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构成生命、健康和财富的力量

水一直是人们沉思和情感投入的对象，水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以赞颂水的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代苏美尔人就开始用雕刻的石盆来收集水；装饰喷泉体现了引水渠发展达到的第一个顶峰；公元前600年，雅典以名为因尼克鲁诺斯的喷泉为中心，通过9个喷头向当地民众提供饮用水。

但是，我们所使用的“fountain”（喷泉）一词，正是源于罗马语中的“fontis/fontem”（春天），把水作为生命和社会联系的物质的中心主题在“洗礼池（fonts）”中得到贯彻，用它为加入宗教教会的新人洗礼。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弗朗提努斯时代的古罗马，通过水渠为39个巨大的喷泉和近600个公共水池供水，富裕的罗马家庭和皇家庭院中拥有无数的私人喷泉。尽管在关于希腊喷泉的画面中，水通常从动物的嘴里流出，但罗马人更喜欢使用人像来提供这种珍贵的物质，以此强调他们对人类控水的思想更加自信。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喷泉与天堂的概念紧密相联，天堂一词本身源自波斯语pairi-daeza，意为“封闭空间”，指的是7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墙花园。在这些花园中，天堂的四条河流（用四条水道表示）从代表了《古兰经》中的水源——清快泉的中央喷泉中流出。

在清真寺旁建造喷泉也成为传统惯例，以便信徒在入寺前可以通过净化仪式使自身洁净。辽阔的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加速了这种习俗的传播，苏莱曼一世统治期间建造了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喷泉。伊斯兰花园的设计极富影响力，曾经出现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设计中，并与17世纪莫卧儿国王沙贾罕皇帝在拉合尔建造的夏利马尔花园相呼应。

公元3世纪，罗马喷泉上的马赛克嵌板，水流从海洋之神俄刻阿诺斯的嘴里流出

与之类似的水的意象，强调了新兴的一神教之间的思想流动，描绘了伊甸园的特征。泥金装饰手抄本，如《贝里公爵的最美时祷书》（1411—1416年）描绘了天国花园中的优雅的哥特式喷泉。大型基督教修道院的回廊中，通常会修建一个中央喷泉，上面装饰着赞美圣徒和先知的寓言故事，旨在表示这里是避风港。像早期的伊斯兰喷泉一样，这些喷泉也用于净化仪式，在礼拜前净化身体。

中世纪的爱之园，同样颂扬了水更为世俗化的生成能力，并提供了浪漫的封闭空间。如中世纪诗歌《玫瑰传奇》中所述，这些花园里到处都是激情四射的水流，其中的插图描绘了一座位于花园中心的喷泉以及水流从花园中心向外涌出的场景。

不论是从帝国、宗教或世俗意义上来说，喷泉都体现出人们对水的一致肯定。

人们认为水是构成生命、健康和财富的物质，也是力量的来源。那些控制水并供应水的人可以从中看到他们力量的反映。因此，就像18世纪罗马水渠重建时额外增加的巴洛克式喷泉一样，特莱维喷泉在教皇的恩典之下，为民众提供了纯净用水。这时，机械技术更加精细，使喷泉样式更加精致繁复。统治者们热衷于借助强力的喷射艺术品来炫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例如，17世纪晚期，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造喷泉，就是为了体现旧制度在文明和自然方面的权威。

《生命之泉》，莱昂纳多·达蒂作品，微型画，选自《天体》，约1450—1465年

巴基斯坦夏利马尔花园邮票

强力的水流喷射，一直是国家认同感最有力的表达。没有引人瞩目的中心水景的首都城市，称不上完整，就像世界各国争相建造更高的摩天大楼一样，拥有规模最大的喷水设施也是创造财富与力量的能力的终极象征。坐落于日内瓦湖畔，喷射高度达140米高的大喷泉（建于1951年）曾一度获此殊荣，但随后被法赫德国王，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市建造的喷泉超越，后者能够向空中喷射高达260米的水柱。

自18世纪以来，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国家统治者的愿望相呼应。市政府官员们建造了大量的拥有精致喷泉的大型公园，包括会随着响亮的古典音乐作品的节奏及时喷水的音乐喷泉。

对水的力量的赞颂在建筑和景观设计中表露无遗，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中也有体现。巴洛克音乐作曲家亨德尔为乔治一世谱写了《水上音乐》，并于1717年在泰晤士河上的一艘游艇上首次为他演奏。近代，出现了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于1901年创作的《水之嬉戏》（喷泉/水上运动）、克劳德·德彪西1905年创作的《大海》和《水中倒影》。而诗歌对水的美赞颂已久：

中世纪法国诗歌《玫瑰传奇》中的插图，创作于14世纪

谁不经常在海边度过漫长时间，
当海在他的脚下舒展，不起伏也不律动，
出神地注视着这神奇的画面，
阳光下的微笑映在蓝色的镜子上。

这般崇敬也贯穿于视觉艺术中，赞扬水的性质，探索水的美并阐明其蕴含的意义。

随着工业化社会民主程度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富人们纷纷效仿领导人的做法，用邸园、湖泊和喷泉来装点他们的庄园。自18世纪以来，社会名流彰显上流社会身份的方式，是通过拥有精心布置的邸园中庞大的湖泊水体，并建造装饰美妙的泉水和洞穴，让人们能够从视觉上时常联想起古典人物及其拥有的力量。

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给予他们灵感（与中世纪天堂花园遥相呼应）一样，这些彰显贵族气派的景观常常蕴含着通往源头或喷泉的精神之旅的理念。

凡尔赛宫的喷泉

英国威尔特郡的斯托海德花园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一座在亨利·霍尔爵士委托下建造的花园，花园的小径带领游人穿越阿卡迪亚森林，穿过庙宇，到达一处由河神守护的地下洞穴。这处凝灰岩洞穴就是斯陶尔河的源头。一位古典仙女斜倚在清池之畔，有诗云：

洞中的仙女，我守护着这些圣泉，
伴着潺潺流水入睡。
啊，趁着我的酣眠，轻轻地踏着山洞，
无声地啜饮，或安静地沐浴。

布达佩斯的音乐喷泉

《睡莲》，克劳德·莫奈创作于1908年

人们不仅运用欢乐的喷泉从艺术角度赞颂水的美学品质和生成性力量，也充分利用了水推动经济引擎转动的能力。蒸汽机使生产摆脱了对水道的直接依赖。19世纪初，工业革命飞速发展，带动了全球生产活动的发展。

英国威尔特郡的斯托海德

20世纪破晓而来，一些人对此充满了信心并持乐观态度，但另一些人却将其视为破坏和混乱。如今，工业化社会让我们不仅能轻松地前往世界的最远端，而且能开展以水为重要原材料的宏伟社会和材料工程项目。强大的发展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进化思想将人类置于一条道路上，工业化本身以及遵循与工业化配套的各种社会和政治手段被视为“进步”的顶峰。这一推论是对整个世界及其生态系统将由“智慧人类”来调控的一种期待。

重大的社会变革总是反映在水中。20世纪开展的水利工程项目确切地阐明了社会和生态关系决定着事件发展的思想。在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中，人们要求环境更加服从人类发展的需要，从而印证了爱德华·萨义德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即“一种地理上的暴力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世界上几乎每一个空间都被探索、绘制成图，并最终被施加控制”。

波茨坦号远洋轮船，约1852年

水道因此被转变为“帝国之水”，并被期望与历史上形成的水文流动思想相吻合。在温带地区，人们通常认为干旱低等且不文明。把干旱与道德低劣联系起来的观念对殖民地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西部地区和澳大利亚，移民驱离了原住民，并开始尝试绿化沙漠。

这些做法是出于人们对供水充足的乌托邦的憧憬。在乌托邦中，水、自然和人都被加以控制，并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以澳大利亚为例，这些想法通过水的管理方式得以体现，这些方式与原住民6万年来对水的精细管理方式不同，它们具有彻底的指导性。钻孔刺穿了大自流盆地，就像针插在针垫上一样，其数量增长如此之快，导致水平面下降，需要挖掘更深的井才能找到水。农场水坝像麻子一样分布在地面上，用来为牛群储备旱季用水。随着技术力量的增强，人们开展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在河流上筑起水坝，并启动了重大的灌溉方案。

正如原住民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一样，这些都是传教士的功劳。因此，澳大利亚记者欧内斯汀·希尔在对澳大利亚早期灌溉的报道（恰当地命名为《水化为金：驯服强大的墨累河》）中，描述了一项道德宣传攻势：

灌溉科学使整个大陆发生改变。奇迹……干旱侵袭的墨累河谷已通过实例，启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水资源保存、保护和分配计划，改变着澳大利亚如今的面貌。(www.xing528.com)

现在，澳大利亚原本无形的、无边无际的水域正在被发现、被恢复……广阔的自流盆地，消失的“寂静”的河流与湖泊，流失于海洋与沙滩上席卷的洪水，都可以被保留，为我们展现一个新的澳大利亚。

希尔通过运用“灌溉的使徒”“墨累的乌托邦”和“天灾”等章节标题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使澳大利亚拒绝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可靠的水，工程和科学方面热心积极的专业人士也会说服它这样做。就像中世纪的屠蛇者一样，水利工程师被塑造成文明的英雄，其职责是征服地表蜿蜒曲折的大河，而且，就像古代的屠龙者一样，这些形象通常是男性，从而将水的管理和控制牢牢地掌握在男性手中。

或许没有哪项人类发明能像水坝那样，可以如此充分地表达对物质世界的控制权，阻止生命物质的流动，引导其为人类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控制的含义？更确切地说，认为社会有权这样做，就体现了人类与环境关系方面的意识形态构想，与早期人类与其他物种和物质环境的合作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杰米·林顿指出，尽管罗马人建造了宏伟的水坝和水渠，但他们对阻碍水的流动持谨慎态度：

胡佛水坝

水渠的水从罗马的喷泉和浴池中自由地流过，穿过城市的街道，进入台伯河。没有水龙头，也没有阻止水流的技术手段。这不仅仅是因为没能发明阀门，而是出于对水的尊重，要求人们允许水流动并将其作为“恰当使用水的必要条件”。

罗马法律主动禁止对水渠中的水进行围堵，并规定：水只有在流动的时候才能使用。罗马人毫无掩饰地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古罗马政治家弗朗提努斯曾经夸耀，“这样一排必不可少的建筑，承载着这么多的水，如果你愿意，可以比较一下闲置的金字塔或希腊人有名却无用的作品！”但是，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社会一样，罗马人认为这个世界及其赋予生命的力量能够以相对平等的方式与人类共存。

20世纪早期的灌溉者却并非如此，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建造大规模蓄水工程以实现进步目标，也不受限于公认的“原生”景观。许多已经持续运作了几个世纪的有节制的传统灌溉方案，被更为彻底的指导性安排所取代。

马蒂亚斯·塔格举例说明了在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的山坡长期以来是如何为本应遭受干旱的地区提供“绿洲”之水，并通过重力补给摩方戈运河，为查加小农的农业和农林复合经营提供水源支持的。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以及在宇宙信仰和仪式的影响下，人们将灌溉沟渠的修建与雨水联系起来，这种集中但有节制的系统为稳定的自给自足式耕作创造了条件，培育并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作物：“宅园的土地上可能生长着100多种不同的有用植物，其中香蕉、咖啡、豆类和根茎类作物最为重要。”

但是，这样的系统只能在一定水平上得以维持，并且容易受到人口增长压力的影响。人口扩张会造成农场分裂，并导致人口向外迁移，从而影响群体的社会稳定。精细的本土知识和信仰是传统水管理方式的基石，被外来的宇宙思想所吸纳。随着学校入学率的提高和对基督教的皈依，人们不再坚持遵守围绕灌溉工程展开的运河仪式和神秘观念。

20世纪30年代，由于其他群体争夺乞力马扎罗山上的水，导致查加人及其摩方戈灌溉工程被搁置一旁。人们制定了水力发电开发计划和工业规模的大型灌溉工程计划，目的是生产可以交易的单一作物，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在20世纪后期，人们引进强制性的水许可证措施，“以限制浪费水的行为，并改良‘有缺陷的’农民灌溉组织”。

这个例子代表了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社会以及随后出现的独立国家中，灌溉和水电与国家建设、政治权力集中化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竞争之间的紧密联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待水和科学语言，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建立起“水坝与发展之间自然而然的联系”。但水的根本含义仍保持着核心地位：掌控水就是掌控力量，生命和生产能力。因此，水坝规模越大，国家就更加强大。

胡佛水坝是首批巨型水力发电站项目之一，建造于美国大萧条时期，坐落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科罗拉多河上。大坝高出河面220米，曾为数千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使近200人丧生。它于1999年被专业人士评为20世纪十大建筑成就之一，现在是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在1935年的大坝落成典礼上，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毫不含糊地点明了大坝的作用：“人类骄傲地为征服自然而欢呼。”目前，这座水坝为拉斯维加斯供应了90%的水，并为将近2500万人供水、供电。

澳大利亚大雪山水力发电和灌溉计划也曾激发了类似的民族自豪感。在1949年至1974年之间，大坝、水库和泵站的修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地区，并在确立澳大利亚文化和经济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中国的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淮河水利委员会来推广现代水利措施，并借此机会恢复部分中央集权。不仅中国重视大型水利项目，苏联和美国也曾在此方面付出诸多努力，这反映了“政府的强大能力……改造自然环境，促进农业和工业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从而体现其政治合法性。”

新西兰的一座水力发电站

人们曾利用大型公共喷泉来表达民族自豪感，如今也将这种做法复制到当地水文要素中，工业化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建造的巨型水坝，与各州和各农场的灌溉计划相呼应。人们对各地的水道进行评估，判断其是否适合建造水库，并衡量其提供水电的潜力。人们不断地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重新定义水作为生成性和创造性物质的含义，并将水塑造为当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人们现在意识到经济增长对扩大人口规模、提升全球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利用水实现增长有几种主要途径。重大灌溉计划有助于扩大农业规模，并占据更广阔的空间面积，从而（通过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大大提高了耕地利用率。水力发电使制造业显著增长，从而利用更加广泛的资源。由于非工业经济和传统耕作制度被纳入国家灌溉和增长议程中，许多人从中受益。那些生活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城市地区的人，可以从世界各地获取资源，可以享有更高水平的物质财富、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闲暇时间。

因此，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拥有的生活方式，如今被大多数人享有。但巨大的差异仍然存在，例如，在印度，通常只有高种姓才能享有清洁用水，而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可能根本没有水源供应。但在欧洲，普通家庭早就享有自来水、热水、集中供暖、绿色草坪和长久以来代表社会地位的指标：游泳池、花园池塘，当然还有在家庭层面上体现社会地位的喷泉。家庭空间中遍布的水文要素，比其他任何发展成果更能充分地体现出工业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崛起。

喷泉和水景常常成为家庭花园的焦点

除了家庭层面上的奢侈用水以外，工业上利用水获得财富，使全民能够享有旅行和休闲活动。游人的流动开启了信仰、知识和物品的跨文化交流。与家庭中的水文要素一样，旅游业也注重水的美学品质和再生能力。并且轻而易举地借鉴了之前使疗养胜地普及开来的理念，将重点放在水域，沿着海滩、河流和湖泊设置度假胜地。

人们的旅游理念不同，有些人喜欢亲近大自然，而有些人更愿意单纯享受戏水的奢侈乐趣。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南岸潟湖

在船上打发时间

“相信我，年轻的朋友，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比得上船上的休闲时光。只是纯粹地打发时间，”他心不在焉地接着说，“船上的——休闲——时光……”

随着水上度假胜地成为休闲活动的焦点，大量的水上运动开始流行。沿河岸垂钓流行已久，由于有机会使用小船的人越来越多，出海钓鱼也开始流行起来。新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制造出价格低廉的划艇、帆板，甚至是轰鸣的摩托艇，建造出带有滑梯和戏水池的水上乐园，并使潜水和浮潜得到普及。水体的吸引力并没有丧失丝毫，仍然是自我“再创造”或“再生”的地方，现在，由于大兴水坝建设，新建的淡水蓄水池遍布各地，人们可以泛舟、游泳、水边野餐、散步。

就在17世纪末期，人类与水在身体方面的互动增多，以竞技游泳为典型代表，人类在这种互动形式中更加主动、更具有主导性。20世纪晚期进一步见证了人类与自然沉默的交流方式转变为由人类占据主导的水上运动，需要人类对水“施为”而不是与水“共处”。随着利润丰厚的旅游业的发展，水域及其休闲潜力被重新包装为休闲体验的消费品，这往往意味着在较贫穷的国家大量使用水资源。在此过程中，不仅水和土地被商品化，原住民也被视作商品。“天堂”不再是精神花园，而成为豪华的热带风情度假村。

但水仍保持着自身的魅力，新的一波游客中，有些更倾向于互动体验而非消费，希望能避开日益苛求的城市生活，重新修复与大自然的联系。与水的感官互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富有创造力的情感回应，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戴维·瑞森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描述如下：

闪闪发光的记忆浮现在森林的水池中……现在，只要稍稍重新集中注意力，我就能闻到水的味道，感受到水面在我脸颊上的微微拉扯。沿着水面上荡漾着的光望去，所有维度都消失不见，只看到树冠上微微抖动的叶子和从叶子背面透过来的闪烁光芒。

这种情感互动已被证明可以大大提高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在20世纪下半叶中，日益丰富的休闲活动与人们对生态福祉的日益关注之间的关系愈发清晰明了。大多数人涌入城市，从前备受鄙夷的灌木丛、雨林或内陆地区，被重新塑造成原野，复兴了早期浪漫主义对工业化的排斥和不满。

大自然的良好形象，以及公民权利和女权主义活动家所倡导的平等，为环保运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环保运动表达了人类对非人类物种的权利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认同和关切。同时环保运动也免不了要对商品化和消费对社会和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批判。

这些反制运动不过是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建立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事事都以人类为中心。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使人们能够听到一无所有的人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发出的强烈诉求。原住民与环境之间具有可持续性的互动方式，长期以来一直为工业社会中非主流的思想家提供灵感，在国际交流中表达他们的心声。

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同样无法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即人类对全球水资源的高强度消耗正在对人类本身和生态系统造成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影响。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也与水的重要特性相吻合——水能够在系统中有序循环流动，传递营养物质，排出废物，吸收其他物质并维持稳定的体温。人类正在向淡水和咸水施加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论述难免冗长而又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