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力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苏丹城市供水权力争夺

建立民族国家和帝国必不可少的凝聚力量和政府机制与水力发展密切相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中国，在大禹治水建立王朝之后，帝国扩张依靠灌溉系统以使农业集约化，并依靠运河系统将谷物运往都城。但是，这种维持王权的方式也意味着需要维护要求越来越高的基础设施。

正如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设施一样，中国工程师发现这种系统既费时又费力。运河塌陷淤塞、土地被侵蚀变得盐碱化。在集约化和社会冲突的压力之下，分配制度被打破，水流量也不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灌溉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使其他（通常存在已久）的资源利用形式也受到影响，例如捕鱼、收获湿地资源或海洋生物。随着灌溉系统的失败，政治权力也土崩瓦解。在中国，“直到皇权统治后期（约1500年）水利系统的崩溃，控制系统的修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利系统再度崩溃，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有规律性的循环”。

北京故宫的金水河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方。例如，在14世纪的孟加拉，艾哈迈德·卡迈勒描述了莫卧儿王朝苏丹国家如何依靠开展大量灌溉活动来获得权力和繁荣。“伊本·巴图塔从锡尔赫特坐船到索纳尔冈，看到河流两岸有果园、水车、繁华的村庄和花园，好像正穿过一座市场一样。”苏丹国家的规划是通过精心策划而成，公共工程部门将资金下发给当地地主，作为他们管理运河和堤岸的回报，还允许他们向农民征税。但是，这种相对稳定的传统制度，在1794年的阿富汗战争爆发后，遭到了破坏并变得摇摇欲坠，然后在英国统治下进一步瓦解，因为英国人的统治主要是为了征税，并未投资维护或改善当地的社会和生态现状。

《贝拿勒斯：水面上的城市》，罗伯特·海德·科尔布鲁克创作于约1792年，用钢笔和黑墨水创作的淡墨素描和水彩画

水利发展对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仍然至关重要。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中央集权政府正在建立民族国家，并将重点从文化和宗教隶属方面转移到新的民族认同方式上来。这些政府对殖民地的霸权扩张，也为他们与水的联系增加了新的维度。他们开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通过殖民地里用水生产商品的形式从其他地方进口水，由此建立了一种将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外部化的关键模式，以牺牲实力较弱的国家为代价，使强大的国家能够弥补内部不可持续的增长所造成的不足。

从中世纪开始，人口密度的增加推动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的迅速扩张。在现代，人口和新兴产业向大城市集聚引发了两个关键问题：如何引进充足的（足够的饮用）水以及如何处理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规模较小。这两个挑战将对人们与水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根本影响。

在此之前，大多数人都从村庄的水井中采集生活用水，这些水井也是聚会和社交的重要联络场所。小型供水系统需要的技术相当简单：水渠、由空心原木或铅制成的水管，还有水车和简单的泵水装置。由于人口和家庭手工业规模相对较小，利用附近水道排放污水和其他废物，虽然不够理想，但足够温和与克制，因为当地生态系统可以轻易地吸收污水。但是整个欧洲城市的扩张给人类和环境健康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英国多塞特郡的斯托尔布里奇乡村水泵

城市必然坐落于水源充足的地方。例如，罗马人最初选择朗蒂尼亚姆（伦敦的古名——编者）所在地，是因为这里有两条支流，即弗利特河和瓦尔布鲁克，还有含水的砾石台地和一些天然泉水。如其他欧洲城市一样，它的人口在13世纪翻了一番，可能达到了5万以上。“问题不是缺水，而是城市废物的产生。”

露天的排水沟，俗称阴沟，不仅容纳了家庭中的夜壶污物、垃圾和灰烬，还容纳了家畜的排泄物。一些垃圾被填埋进房屋下的深坑中，但是由于它们进入了含水砾石层，渗滤液总会进入水道，“用肮脏的污物阻塞河水”。家庭住宅有石砌的茅坑，但清理起来成本很高，而且经常溢出。沿河而居的人们将茅坑直接排入溪流之中。有毒的工业废料也直接排入水道中，例如制革厂（使用动物粪便鞣制皮革）和屠宰场（产生血腥的“狼藉”）的废水。因此，城市供水变得异常肮脏，所以人们饮用酿造的麦芽酒、啤酒或葡萄酒代替水。

正如人们贬低湿地的价值，并随着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将其视为腐烂、不健康的地方一样，中世纪城市不稳定的供水也引发了人们对健康的忧虑，被视为可致病的有毒空气或“瘴气”的来源。1290年，伦敦的一群加尔默罗会成员向国王进谏说，舰队河口中的“腐败的气息”已经造成了多名男修士死亡。尽管通过了无数的法律、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防止垃圾倾倒和污染，伦敦的情况还是恶化了，城市需要从遥远的地方通过水管从泉水中取水，并且在13世纪国王的“大管道”建造之后，又修建了许多新的水渠，从远方取水。

城市水道的污染使水“劣质”、威胁生命的想法复苏了。没有道德原则、不受控制的自然再一次通过人类的作用被强制约束，使之品行良好，在此情况下通过新的水处理方式和更复杂的输水形式来体现。就像引导灌溉一样，这些技术进一步肯定了水是文化产物而非自然产物的观念。

认为水必须“改变性质”并通过人类行为再生的观点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因为它明确体现了所有权观念的转变。灌溉基础设施的建设确立了水可以归地方政权或皇权所有的思想。同样，城市供水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投入。

根据罗马人管理沟渠，以及早期的水利社会管理运河的经验，城市水系统也需要复杂的治理形式，确定由谁拥有哪些供应水源，谁可以使用，什么时候使用，以及谁来支付供水费用，又由谁来收取费用。伦敦与其他城市一样，对由谁负责供水和维护基础设施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一任务和职责的归属导致了成为市政机构、慈善家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一场持续的拉锯战。

以前，居住在教堂富有而强大的修道院附近的居民用水主要来自教堂。这就形成了供水与道德领导之间的重要联系。毕竟，还有什么比生活物质、精神物质和清洁罪恶的象征的分配，更具道德权威性呢？还有什么比因卫生条件不足而陷入混乱，更能象征道德败坏，更值得遭受疾病的惩罚呢？因此，城市供水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争夺，不仅关系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道德领导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持续的地位争夺。

城市中水的使用也表明了社会分化程度的加剧。富人实际上是在“圈中”，他们房屋的水龙头直接连接自来水供应管道。有些人，虽然不富裕，却有能力支付运水费用。而大多数的穷人，只能从自己的水井和储水管中取水，对供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除非他们采取手段成为“窃水者”，比如从新的供水管道中暗中抽水。

伦敦西史密斯菲尔德布艺集市街上的老肉铺，蚀刻版画，1790—1820年

伦敦齐普赛街的国王的管道和旧建筑物，由拉尔夫·特雷斯威尔于1585年绘制，这是19世纪的复制品

对水流的控制不仅在城市内部至关重要，对确保城乡之间的水系连通也意义重大。在工业时代之前的欧洲，运河——罗马人首先引入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些运河是通过人工挖掘（为奴隶挖掘）而成的沟渠，用于从泉水和河流引流进行灌溉，或排干湿地，增加耕地面积。

北约克郡的喷泉修道院

虽然制定了大型的灌溉方案，最初的重点仍然是浇灌附近的田地以种植农作物或浇灌水草地（这意味着草生长的季节被延长了，同时也生产出了丰美的牧草）。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大教堂、修道院和城堡的建设，需要运输石材和木材，所以一些河流上开凿出了运河，但这些新的通航河道在几个世纪以来，仍然是驮马和公牛的唯一可被替代的运输通道。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从当地水道上疏通灌溉的毛细管道，或将较弯的河段取直，而是保证主要水道的畅通无阻，从而使大量货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据说，1761年布里奇沃特公爵挖掘的第一条大运河，将煤炭从他的矿山运往曼彻斯特，推动了工业革命。随后，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之间，成为运河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货物和人员的流动日益便捷。

彼得·佩雷斯·伯尔戴特，随让-雅克·卢梭之后，布里奇沃特运河上的巴顿渡槽景观，约1772—1773年

一些水利项目反映出历史上真实的戏剧性变化，例如美国的胡佛水坝、埃及和苏丹的阿斯旺水坝、英国的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或中国的大运河。完工后，运河的出现改变了当地甚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历程。

关键的是，欧洲运河的“黄金时代”恰逢蒸汽机的迅速发展。就像水的流动性为灌溉以及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提供了渠道，流动的能量使水轮和磨坊运转，水的特殊性质再次发挥了作用：水可转化为蒸汽的能力，为蒸汽机提供了动力。

这强调了水的性质是如何参与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它既限制了社会活动，也促进了社会活动。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在写作《重塑哥伦比亚河》时，将河水比作“有机的机器”，认为其是一种能量系统，尽管被人们改造，但仍保留自己的“非人为”的品质并完成与人类相关的工作。如他所述：

世界处于运转之中。构造板块在这个旋转的行星上漂移。山峰被抬升隆起，侵入大海。冰川冻融往复。所有自然特征都在运动，但很少像河流一样运动。我们对河流的隐喻都与运动有关：它们奔跑、翻滚、流动……像我们一样，河流在运转。它们吸收并释放能量，它们重新安排世界。(www.xing528.com)

没有水的特殊物理特性，由灌溉或水路运输相关联的多样的文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发生，而推动工业发展的蒸汽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蒸汽的力量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不平等，它将社会从水的物理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汽船能够逆流而上，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机器既是他们征服自然的主要动力，又是其象征”，在迈向发展进步的史诗般的斗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从水、马力到蒸汽的转变，还导致了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运河系统的衰落，并被迅速发展的铁路所取代，因为铁路建设速度更快，维护更容易，且比运河更加灵活。

蒸汽轮船进一步缩短了两地之间的距离，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使海洋运输变得更快、更强。国际贸易和交流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从本质上讲，由水促成的所有发展都增加了世界的流动性，使得商品和人员能够在大洲间，甚至跨越大洲进行快速流动。此前自足的文化环境，虽然经常因殖民主义的干预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也变得更具有渗透性，对人、物质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更加开放。至少对于富裕的上层人士来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流动，并进行更广泛的跨文化对话已成为可能。

一场关键的全球性对话围绕科学展开。几个世纪以来，虽然学者们一直在交换思想，随着世界范围内流动性激增，交流日趋频繁，相应地产生了相对来讲更大、更连贯的信息流。古希腊人播撒的对元素进行科学分析的种子在18世纪结出果实，并在下个世纪塑造了人们思考物质的方式，结合更加强大的改造整个世界的技术能力，从而形成了可从根本上进行管理的水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最终，人们提取出精神的力量并赋予万物生机，通过宗教形式历经万千变化而持续存在，最终被提取出来，神也变得无关紧要了。罗马天主教神父伊万·伊里奇将科学的生态学视野描述为“自然之死”：

随着科学革命……机械模型开始主导思维。作为人类意志的对象，自然已转变为死亡的物质。我认为，自然之死，是人类对宇宙的看法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产生的最深远影响。

1869年，苏伊士运河首次通航的场面

技术管理的世界观对人类引导事件的能力自视甚高，提倡可以按照人类的意愿对任何事物如水路、景观、农场和城市以及人类和动植物进行解构和重建的观念。尽管许多宗教信仰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捍卫他们对水和精神存在的看法，但这些思想却日趋边缘化。科学在公共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19世纪后期，水在欧洲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已被彻底驯化。在伦敦，由于1858年“大恶臭”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水利工程的进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事业和投资相结合，使新的水的基础水设施进入全盛时期，全面宣告了人类能动性的胜利。

《泰晤士神父向他的后代介绍美丽的伦敦城》，来自1858年7月3日出版的漫画杂志《笨拙》

大型水库的建造以及装饰精美的泵站，无不彰显了城市强大的供水力量和状况。充满压力的自来水总管道、通向住宅的毛细管道和砖砌的巨大地下排水道，终于解决了城市供水与卫生的棘手问题。现在，所有城市居民都可以享受只要在家拧开水龙头便可使用自来水的豪华待遇。意识到这些权限背后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将这种流动视为人类能动性的产物。

属于城市的四海一家的社会环境，与由血缘、地缘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长期存在的乡村社区有很大不同。过着流动的城市生活，人们很难建立与他人共享领地和物质的想法。在成千上万陌生人的包围之中，人们变得更加在意越界的身体气味和物质。人们对潜在的污染和自我入侵（通常拥有强大的心理）的担忧开始浮现，并出现更多需要遏制和防御个人的观念、实现“地位差异”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细菌和水传播疾病有关的新的科学知识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担忧，它鼓励人们注重卫生与自我清洁并打扫房屋。人人享有充分的卫生设施，已成为文明的象征，因此，居家环境中有稳定的水流，对于维持个人和家庭的完整性，防御他者以其他形式入侵至关重要。法国历史学家让-皮埃尔·古伯特指出，“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时，整个白金汉宫连个卫生间都没有。”但到了1882年，埃德利·贝利·丹顿已经可以宣称：

如今，人们普遍承认，没有卫生间的住宅是不完整的，其不应该仅限于富人的豪宅，而是我们所有阶层的人都应该……享受热水和冷水浴带来的舒适、清洁和健康。

玛丽·卡萨特，《沐浴的女子》，1890—1891年

但是，这意味着水与地位之间的联系没有松动。拥有豪华的浴室和盥洗设施，经常使用它们，尤其是使用更多的水，已成为与财富和社会成就密不可分的直接象征。

洗涤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愈发重要，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裸体女性沐浴的画面，一直受到当时画家的喜爱，继续将女性与颠覆性的“非理性”自然融为一体。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种女性“卫生”的新形象，代表着一种水和肉体都被安全、亲密地驯服的理想。这种理想有助于掩盖公共自来水引发焦虑的事实，因为自来水掺杂着化学物质，由于与其他物质的接触（并可能带有痕迹），而进一步使人们的健康与安全受到损害：

城市水与裸体缠绕在一起构成的禁忌之线交织起来，保护公共水的象征意义不受质疑……我们不能随意质疑水本身的自然美，因为我们知道，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东西”是回收处理的马桶水。

新兴的卫生、身体完整性以及对内外本质的文化控制观念，都对健康和水的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健康观念（以多种文化形式）取决于有序流动的生理、情感和精神过程，这些过程以有序的方式流动，保持适当的平衡，不受物质、智力或道德污染的干扰。

透过更加科学的视角，这些观点就像外部生态系统一样，在形式上变得更加机械化，从工程和化学层面将身体改造，正如水和营养物质通过一系列泵、阀门和管道流动而实现的结构，物质和过程。这种唯物主义秩序观认为可以通过吸收正确的东西来实现内在的健康，从而引发人们对物质提纯的兴趣，并密切关注食物和水的健康成分。

因此，圣井和清亮的泉水，经过多重社会和宗教转变，以水的精神力量供养了道德和身体健康，并转变成了温泉疗养地，水中的矿物质和化学成分被认为是主要的健康成分。饮水之人被告知水中的各种矿物成分以及这些矿物质将如何改善健康的确切信息。

社会地位差异通过获取富含健康物质的水得以实现。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上层阶级对取水有着极大的热情。坐落于优美花园中伴有喷泉和音乐、提供饮用矿泉水和医疗浴的温泉疗养地，成为重要的社交聚会场所。从早期希腊和罗马人对这种做法的热情中汲取灵感，温泉疗养学会涌现，还举行过“浴疗学大会”。随着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带来古老的美洲原住民和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传说，桑拿以及其他水疗法也流行起来。

捷克城市卡罗维（卡尔斯巴德）的泉水

用盐清洁也流行一时。历史上，盐的永恒品质在多种文化背景下都被赋予了宗教和医学上的重要性：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都用它来招待客人，罗马人用它来肯定友谊并获得智慧，维京人用它来给在战斗中牺牲的酋长防腐，早期的基督徒也用它来净化和滋养、阻挡魔鬼和抵御巫术。盐作为阳性物质的悠久历史为健康的新科学思想和矿物质清除体内“错误物质”的功效提供了有用的背景。乌普萨拉的瑞典化学家托尔贝恩·奥洛夫·贝里曼对泻盐进行了科学研究，泻盐因具有通便（有人说是洗涤罪恶）的功能而广受欢迎。19世纪，食盐水被用于抵抗霍乱，有关在盐水中沐浴的益处的一系列新思路开始迸发，出现了无数的海滨健康疗养胜地，配备了最合适的沐浴设备，使女性可以端庄体面地进入大海。就像矿泉疗养中心一样，它们使人们能够通过水，实现新的社会融合。

因此，聚集在水周围或浸入水中，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新方法，因此水域重新被定义为休闲场所。河流也成为欧洲新休闲方式的重点关注对象，修复了人与河流间的关系：

在近代早期，河流被认为具有危险性……儿童被警告远离河流和险流……16世纪的验尸官记录表明，多达53%的意外死亡由溺水造成。

在被工程项目驯服之前，河流被视为不受控制的流体空间，缺乏社会控制。但是河流很早（也许正因如此）便成为“休闲”所关注的焦点。“休闲”这一概念出现于14世纪，寓意自由时光。1496年，据称由朱莉安娜·伯纳斯夫人撰写的《钓鱼论》出版。1653年出版的艾萨克·沃尔顿的著作《垂钓大全》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英语书籍之一，重印次数仅次于《圣经》和《公祷书》。

随着河岸地区的发展，河浴变得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流行，关于健康、身体和娱乐的新观念也出现了。游泳被视为有益健康的活动，凸显了“娱乐（再创造）”的内在含义，“再创造”概念建立在关于自我更新或重塑的观念上。这与关于身材以及如何通过健康和休闲来保持身材的想法无缝衔接。因此，根据《游泳好手》（1658年）一书，无论是人体还是大自然都可以被有目的地控制，并将水纳入人体工程学、自我身体和广泛的物质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