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生命之源

水一直与世界各地的人类流动息息相关。在大冰期和暖期，水的冻融既限制了人口的早期迁移，又为其创造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群体先沿着地球上的水道、海岸线迁移，后来又漂洋过海，到达新的地方。

16万年前，发源于非洲的智人，首先沿着水道扩大地盘，随后又踏上了漫长的旅程，跨越当时还绿意盎然的撒哈拉沙漠，到达黎凡特。他们的第一次迁徙尝试由于全球进入冰冻期而不得不放弃。在石器时代后期，干旱等压力因素导致人口数量骤减。也正是在此之后，人口才得以更加稳定地增长并走出非洲，分布到世界各地。

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水依然重要，因为人类一路沿着海岸线进行“海滩梳理”维持自己的生活，并利用了亚洲周边的湿地和海洋资源。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利用竹筏、木筏和独木舟进行海上航行。大约6万年前，人类到达了澳大利亚，由于海平面较低，彼时不过是从帝汶岛跨过龙目海峡的短途旅行。由于冰川的阻碍作用，人类又花了2万年的时间才进入欧洲，并冒险进入北亚和北极圈。

然后，大约2.5万年前，人类沿着海岸线和冰廊迁徙，穿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地。

这段时间里，人类社会一直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以及随后出现的金属工具，来适应各种环境。两件事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福祉：水和知识。无论水以哪种形式存在，湿地、河流、海洋环境或是沙漠泉水，传统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都围绕着水源以及依赖水源存在的丰富物种而进行。详细而全面地了解当地环境、动植物以及季节变化也同等重要，即掌握资源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此类知识的关键部分与水有直接的联系：什么时候下雨，发生洪水时去哪里躲避，旱季要去哪里寻找水源，河流和洋流如何流动以及哪里可以找到水生生物。由于缺乏储水技术，深入理解水文模式甚至地下水流的知识必不可少，并且如前所述，这些理解经常被有创意地用于构建世界宇宙学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水带着以精神形式存在的人类从水源地来到可见的世界，然后又回到不可见的水域。

众所周知，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观察到，人类社会的宗教信仰反映了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狩猎采集者社会通常由年长者领导，趋向于拥有类似的平等主义的宗教观念，其情感观念被具有生成性的水赋予了生命和活力，同时包含众多的精神存在。就像人类自己一样，人类社会总是紧紧围绕在水资源周围，聚集在资源最丰富的地带，确保了自人类历史早期阶段开始，人们就开始崇敬泉水及其善于变化的能力。

在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神话中，主要描述了被赋予生命的大地和水域与人类建立起友善互惠的伙伴关系的故事。这些神话传说预示了但丁和弗洛伊德数千年来在阐明水体的模糊性以及水赋予生命或夺取生命的深层内涵。

作为通往地下世界的门户，水域充满危险。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故事中常有些警世故事，讲述了擅闯者或违反祖先律令的人是如何被愤怒的水蛇吞噬和溺死的。即使是在今天，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地方，到访土著人家园的陌生人，仍需用当地的水受洗，这样这些地方的祖先才会知道而不伤害他们。

南非孔桑族人的传统宇宙信仰，同样涉及危险的水生生物，例如“死神”库瓦“是雨水的化身，在水塘中安家，同时也是水塘中水的化身”。在扎姆人的神话中，“死亡等同于水下”，还存在一个被灵魂和“怪物”或“愤怒的东西”占据着的地下世界。当某些禁忌被触犯而使它感到愤怒时，它就会浮出水面影响人类生活。

澳大利亚约克角的原住民受洗仪式

欧洲的狩猎采集者与其他大陆的狩猎采集者一样，都对井水和泉水投以现实和宗教方面的关注。古代英国和欧洲拥有数千口圣井。关于这些圣井在罗马时代之前、基督前的使用情况，只有零星的记载，且主要由凯撒大帝等罗马的军事入侵者，普林尼等作家和诗人卢坎提供。不过，他们确实提供了一些有关凯尔特人在水井举行祭祀仪式的记载，并且似乎这些仪式提供了途径，使人们感应到女性神灵的生成性力量。而周围丛生的树木或者后来出现的圆形石阵和木阵，在形态上进行了呼应，从而表达出一种互补的男性主义思想。在这些地方，水得到了赞扬和抚慰，以鼓励其创造性行为，并劝阻其以破坏性的方式使用力量。

人类社会最早的神话、深水怪谈的经典传说以及最新心理学观点中关于原始的自我及其潜伏怪物的共鸣，有力地强调了水流入人类想象的途径。但是，结合这些想法，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变化轨迹，说明社会是如何在与水的实际关系中平衡权力。狩猎采集者社会仅通过非常微弱的方式来管理其所处的物质环境，比如在营地附近采集食物和药用植物；建立临时的小型陷阱和堰坝捕鱼，以提高收获的鱼量，并增加野生动物的水源；仔细清洁和维护水井与泉水的洁净。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比，这不过是“轻触”而已。

大约一万年以前，位于不同地点、处于不同时代的人类社会开始驯养动植物。从最初在狩猎中与狗非正式合作以及在常驻营地周围小规模种植植物，逐渐发展到在森林中建起临时的“菜园”，并圈养猪、山羊、驯鹿或牛。有了建造木筏和独木舟的能力后，人类便获得了探索世界上全新区域的能力。例如，毛利人的祖先经由中国台湾，从东南亚来到太平洋地区，而拉匹塔陶器则将他们定位在距今3500年前的新几内亚东部的俾斯麦群岛。在公元前1000多年间，他们辗转多个岛屿，穿越太平洋，经过美拉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进入斐济、汤加和萨摩亚，并很有可能漂洋过海直抵南美。他们乘坐大型独木舟，载着种子、植物和动物，依靠敏锐的能力读取风、潮汐和即将抵达陆地的讯号，以寻找如斑点般散布在广阔蓝色海洋中的小岛。到公元13世纪中叶，一些独木舟已经远达新西兰，开创了关于独木舟“伟大舰队”的传奇。据说，每个舰队都由某一特定部落的祖先即“伊维”庇佑。

这样的谋生方式非常具有可持续性，尽管在新西兰等地，有些森林遭到严重采伐。在世界上一些更大型的社会群体中，发生了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所说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即进入农业社会。当然，还存在其他看法：历史通常将农业视为通往文明进化道路上的“进步”。但是戴蒙德坚持己见，将农业描述为“一场灾难，我们仍在遭受的灾难。农业带来了恶劣的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疾病和独裁，诅咒了我们的生存”。他说，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必须在限制增长（很少有人这样做）或在集中生产食物以及以减少多样性为代价换取大量食品之间做出选择。对世界大多数地区来说，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几乎没有压力，因为在农业支持下，蓬勃发展的社会完全将零星分布的少数狩猎采集者逼退到边缘地带，甚至使他们无路可退。这一过程随着后来的殖民扩张而一直持续。

马克萨斯群岛的传统木棍地图，摄于新西兰蒂帕帕博物馆

位于库克群岛拉罗汤加岛的芋头花园

无论是福还是祸，农业都包含了人类与水关系的根本改变。首先，湿地地区继续发挥关键的经济作用。例如，在东南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方式改变了沼泽地区微妙的水流方向，以帮助芋头生长。但是，更需要主动灌溉的作物是水稻，人们认为水稻是由伊洛瓦底江、湄公河和长江上游的野生稻培育而来：

现在已知的大面积水稻种植的最古老的遗址，是位于太湖之畔、靠近长江河口的河姆渡遗址……至少在8000年前，这一地区和附近定居点的居民已经开始在洪水退去时开展大规模的水稻种植……使用新石器时代农民的挖掘棒和石制工具。

这也是一个造就了水利社会兴起的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印度河和中国的黄河沿岸，农民开始研究河流系统洪水泛滥的自然周期，总结其起落规律，从而调整农事活动的时间。这种伺机利用自然洪水的方式几乎不造成生态影响。美国地理学家卡尔·巴策观察到，在尼罗河沿岸：

早期的农耕社区一如既往地将树木繁茂的河岸用作定居点。每年八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在河漫滩的野外草地上和灌木丛中放牧。当洪水退去时，则在潮湿的盆地土壤上种植农作物。在尼罗河、灌木丛与“瞪羚之地”，在空旷的野外或沙漠中，大型野生动物频繁出没。而在尼罗河沿岸或“纸莎草之地”，蜿蜒河道中的滩涂地带、漫滩沼泽以及三角洲潟湖中生长着茂密的纸莎草、芦苇和田田莲叶的地方，飞禽成群。

菲律宾巴拿威灌溉后的水稻梯田

即便是低调地操纵自然中的水运动，例如建造低矮的堤岸，挖掘小水渠，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用挖掘棒和石头工具所能做到的始终有限。一些社会群体继而发明出了错综复杂的方法来管理水的流动，例如水稻梯田。这些方法需要配合水在地面上的自然流动才能起作用。虽然环境只是逐渐发生改变，但人类的定居和对季节性作物的依赖性增强，使各种知识变得更加重要，人类宇宙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许多本地化的精神存在仍然保留下来，但重点已转移到更高层次的神灵上，这不仅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社会制度、等级体系更加森严，还着重体现出日、月和水文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早期农业灌溉社会的宇宙观，表明了人们对天体与水在天地之间运动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尽管起源神话中描述了水的原始混沌状态，但神话却与水的有序构想更加密切相关，即水以年为周期从天而降，使土地肥沃、作物生长。

许多世纪以来，在一系列的宗教变迁和传播过程中，狩猎采集者的宇宙论中显而易见的男女平衡观点得以保留。日月之神，如古埃及太阳神拉和印度教太阳神婆罗门苏里亚与雨神相互沟通，确保每年的水流量。神明的性别并不重要，有些神甚至雌雄同体。例如，对塔穆兹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时代早期。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地下（淡水）海洋忠实的儿子”，但在苏美尔后期的礼拜仪式中，“他”也被称为“治愈之主”、萨塔兰、“蛇女神”以及“天母蟒”。

与之类似的是埃及对冥神奥西里斯的崇拜，奥西里斯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性别，有时与女性配偶伊希斯结成一对。但是，或许最好还是将他/她描述为水的潜力和生育的一种更加普遍的概念，代表“尼罗河谷的草木在初夏凋零，被尼罗河具有生命赋予能力的洪流吞没。当洪水退去之后，生命便得以复苏”。

古埃及神明奥西里斯

古代文字和符号通常将水和生育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业的兴起，早期的希伯来语文字和阿拉伯语文字中出现了广为流传的男性概念，男性即“灌溉者”。亚述语楔形文字中水的符号，也被用来表示“成为父亲”。在旧约中，雅各的家“从犹大的水里出来……水从他的桶中流出，他的种子撒在多片水域之中”。希伯来语词语shangal（性交）与阿拉伯语词语sadjala（溢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兰经中，m'un（水）一词也用来指代精液。

就像初期的起源神话以丰富的想象力利用水的流动使水的文学创造力概念化，并构想主管降雨的神明也利用了水的特征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就像象征永恒的衔尾蛇一样，这些神灵通常是蛇形生物，以周期循环的方式流动。因此，在一首对奥西里斯的古老赞美诗中这样唱道：“你真伟大，你的绿色源自伟大的绿色水域。你的圆是伟大圆环之圆。”弗朗西斯·赫胥黎将他与玛雅人崇拜的鬣蜥作比较：

越南西贡一座寺庙中的七头蛇神

伊扎姆·纳（Itzim Na），其中伊扎姆的意思是鬣蜥蜴，而纳即房子或女人，其名字与牛奶、露水、蜡、松香和植物汁液相联系。伊扎姆·纳拥有双性，其中男性本质在天上，“在海浪中”，而他不忠诚的伴侣在大地上，是掌管织布和绘画的女神，她的月亮情人让他/她的配偶一年不如一年。(www.xing528.com)

不难理解，为何早期的农业社会偏爱水蛇，因为它由水和力量组成，在天地之间循环以创造生命。巴比伦的伊亚、印度的纳迦、普埃布洛的“角蛇”等，无一例外都清晰地说明了农业依赖水的流动。在《易经》等著作中，有古代中国龙戏天珠（月亮）的描述：

北京紫禁城中的中国龙

龙是一种与蛇类似的水生动物，冬日沉睡于水塘之中，春日腾跃而起。龙是雷神，当它（作为雨）出现在稻田之中，或（作为黑暗和黄云）出现在天空之中，就能带来好收成。也就是说龙兴云布雨，润泽大地。

如同澳大利亚早期出现的彩虹蛇一样，许多此类生物，在语言上都与彩虹联系在一起。例如，中文中雨蛇或龙一词与“虹”、“弓”、“拱”、“空”、“陵”和“穹”同源。这些词汇在语言上的联系，从视觉形式上就能体现出来，中国的龙通常像弓一样弯曲。在南亚和东亚的早期艺术中，水生生物以彩虹的形式出现，例如印度的摩迦罗就是一条两端各有一个怪物的头的彩虹。此形象的中国版本头朝外，柬埔寨和爪哇的海龙和雨龙雕塑也受此影响。

通过运用这些奇妙的生物所象征的水文循环，早期的农学家设法种植多种不同的农作物。在黎凡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麦、小麦和一些豆类的种子和谷壳。随着灌溉技术的普及与动植物的进一步驯化，使社会能够种植亚麻、豆类、玉米、棉花、大豆和水稻，随后还培育出了枣、无花果和橄榄等水果。

由于极度依赖蛇形雨神每年带来的雨水，并且担心缺雨（或代表众神之怒的洪水），早期的治水者们对这些生物以及它们所化身的河流表现出极大的敬畏之情。他们祭祀神灵，有时甚至以人为祭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水体需要用人祭祀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流传数千年之久。许多河流被奉为神灵，比如，大约公元前2600年，在印度河沿岸，一个依水而生的社会兴盛起来。印度河被视为女神和母亲，为她举办崇拜仪式的传统延续至今。

这些仪式通常包含酒祀：例如，在第五和第六王朝的埃及墓葬中发现的金字塔文字，便描述了如果配上咒语，献祭“神的液体”即尼罗河与奥西里斯河的河水，就能够使干瘪的尸体复活。就像凯尔特人的“绿人”或希腊海神格劳科斯一样，奥西里斯也被称为“常青”或“绿人”。据说无论走到哪里，奥西里斯都会留下绿色的足迹。在阿尔·基德尔发现了生命之井的古伊斯兰故事，可以印证水与永生之间，早就产生过联系。这口生命之井在许多神话故事中都作为青春之泉出现。

树中举行酒祭的埃及女神以及下跪的妇女和人头鸟，绘于人偶木箱上的装饰画

因此，很明显，水作为创造性、生成性源泉的含义，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过渡，从狩猎采集者所共有的小范围构想转变为早期农业社会中以洪水为中心的较大的宇宙模型；而且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共同表达敬畏之情的仪式，并想要供奉象征着水的作用和力量的神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金属工具的发明以及对牛（包括公牛）的驯化，都为新的灌溉技术和集约式农业发展打开了水闸。有人提出，大约公元前3000年发生的区域性气候变化进一步推动了中东地区的发展。王朝统治以前的一段时期里降雨频发，自此之后干旱日趋严重。

在这些因素（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与环境的关系变得更具指示性，与水的关系更是如此。这些变化和人口的进一步扩张共同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并加大了权力关系上的分歧。新的宗教形式便反映出了这些变化，越来越多地描述人性化的神灵，暗示着能动性已经从万物有灵的非人类存在转移到了人类手中。

随着灌溉技术的蓬勃发展，人类领袖渐渐开始神化。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帝王实施灌溉工程的画面便彰显了帝王的仁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仅认为帝王提供的水源可以使沙漠变为沃土，而且还将帝王视为水自身创造力在现实中的化身。因此，人们进一步认为农业上的成功和人民的福祉是国王生命力的体现。

“蝎子王”，纳尔迈权杖头，约公元前3100年

作为灌溉技术最早的记载之一，一个公元前3100年左右的埃及权杖头，展示了蝎子王切下灌溉水渠的第一块草皮的场景，同时还描绘了一个男子手持篮子（种子），另一男子拿着一些玉米穗的画面。这些场景和画面都与一项庆祝每年洪水泛滥的重要仪式有关，即“破河之日”。这个仪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

为了进一步发挥人类的控制水平（或至少产生这样的错觉），人们小心翼翼地采用水位计来测量尼罗河水的涨落，水位计是标有历年水位的石室。这些都与崇敬塞拉匹斯神的庙宇有关，人们认为是这位神明创造了洪水。

约公元前3000年，国王美尼斯在尼罗河上修建了第一座大坝，并同时将自己封为第一任法老。随后其他水坝相继修建，灌溉技术也更加先进。人工湖和运河也修建完成。波斯水车和水坝出现在印度河沿岸，而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们对水加强控制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中国古代有一位重要的英雄，名叫大禹，人们认为是他为该地带来了文明。根据记载，由于他高尚的德行，众神授权他掌管世间的秩序。他的传奇成就是让黄河改道（之前被高山挡住），并最终掌控了中国所有的河流。随后，大禹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王朝——夏朝（公元前2207至前1766年），并成为中国第一任统治者，他因治水获得的政治权力由此得以体现。（我国现在通常认为夏朝的建立者是启，此处为作者观点。夏朝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编者按）

埃及大象岛的尼罗河标尺

这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复杂的灌溉技术的出现，在加强人类对物质环境和非人类物种的控制的同时，也需要对人类社会内部进行更有力的控制，管理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因集约式粮食生产而产生的规模更大、分布更集中的人口。

大型基础设施安排需要管理和合作。通过制定法律，如《汉谟拉比法典》，对公元前1772年刻在石碑上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法律进行编纂整理，水利社会开始要求公民承担维护运河堤防和疏浚河道的共同责任。伴随着这些安排，更多的区域政治安排和更强大的领导人出现了。正是由于这些变化，在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地区，男神、女神众多的多神崇拜走向衰落，至高无上的领导和父权制神教开始兴起。

全能的神！除你之外，无一人之手，
可以探查这涌动的潮水；
伸出你拥有神力的手臂，
命令洪水，让它消退。

早期的犹太基督教经典和阿拉伯语典籍中，都呈现出一系列转变，各路神灵和先知让位于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男性。两种宗教传统中关于古代洪水的故事，都保留了水乱和无序的概念，但都被重新描述为一位全能的神在行使惩罚与宽恕的权力。在这些文字中，以前的宗教传统中受到重视的利维坦水蛇，不再被视为强大（虽然危险）且有创造力的存在，而是被消极地视为无序本身。

在规模更大、力量更强的社会中，人们逐渐把大自然的物质世界女性化，与（男性化）人类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与以前的更加完整协调的宇宙观相比，这种分歧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感，人们认为，非人事物包括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水在内，都与人类相互配合。非人被重塑为“他者”，并认为需要由人类（和男性）来统治。既有混乱的水，比如不受遏制的失控洪水，也有“温驯”的水，比如在合适的时间到来的适量的雨水以及通过灌溉渠控制的在需要的时候出现的水。因此，在越来越倾向于一神论的宗教教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天堂即是一片受到精心打理，悉心浇灌的农业园：

《耶和华文献》的神话与灌溉和生产有关——上帝“在伊甸种了一个园子”，“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浇灌整个园子”……耶和华将人安置在伊甸，让他去打理并照顾园子。

15世纪彩绘装饰手抄书《布鲁日嘉德录》中，描绘的圣·乔治形象

是父权制下的人性化上帝给予水并保留对水的控制，从先前的自然神明手中夺走权力。《圣经》和《古兰经》中都写满了上帝仁慈施水的意象，从神殿流下的水起到提供肥力、增产、清洁和净化的作用。据后来的典籍记载，这水还能带来心灵智慧与理性启迪。

从此番叙述中，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水与宗教的关系，还是水与物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先前的思想基础上，对这些思想进行吸收和重塑而形成的。一神教与指导性和工具性越来越强的水管理措施相一致。随着宇宙和物质的力量和作用都完全掌握在人类手中，当务之急是消除以前和现在存在的关于非人力量的颠覆性思想。

随后是对大蛇的一系列杀戮。早期的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战斗神话”中，混沌初期的巨兽利维坦被屠。以此为蓝本，这些故事（通常）描述了男性文明中的英雄人物——道德高尚的战士，其职责就是从内部和外部展示人类对自然罪恶力量的权威的反抗。屠龙英雄圣·乔治和基督教天使长圣·迈克尔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出现在屠杀“大蛇”或“异教徒”的多幅图像之中，而许多早期的基督教圣徒也通过屠龙而赢得骑士身份。这些故事与一神论一脉相承，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例如，创造出北欧神话中的英雄西格德，当然还有史诗《贝奥武夫》，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波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密特拉以及印度教典籍中的主神奎师那和大蛇阿迦修罗。

在大量描述这些英雄事迹的视觉和叙事意象中，这些大蛇包括伊甸园中的蛇，经常被描绘成女性。这样一来，作为自然的形象以及崇尚非人类神明的宗教传统，人们开始用蜿蜒的蛇形水体代表次等的（就一神论而言）异教信仰。在圣经叙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它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接近邪恶的化身。在中世纪，它与关于死亡和消极的思想共鸣，大蛇不仅代表着来自深海的巨兽，还象征着“地狱之口”，会在末日审判时吞噬灵魂。这种思想上的一致性并没有消失：在1969年出版的《黑暗圣经》中，利维坦仍然代表着水这个元素及其水潜在的创造力和破坏力。

奎师那杀死大蛇阿迦修罗，1675—1700年间绘制

人们在思想概念上将自然，尤其是水女性化，同时还在宗教、社会和政治体系中，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中，尤其是与水的重要关系中主张男性权威。因此，灌溉使人类主宰的宇宙起源和发展构想成为了可能，并由此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