村人口被迫背井离乡，由于人类一直沿水而居，随着许多古代考古和历史遗址被淹没，本土文化知识和习俗也不复存在。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往往陷入贫穷，不得不依靠福利救助，甚至栖身于城市的贫民窟中，靠微薄的收入度日，就业也得不到保障。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塞尼亚这样描述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失地、失业、无家可归、边缘化、食物得不到保障、易受疾病侵袭、失去享有公共资源的机会并与社会脱节”。这也使农村妇女的生活雪上加霜，导致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才能维持家庭环境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同时严峻的经济形势，也加剧了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状况。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对大型水坝建设和水流改道计划的反对声越来越强烈，随着保护组织和人权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捍卫水道的特定群体，诸如国际河流网络和欧洲河流网络，不断地涌现。作为回应，1997年世界水坝委员会成立，“以保护受水坝影响的人和环境为宗旨，并确保水坝带来的收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该委员会没有对更广泛的发展议程提出质疑，而是认为水坝虽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需要付出无法接受的不必要的代价以确保这些收益，特别是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这些代价由流离失所的人、下游社区、纳税人和自然环境来承担”。虽然许多国家对水坝的利弊不置可否，但有些国家，比如印度、中国、韩国和某些非洲国家，仍然坚持按照这些方法来实现发展进步。
就像在殖民时代一样，主要目的是让桀骜不驯的原住民定居下来、避免饥荒并奠定利润丰厚的收入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灌溉仍然存在于杰拉多·哈尔斯玛和林登·文森特称之为“仁慈的父系国家”的政治话语中，这些国家应该通过施行正义、公平和平等的新制度来实现社会现代化。
实际上，这种现代化意味着需要将经过几个世纪完善的本土水管理和资源分配方式，转变为集中的管理安排。很多民族志中都记载了传统知识与公共资源管理方式之间微妙的平衡是如何被以发展为先的治理理念扰乱的。
巴厘岛上的水神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悠久的传统制度把宗教信仰和部落社会结合起来，并赋予乡村牧师管理流经梯田的错综复杂的水文系统的权力。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兰辛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加强控制、推行发展目标以及促进生产的“科学”方法等做法，被迅速证明可持续性低，践踏了小心翼翼平衡的社会互惠原则，也不适用于复杂的本土生态系统。
印度的国家独立与前总理尼赫鲁所说的“水坝是现代印度的神殿”息息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坝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从未中断，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重大争议持续困扰着纳尔默达河谷开发项目，主要是因为在没有征询150万即将流离失所的民众意见的情况下，政府提议在纳尔默达河及其支流上修建30座大型水坝，135座中型水坝和3000座小型水坝。根据国际联盟纳尔默达河之友的说法：
大坝的支持者声称该计划将提供大量的水和电力，正是实现发展目标所迫切需要的……然而，透过特权阶级的华丽辞藻、谎言和托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就突显出来了。大量的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主要是部族和达利特人）被剥夺了生计，甚至被迫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为水坝让路。这些水坝建立在令人难以信服的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主张的基础上。
大水坝在国家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好比核弹对军火库的意义。它们都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代表着切断联系，不仅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地球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二者之间的理解也被切断。他们扰乱了鸡蛋与母鸡，牛奶与奶牛，食物与森林，水与河流，空气与生命，地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
巴厘岛上的水神庙
印度纳尔默达河上的萨达尔·萨罗瓦大水坝
改变水的流向，使其为工业生产服务，也突出了公共水资源的继承权概念与将水制造为可销售的商品之间的冲突。仍然以印度为例，过去10年中，可口可乐公司在喀拉拉邦普拉奇玛达村，泰米尔纳德邦西瓦冈格阿地区，以及拉贾斯坦邦卡拉德拉村设立的大型罐装工厂持续引发重大争议。诉讼大战仍在继续，社区行动小组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对水的使用已使周边地区的地下水位大幅降低，并造成地下水污染，对当地农民的长期用水权构成了事实上的侵占。
水流的彻底改变也会对水生生物和依赖水生生物的物种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水坝阻止淤泥补给肥沃的三角洲地区，并使营养物质无法到达海洋，为海洋生物所利用。快速流淌的水释放出急流，这些急流冲刷着干涸且脆弱的河谷，侵蚀河床和河岸，造成水土流失，损害河流和沿海生态系统的水质。没有鱼梯的水坝还会阻止许多鱼类必须经历的溯河产卵。
水坝下游的人类和其他物种也面临着其他风险。大型水库的修建，增加了相关地区发生地震活动的风险。如果水坝受到地震或其他事件的影响，还会额外增加该地区的洪水风险。很多重大的大坝事故，通常由大雨或建筑缺陷而引起。现在大坝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三个橙色点，因为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定，该地被归类为“具有危险力量的设施”。
尽管大规模的蓄水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口也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市贫民窟，但某些地区仍然缺水，这意味着约有10亿人口缺乏安全的饮用水，超过20亿的人口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人类在自身活动中对水的利用也对水质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苦果仍然由世界各地的穷人来承受，每天有1万至1.4万人（主要是儿童）死于水媒疾病。干净的塑料瓶装矿泉水似乎已经成为西方青少年手中必不可少的物品，而生产一瓶水所消耗的水量是其容量的6倍，这是多么的不平等啊！
水具有溶解和携带其他物质的能力，这意味着污染的代价由所有动植物共同承受。水坝和灌溉导致众多生态问题，大片土地盐碱化便是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定期浇灌浅根作物会使潜水面提升，使盐分渗入地表，污染土壤并降低土壤肥力，即使是原生植被也无法生长。大部分的灌溉用水依赖于抽出的地下水。地下水存量有限，含水层也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重新补给，而且许多含水层还含有对土壤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的盐分和其他矿物质。就像古代农业制度下，人们为实现“绿色沙漠”所付出的努力因盐碱化而失败一样，如今盐碱化已成为以色列、美国和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澳大利亚为例，农民所说的“白死病”正影响着超过500万公顷的土地，并且在未来50年中，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3倍以上。
菲律宾马尼拉的“河畔”民居
污染状况也因河流流量减少而加剧。过度蓄水和抽水阻碍了一年一度的急流冲刷，而许多河流都曾依靠这种急流清除碎石，并将淤泥和较重的污染物带到海洋中。流量减少还意味着水道中的盐分和污染物得不到充分稀释。虽然人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科罗拉多河流到墨西哥的时候，早已沦为股股盐水细流，墨西哥农民只能用这一“死亡液体”浇灌他们的大片农田。
尽管人们为保护河岸地区，付出了很多管理成本，但工业化耕作方式已将化学物质和其他污染物释放到河流中。许多现代农作物不仅需要依赖除草剂和农药（导致植物和昆虫大批量消失），还需要大量使用化肥，导致河流中养分过剩，不仅会对杂草的生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还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即水体缺氧。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河流两岸水草丰美地带密集的奶牛场排放的富含营养的泥浆。
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工业废气引起的酸雨问题，酸雨遏制水生植物的生长。酸雨不仅可以毁坏森林，还使加拿大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形成死湖，只有藻类植物（转板藻或“大象鼻涕”）才能存活。水生生态系统承受着如此多的压力，而人类还在不断地排水造田，因此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预测，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上41%的两栖类物种，将被迫灭绝。
自1970年以来，国际油轮船东防污染联合会记录了一万多起漏油事件
当然，无论是从比喻意义上讲，还是从字面上看，一切都在海洋里终结，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对污染的影响更加敏感。数百万吨的人类废物经由排污口持续地排入海洋；工业重金属污染随着每一次疏浚向下游和河口外转移；石油泄漏和其他化学灾难越来越频繁，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着多重压力。海岸线供养着多种物种的海草和其他水生植物正在消失，小型生物正在忍受窒息之痛。受污染、温度升高和海平面变化等影响，珊瑚礁这种生长了数千年的色彩缤纷的万花筒，正在变灰并死亡，以至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预测，到21世纪中叶它们几乎会全部消失。
红海的珊瑚礁
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说，“海洋可以洗涤一切邪恶”，尽管历史上许多社会都相信，“大水池”吸收、净化和再生的能力无穷无尽，但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个危险的错觉。
物质污染并不是海洋环境面临的唯一压力。噪声污染（声霾）正在影响着所有依赖回声定位进行相互交流并在海洋中寻路的物种。随着极地冰盖的萎缩，西北航道的开放，北方航运的迅速发展，发动机的隆隆噪声、大陆架的地震成图以及天然气勘探作业，使水下噪声大幅度增加，甚至达到了鲸鱼和海豚回声定位所使用的频率。(www.xing528.com)
采矿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水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目前世界各地采矿业蓬勃发展，以满足工业发展对矿物的需求。水的冲击作用侵蚀河岸，水体因此变得浑浊。采矿作业需要大量的水来清洗矿石，虽然环境监管机构在努力改善这一情况，但是采矿废水仍是主要的污染源。特别是使用氰化物等剧毒物质从矿石中提取矿物时，虽然理论上，这些污染物只存在于尾矿坝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渗入到河流中。正如政治家所说，“一切都终会泄漏”。
采矿活动对下游的用水者和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但采矿业通常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跨国采矿公司与中央政府机构关系融洽。因此，他们可以扩大开采范围，甚至政府也鼓励他们这样做。人类学教授斯图尔特·基尔希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奥克泰迪河源头进行的采矿活动，他在报告中指出权力上的悬殊导致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全世界范围内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矿业积极扩展到新的区域，尤其是亚太地区，采矿活动导致当地河流被占用和污染，损害了当地经济活动和当地居民的福祉。暴力抗议和资源战接连发生，人们为维持社会稳定和民生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围绕采矿对水的影响的纷争并非现在才有。日本古代学者熊泽蕃山（1619—1691年）曾发出警告，“开挖矿产并出口到国外，正使日本的山脉崩塌，河流变浅”。更让他担忧的不是水污染，而是人已不再与自然和谐共处。1877年，日本东京大学的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经过江户时代（1600—1867年）的精心治理，东京供水系统的纯净度已经超过了巴黎和伦敦。但是工业化和国际贸易意味着采矿收入已经开始超过农业收入。
刚过了十年，东京北部渡良濑川附近的农民就请愿关闭足尾铜矿，因为铜矿污染了河水，毁坏了他们的田地，也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水变成了青白色，鱼都死了，吃过鱼的人都生了病。当鱼的销售被禁止后，渔村也崩溃了。1888年和1890年的大洪水使问题更加复杂：庄稼枯萎，农场工人生疮，村民恳求中央政府关闭矿场。但当时铜是日本的第三大重要出口物资，并且“为了满足快速现代化的需求，日本明治政府（1868—1912年）不愿意立即采取行动限制采矿活动”。
现代采矿技术可以防止此类极端水污染事件发生，至少在按要求采取环保措施的地区可以实现。但是，采矿业和其他工业废水中潜伏着更多污染物，可同时影响到淡水和咸水。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乔安娜·伯格和迈克尔·戈菲尔德描述了汞、镉、铅等金属在海洋生物体内的积累：
昆士兰石榴石山的卡加拉矿场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而获取食物，包括藻类、贝类，其他无脊椎动物，如甲壳类，章鱼和鱿鱼，鱼、鸟及鸟卵、海洋哺乳动物……金属存在于溶液中，与悬浮微粒结合或被生物体吸收。一旦进入水层或水底沉积物中，金属就会在生物体内积累。
许多湖泊、河流和海洋也因药物和清洁产品污染水质受到损害，如类固醇、激素、抗生素和抗炎药，以及清洁剂、防晒霜、香水和兽药等人们用来清洁和美化自身和环境的物质。这些物质被排泄到水中，又没有在污水处理的过程中去除，导致水中“多种此类物质浓度升高，不仅会对水生生物造成伤害，同时也对人类构成潜在风险”。比如循环利用避孕药影响生育能力，类固醇和激素打破人体化学平衡，甚至用氯处理饮用水也能带来风险。
“陌生人的物质”，比如他人的污染性液体，就像污秽的洪水一样，构成令人极度反感的污染物。难怪即使从科学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水处理技术已经有所提高，人们对饮用水水质的担忧却不降反增。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工业化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更加疏远。如果社会联系足够紧密，共享水和物质并不是什么问题，共浴甚至共饮一杯水能够直接反映出人际关系中的亲密程度。而陌生人的物质则另当别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卫生和“自我约束”，对水质的看法也是如此。现在，大多数城市都需要循环用水，饮用曾被不少陌生人使用过的水，虽然令人不快，但却是有必要。
人们与供水企业的关系也日益疏远。长久以来，围绕用氯和氟化物处理水发生过多场激烈的辩论，现在许多本地供水公司都被跨国公司收购，人们对跨国公司的不信任，更是加深了这些疑问。人们同样也不信任农业工业化及其活动对河流的影响，为此忧虑重重，认为在流经农田和工业区之后，水质会进一步遭到破坏。
基于这些内在原因，人们不愿意喝廉价的自来水，有时宁愿为从水源地妥善收集瓶装的“纯净”泉水支付百倍的费用，瓶装泉水保留了“活水”和“治愈之水”等未被玷污、未受损害的含义，这与罗马人关于“原始状态的”水流的概念以及基督教徒将水作为精神物质的观念相吻合。此类产品的呈现方式清晰地传达了生成性理念，例如，在依云矿泉水广告中，象征着新生的婴儿在水下跃动，而富维奇的广告，则暗示富含碳酸的矿泉水中，蕴含着火山爆发的强大力量。
依云矿泉水广告中的婴儿画面
富维奇的广告中水如火山喷发
预计未来几十年内，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将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气候变化将加剧这些问题，并导致气温升高，冰川大量融化。即使是在地球上最潮湿的亚马逊地区，这些影响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曾说这里“在旱季，每天都下雨。在雨季，雨每天下个不停”。如今，“一切都变了……红色的尘土覆盖着贝伦……雨林已不复存在，只有草地、愤怒、饥饿的人、烧焦的树干和营养不良的牛”。
古斯塔夫·多雷1866年绘制的《大洪水》
葛饰北斋的作品《神奈川冲浪里》，创作于约1831年，彩色木版画
亚马逊盆地地区的干旱和水流波动富有积极意义，为地球上的海洋补充了约五分之一的淡水。水流在全球范围内的波动同样发人深省：气候变化除了导致干旱以外，似乎也使降雨变化无常，并使极端天气事件增多。世界各国遭受的洪涝灾害愈发频繁。
被洪流席卷而坠入“爱”的海洋是值得肯定的，但多数情况下，洪水代表失控，席卷干燥的陆地，威胁到个人的界限和生存——“我不是挥手，而是溺水”。当路易十五预见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将席卷法国社会时，他用比喻表达了被水或公认的事件淹没的恐惧。即使是家庭内部发生的小规模洪水也能引起人深深的不安，因为它破坏家庭秩序，带来污染。但是，最让人恐惧的还是重大洪涝灾害，洪水毫不留情地扫清它们前进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阻碍。当河水决堤时，湍急的河水便体验到正常水流受伤破裂的滋味。
萨摩亚人海滨的“沙滩小屋”
新奥尔良、布里斯班、密西西比州和其他近几年被洪水摧毁的城市里，河边居民正经历着这些。尤其像孟加拉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每每令人沮丧。毫无疑问，人类活动使这些问题恶化。人类排干河岸和沿海湿地中的水，砍伐森林用于发展农业，导致原本用来吸收丘陵山区地表径流的植被层被清除，用不透水的混凝土覆盖大片区域，还将原本蜿蜒的河流取直。当然除此之外，人类对水的最严重的破坏还包括，气候变化导致降水形式更加不稳定，引发大风暴使洪流涌向河流下游。地震活动更加频繁，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也感受到了跨越海洋而来的海啸的恐惧，这些地区由于失去了用于缓解潮水侵袭的红树林沼泽，变得更加脆弱。
随海啸而来的巨浪吞噬人们的生命，仿佛地狱巨大的胃逾越了界限，来到安全的大地上掠夺吞食，使一切都陷入混乱。经历过海啸的人们不再认为海岸线能够保障安全。例如，2009年萨摩亚发生的海啸吞没了许多村庄，幸存的人们不愿返回他们世代居住的海滨之家。
澳大利亚一座已干旱三年的农场
全球范围内水的无序流动及其对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在干旱时得以体现。干旱地区遭受旷日持久的旱灾，关于气温升高的预测结果对人类和其他生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与洪水一样，干旱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是失去活力、生成能力和生命的最终体现。随着荒漠化的蔓延，越来越多的群体失去生计，曾经的生活方式也无法延续。环境难民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但现在很少有国家愿意接纳大量移民，更别说移民还会“污染”并破坏社会和文化稳定性。随着围绕水和其他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不情愿只会更加强烈。
许多背井离乡的环境难民并不是发展直接的受害者，这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生态系统并不能无限地支持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生态系统也无法继续供养其他非人类种群，栖息地的丧失和多种形式的环境退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影响。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灭绝事件，但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第一起由人类活动导致的灭绝事件。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为，“据专家估计，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物种迅速消失的速度，比预期的自然灭绝速度高出1000至10000倍”。而且，“这还只是保守估计”。除了人类是否有权导致其他物种灭绝引发的道德争议之外，将众多参与者驱离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似乎并不明智。如果行星系统中水有序流动遭到破坏，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任何物种，都无法避免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汉森教授所预测的“地平线上的暴风雨”，很可能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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