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河水改道，水管理的启示

早期的灌溉方案表明人类社会在控制物质环境、养活更多人口的能力上有了巨大飞跃。能够引导生命元素，将其积蓄并“据为己有”，也极具诱惑力。水坝和河道的魅力也不难理解：灌溉庄稼看到绿意萌发，无论是在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还是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中，都具有“绿化世界”的能力所带来的满足感。一旦人们开始以更具引导性的方式与水接触，就必然一发不可收拾，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建造更大的水坝和运河乃至引导事件的“流向”。的确，可以很合理地说对水的控制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能改变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关系，并确立了人类能动性的首要地位。

这种权力也具有潜在的竞争性：在河流上可以筑坝控制，截流下游敌人的水源，或者通过神圣的力量向他们泄洪以示惩罚。一位亚述国王森纳·谢里布（前705—前681年）曾在幼发拉底河筑坝，以便向巴比伦泄洪。“对我来说，亚述国王森纳·谢里布借上帝的旨意来做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使其变得非常重要。”森纳·谢里布还是一位水务工程师，他发明了提水机，使亚述地区也能种植棉花。他建造了绿色的花园，浇灌大片的种植园，为人们建造“美丽的井”。对于自己的成就，他也毫不谦逊，在古亚述首都尼尼微的楔形文字碑上记录如下：

我挖掘了十八条河。我使胡苏尔河中游改道，从基西尔市的边界到尼尼微中部的河渠是我挖掘的。我使河水顺势而下……我从我国阿卡德边境上的崇山峻岭的塔兹的土地中汲取了这些水的力量，……

在那条“森纳·谢里布河”入口的石头上，我记下了它的名字……我让胡苏尔河改道，建造通往尼尼微的水渠——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心地点，我把我的龙椅从远处搬来这里。

叙利亚哈马市古老的戽水车

但是，利用每年都大规模泛滥的河流进行灌溉并不总能成功。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印度河沿岸定居的人类群体建立了一套高度复杂的用水管理和卫生系统：一座让水务工程师都觉得了不起的大浴场、水库，灌溉渠，每隔三间房设置一座水井，还有公共浴池。雨量计最先出现在印度，并且据记载，人们在制定农作物种植计划时会仔细考虑降雨模式和土壤类型。在管理学著作《政事论》中也有关于水的法律。但是，与其他每年容易发生大洪水的河流一样，印度河也改道了。治水者们发现（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治水者），灌溉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来维护堤坝，并防止渠道淤塞，同时还会造成盐碱化，使庄稼“中毒”。

当事情偏离既定路线越来越远的时候，人类在控水方面的脆弱性便显现出来了。据《古兰经》记载，公元前400年，也门的马里布大坝决堤。它建于公元前1000年至前700年之间，曾被认为是世界奇观之一，但上帝仍降下惩罚：“西巴的子民拥有美丽的花园，丰硕的果实。但这些人背弃了上帝，为了惩罚他们，他决开了大坝，让良园结出苦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每年水流量比较稳定的地区，更容易建造灌溉系统。即使是在干旱地区，小规模技术也能卓有成效。例如，公元前一千年内，通过广泛使用坎儿井（地下灌溉渠），埃及及其毗邻地区取得了可观的农业成就。坎儿井利用一系列连接地下隧道的竖井从山坡上取水。到了7世纪，波斯水车对用水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位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嘉德桥，由古罗马人建造，全长50千米，将乌泽小镇的泉水运往罗马殖民地尼姆

温带地区人口密度更高，因而需要规模更大的供水系统，特别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城市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可以利用水的力量来做以前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因此有一部分人不仅摆脱了粮食生产的束缚，而且开始富足起来，拥有大量闲暇时间。水流入城市，也带来了思想的流动，包括科学实验和尖端技术的发展。

这种与水互动的方式更具引导性，古代罗马人曾有例证，他们征服了大片领土并在此过程中俘获了大批奴隶，建造了几条世界上最壮观的水渠。公元前312年，古罗马监察官阿比乌斯·克劳狄·凯库斯建造了其中的第一条水渠，即阿庇亚引水渠。随后的几个世纪见证了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建筑项目，不仅包括水渠和地下沟渠，还包括排污系统、道路和港口。

公元前27至前17年之间，罗马最著名的水务工程师之一，马尔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撰写了一部专著，即《建筑十书》。该书提供了有关如何寻找水源的建议，并利用了希腊有关水文循环的理论来推测水源是冷泉或是温泉。他还记录了当时出现的一些工程知识，正是利用这些知识，人们发明了水钟和虹吸管以及水车和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机，用于从矿井中抽水。

在维特鲁威的作品的基础之上，古罗马政治家塞克图斯·尤利乌斯·弗仑提努斯（约40—103年）的著作《论水道》就罗马的引水渠向皇帝作了汇报，对供水系统做了详尽的描述，包括水源以及每条水渠的尺寸及其排放速率。该书还清晰地确立了与该系统使用和维护相关的法律，并指出了当地农民和商人有可能非法进入该系统的趋势。罗马法律的发展为更多关于水资源所有权和私有化的个人观念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向城市供水的能力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使大都市成为了可能。与此相比，排污能力也同样重要。罗马有“大下水道”，随后人们用其名字来命名与该词同源的动物排泄口。大下水道的建造旨在排干沼泽和清除污水，同时也提高了生活质量，因此罗马时期居住在哈利卡尔那索斯城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尼休斯在其公元前1世纪的作品中提出如下建议：

修复后的古罗马引水渠，画家迈克尔·泽诺·迪默（1867—1939年）的作品

罗马最杰出的三项工程最能彰显帝国的伟大，它们分别是引水渠、铺面道路和下水道……水通过引水渠流入城市，水量可媲美经过城市和下水道的真正的河流。

罗马的用水者还重视水质和不同水源的特殊性质，并且反对将不同来源的水混合在一起。引水渠的各个渠道之间应尽可能地分开，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说，为罗马特雷维喷泉供水的维尔戈水道“拒绝与附近赫拉克利斯专用的溪流混在一起，因此以‘处女座’为其命名”。显然，即使在那时，关于洁净和污染的想法也是很有意义的。生活在大约公元490年至585年之间的罗马参议员卡西奥多罗斯观察到，“世界上最纯净、最令人愉悦的溪流缓缓流淌过维尔戈水道，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从未被玷污”。

引水渠和地下水渠效率相当高，因此古典时代罗马享有的人均可用水量比许多现代城市还要高。水被储存在高位水箱中，并通过管道网络与各出水口相连。富裕的家庭拥有室内水暖设施。此外还有许多设计精巧的喷泉，提供公共和私人饮用水，以彰显水的力量，炫耀罗马的财富和威望。

像中东地区居住在宫殿中的古代君主一样，富有的罗马人通过私有的富丽堂皇的水井和喷泉，并通过家中奢华的用水方式来彰显其精英地位，从而从物质层面提醒人们水作为财富与权力之源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水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日益凸显，原因在于引导水流的能力不仅使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而且可以使拥有先进技术的社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形式。

温带地区，水道无数，一旦得到释放，水的力量便开始蓄势待发。这种力量使机械代替人类和动物的肌肉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水、工作和自然的思考方式。这也使征服者可以利用技术和军事力量控制人口，并将新的生产方式引入殖民社会。例如，随着罗马人对英国的凯尔特人部落进行早期殖民和奴役，日耳曼人入侵征服了土著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水车和水磨坊数量剧增所带来的经济扩张。《末日审判书》（1086年）中记录了英格兰有6000多家这种用于碾磨面粉、造纸、织布的水磨坊。

随着炼铁等工业生产形式越来越多，水力的利用很快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与水和周边环境的互动也更加趋向功利主义。从那时起，这种趋势就一直持续着。在这种趋势下，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少；而工业与工厂发展迅速，使人们离开了农村生活而移居城市。

意大利蒂沃利市哈德良庄园中的坎诺帕斯水池，大约建于公元130年

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相结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压力，需要扩展新的空间，更多的专项产品例如矿物或棉花，也需要更广泛的贸易关系。纳森特认为，区域、君主制度和宗教的融合，从商业和霸权层面上，以探索性的方式向外扩展到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社会如自给自足的农民、牧民和狩猎采集者所居住的土地，寻找资源和可以定居的土地。在这些尝试中，水、跨越海洋以及沿水路航行的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

公元前500年至200年间，阿拉伯商人航行至印度西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中国商人到达了越南北部。马来和印度尼西亚航船将货物运到孟加拉湾，从印度与罗马之间的贸易增长中获利。在公元1000年末期的几个世纪里，北欧海盗在寒冷的北部海域用长船展开突袭。

在气候更加温暖的地方，欧洲对亚洲香料的渴望使马六甲海峡和爪哇海南部成为重要的财富中心。许多奢侈品通过商队经由陆路长途跋涉运输，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海上和内河路线变得越来越重要。印度洋商品经由红海的穆哈和亚丁港口输入欧洲和小亚细亚，公元1000年间，中国的唐宋王朝鼓励与欧洲和新兴的穆斯林社会开展贸易。(www.xing528.com)

法国第戎附近丰特奈修道院内重建的水车

藤原敏行题诗的浮世绘木版画，画面描绘了帆船在须美海滨附近游弋的画面，葛饰北斋绘于约1835年

对通达的港口和向港口运输货物的路线的需求，赋予了河流新的重要性，尤其是河口。例如，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发展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世界各地的河口地区也从此开始成为主要城市聚集区。

当然，海上贸易不只是货物的交换，人文和思想也沿着贸易和军事路线进行交流。中国与印度、中东和欧洲之间便开展过重要的文化对话，使伊斯兰教得以传播。海上贸易使穆斯林来到爪哇和苏门答腊聚居，约13世纪时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国家。到16世纪，马来半岛上出现了苏丹国，波斯、印度、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也出现了伊斯兰帝国。伊斯兰信仰漂洋过海地流动传播，一直持续到1511年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在此地强行推行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始于黎凡特地区，在北非和欧洲迅速传播。继1418年葡萄牙人沿着大西洋海岸进行远洋航行以及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成功远征印度之后，这种新宗教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传播到了世界上最远的角落。远征具有宗教、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目的，航海竞争日益激烈，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海军争相控制海洋和它们所连接的新大陆。

海军指挥官环大陆板块航行，报告大陆地形、港口以及可以收集到的大陆海岸线、动植物以及人类居住者的信息。一旦登陆，探险者便会沿着主要的河流系统，一路向前进入大陆内部，以报告陆地资源并评估其贸易和殖民的前景。

大型农业社会的殖民扩张引发了与海洋之间的另一种关系。以前，基督徒主要定居在陆地上，他们秉持着海洋既危险又混乱的看法：“特土良，一位3世纪时期的教会神父认为水对魔鬼有很强的吸引力……大海被视为上帝未完成创世的证据，是引起了强烈的排斥感的原始遗迹。”但是在中世纪，情况有所改变。第一个千年末期，欧洲人口迅速增加，虽然在14世纪时遭受了严重的瘟疫，人口的持续增长依旧为殖民扩张提供了充足动力。早期的科学思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认为水是一种物质，也引导人们用新的方式来理解洋流、潮汐和风。有了新型航海图绘制方法和有创造力的导航技术，麦哲伦在1519年首次实现环球航行。

漂洋过海虽然容易多了，但大海却依然是阻挡外敌入侵的屏障。如托马斯·丘吉尔在《子爵纳尔逊生平》（1808年）一书的开头所宣称，海洋“不仅是世界偏远地区之间进行交流的最便捷的媒介，而且是使装备精良的敌人恼怒的手段，同时也是最安全的保护方式”。

木版画《海蛇》，乌劳斯·马格努斯《北欧人民史》（1555年）

即使配备了更坚固的船只，并对航海有了新的认识，海上航行仍然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性。海上有暴风雨不停地侵袭。黑暗深幽的海下潜藏的恶意也让人们一直恐惧。水手们想象怪物会从深海中出来将他们吞噬。航海日志里有许多关于看见大海蛇的描述，海图中也经常描绘这种生物。

直到1798年，此类内容仍然很流行。当时，受早期航海旅行故事的启发，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发表诗歌《古舟子咏》，将古代迷信思想、超自然事件和基督救世思想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这首诗传达了对狂风暴雨“暴虐而强大”，以及“冰无处不在”的冰封之感的恐惧，它还突出了原始咸水与甘甜淡水之间的对比，其中几句著名诗句概括了口渴的概念：

《现在暴风雨已来临》，威廉·斯特朗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896年的作品《古舟子咏》绘制的插图

水，水，到处都是水，
但船板仍干得皱缩。
水，水，到处都是水，
却没有一滴可以喝。

这种由渴引发的极大痛苦也使人们恐惧残酷海洋中的死亡威胁，并厌恶“黏腻的海洋上……黏腻的事物”。

仅仅60年后，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经典著作《白鲸记》出版，以不同的视角描述了海洋和海洋生物，内心深处的潜在恐惧仍然存在。小说中的亚哈船长向毁了他的船，又咬掉他的腿的白鲸复仇。对他来说，鲸鱼邪恶且怀有恶毒之心，尽管有一位船员试图说服他：“‘莫比·迪克’并没有找你。是你，是你，在疯狂地寻找它。”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鲸既代表潜意识的黑暗内在冲动，又代表深层的外在恐怖。在以捕鲸和捕鱼为主要产业的时代，这部小说也反映出了人类控制海洋的能力日益强大。

夸夸嘉夸族的鲸鱼面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世纪

捕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在史前时期，沿海地带的狩猎采集者，如阿伊努人、因纽特人、美洲原住民和巴斯克人等乘小船出海捕猎领航鲸、白鲸和独角鲸，将它们驱赶到海滩上，或使用带有浮锚的鱼叉使它们精疲力尽。古老的岩画显示了大型的鲸鱼如抹香鲸、座头鲸和太平洋露脊鲸被渔船团团围住的画面。在毛利人的传统中，鲸鱼同样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最近的《鲸骑士》故事中所述，鲸鱼（毛利人宇宙学说中重要的水下生物之一）似乎是部落的守护神。尽管前工业社会已经意识到这类生物的危险性，例如原始的彩虹蛇，它们仍被视为拥有大量善意力量的图腾生物，在艺术和表演中受到赞誉。

版画《利维坦的毁灭》，古斯塔夫·多雷于1865年创作

图腾价值和作为经济资源加以利用虽然在小型经济体中可以兼容，但这种在人类与水生生物之间建立的完全不同的关系受到了商业捕鲸和捕鱼行业的威胁，现代商业捕鲸业并非将鲸鱼当作偶然所得的盛宴，而是将其作为工业原材料（鲸蜡和石油）的来源。在欧洲，海洋探索规模不断加大，16世纪各种形式的捕鲸也更加密集。尽管因纽特人反对，但巴斯克人还是在拉布拉多、纽芬兰和冰岛上建立了捕鲸站。北极渔业中的捕鲸和捕鱼业一直不断发展，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一直到17世纪，当时捕鲸业主要由英国、荷兰和（太平洋地区）日本船只主导，他们大规模的捕鲸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论是从隐喻，还是字面意义来看，捕鲸都是大型工业化社会征服海洋力量的例证。随着各国争夺海上航线、渔业和通往“新世界”的入口的控制权和支配地位，16和17世纪海军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早期航海探索中绘制的海图是严格保护的机密，收集到的有关洋流、海岸线以及世界各地海洋、风和天气的不同特征的详细信息也是如此。这些知识就是强大的力量，为社会提供了竞争优势，并将深处的、无限的未知事物改造为可知可控的水景。

不断扩张的社会的涌入，也将人们与水截然不同的关系带入了文化景观之中。较小型的社会保持其较低的强度和更加协作的方式与其所处的物质环境相处。在非洲、美洲、澳大利亚、太平洋和较冷的北部地区，狩猎采集者部落、驯牛部落、驯鹿牧民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感受到了海上突袭的影响。这些海上突袭的目的是探索和贸易，或者当主要的军事力量悬殊时，直接殖民。

就像早期入侵欧洲一样，后者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土著人不再被简单地消灭，而是被塞入保护区内，在传教士的要求下学习园艺，或被迫为移民者清理土地，或建立农牧企业。随着殖民地定居点向河流上游扩散到各大洲，长期聚集在河口湿地周围的土著群体被迫一步一步地撤退到内陆深处的原始森林，或进入环境恶劣的边缘沙漠地区，而原本提供多种不同可利用的资源的沿海沼泽地被抽干，以建立新的农田。

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与淡水之间更具引导性的契约关系通过咸水到达了每个大陆，并入土著居民的水世界中。在温带气候下发展起来的灌溉和耕作方法被输出到干旱地区，例如，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在任何新的殖民环境中，最佳地盘必然是淡水湖泊和河流，这是财富和权力的来源。对这些地方的占领使殖民政府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土著群体，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必须臣服于王冠之下。

除了要求他们采用新的经济方式外，这种征服还要求土著人被“教化”，以宗教和世俗的方式理解和评价世界。在殖民帝国的教会和学校中，人们长期信奉的自然宗教，赞许具有感知能力的祖先景观，颂扬树木和河流皆有灵魂栖居的多神崇拜观念，被视为原始迷信思想，被父权制和一神教信仰以及对北半球新兴的科学认知所取代。因此，关于人类正当统治的特定信念即关于进步、增长和发展的观念以及关于“使自然多产”的工具性价值观，都迈出了走向全球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