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笔墨砚，文房四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担负着记录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而历朝历代书法家、画家的书画艺术珍品也由此得以成就。作为中国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安徽，正是自古以来文房四宝的重要产地，宣纸、歙砚、宣笔、徽墨均出自安徽，尤其是安徽出产的墨品——徽墨，更是在中国“墨坛”独树一帜，有着“天下墨业在徽州”的美誉。
据说在周宣王时（公元前827-782年）中国已有墨的生产。先秦时，湖北云梦已经能够制造质量较高的墨，而徽墨的产生则是在南唐时期。唐末河北墨工奚超为避战祸携子廷珪南迁歙州，取当地黄山松烟炼墨，并在前人制墨的基础上改进工艺技巧和操作流程，所制墨品“丰肌腻理，光泽如漆”，为南唐后主李煜所赏识而被赐国姓，专职墨务。从此，李墨誉满天下，被称为“天下第一品”，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全国制墨中心也由此移至歙州。
至宋代，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称徽州，领歙、黟、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徽墨之名，由此形成。宋代统治者注重文治，书院、画院兴盛，进一步促进了制墨行业的发展。一批制墨高手纷纷涌现，如张遇，创造用油烟制墨，加入麝香、金箔称为“龙香剂”，为“供御墨”；沈珪以松脂、漆渣烧烟入墨，制出“十年如石，一点如漆”的漆烟墨；“墨仙”潘谷制出“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的“墨中神品”——“松丸”“狻猊”“枢廷东阁”“九子墨”等。宋代所制墨品不但注重实用，更有讲求艺术价值供欣赏之用的墨品，如“盘龙鳞鬣”“狻猊”“九子”“犀角盘双龙”等，大大推动了徽墨行业的繁荣。
元代由于统治阶层的严酷压迫，“汉人”“南人”备受歧视，制墨业处于相对的低潮时期。
明代，徽墨制造业复兴，产量大增，逐渐形成歙县、休宁、婺源三大流派，出现了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汪中山等一批制墨名家。《墨志》记载：皖南一带墨坊遍布，达数百家，仅名坊就有一百二十七家，制墨名工数百人。形成“墨之在万历，犹诗之在盛唐”的繁荣局面。
清代前期，徽墨持续兴旺，先后出现了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大墨家，将徽州墨业发展继续向前推进。这一时期徽墨质量数量相较前代更高，同时，文人制墨、藏墨成为时尚，徽墨成为文人墨客相交的雅趣。而此时墨汁的发明也成为中国制墨历史上的又一次革新。清末国势衰微，制墨行业也日趋衰落，至民国，虽有胡开文制作的“地球墨”获得了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但制墨行业总体经营每况愈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徽墨年产量只有不足四千斤。直至解放后，徽墨生产才逐渐恢复，八十年代，绩溪徽墨有了长足进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许多原有墨品，如青墨、朱砂墨、五彩墨等得以恢复，徽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徽墨的原料是氢氧化合物不完全燃烧的粉末物质，古称“炱”“烟炱”“松烟”等，现称“烟煤”“炭黑”。其配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油烟墨（桐油加猪油，桐油加香油，桐油加生漆混合烧制的烟）、松烟墨（松树烧制的烟）和高色素炭黑。在原料中混合入适当比例的胶帮助成型和粘合，有的还要加入金箔、银箔、珍珠粉、冰片、香料等贵重原料。优良的墨品表面十分光亮，色泽黝黑，敲击时声音清脆，特别是珍存的老墨，内所含胶质、香料和水分已自然褪去，书写作画时入纸不晕，滋润顺畅，历久而不褪色，是为上品。
一锭徽墨要经过多道工序方能最终制成：其中最重要的首先在于配料，这直接关乎到墨的品质，丝毫不能有差错。经过加工调配好的原料要放入石臼中由人工反复捶打加工成饼状，经过温热、翻打，墨饼根据墨模的样式和大小称重分量入模压担成型，而后再人工脱模、晾墨、定型，之后打磨锉边修型，最后是描金和包装成为成品。
通过与制墨艺人的交谈得知，由于材质的特殊性质，徽墨的制作过程中机器参与程度并不高。今天，为了节省人工和提高效率，一些机械被逐渐使用，比如用机器拌料节省工人体力，机器点烟也能够提高原料生产效率。已经从事徽墨制作达四十五年的绩溪徽墨老艺人章伟民介绍说，“以前一个人一天点半斤烟，换成机器之后一台机器一天能点八、九斤烟，一个工人可以负责九台机器，大大提高原料生产的效率和产量。”在他的工坊里，以前用人工压担，现在大一些的模子也用压模机来替代，也能够节约一定的体力（图3-33）。
作为一种历史延续而来的手艺生产，徽墨制作的一些关键环节依然具有手工生产的显著特征。例如刻模，这是制作墨品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程序，关乎到墨品的艺术价值。这种包含了艺术成分在内的手艺至今无法用机器或电脑替代。即便除去艺术性不提，在章伟民看来，单就操作来说手工制作的模具更易于与之后制墨的各个环节相匹配，例如手工雕刻的纹样侧边略微倾斜的弧度更便于墨工脱模，而机器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图3-33 制墨
时间是成就徽墨的重要因素，一锭墨要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最终制成，漂洗、和胶、杵捣环节十分脏累；成型环节要将墨条反复捶打嵌入墨模，还要经过压担压平也十分耗费体力；晾模环节为防止墨锭开裂不能阳光照射自然干燥耗时较长；修边环节单调枯燥；描金环节则要求细致而有耐心（图3-34）。徽州地处皖南，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漫长的制作过程对墨工的体力和情绪都是很大的考验。笔者考察徽墨生产时正逢冬季，工匠们在湿冷的工房内制墨颇为不易，更令人对徽墨这一民间手艺多了一份敬意。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徽墨的生产与时代的变迁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时代的印记不可避免地镌刻在墨品上。作为绩溪徽墨厂的老工艺匠师，章伟民至今还保存着四五十年前生产的墨条。例如20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正逢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墨厂适时推出的“友谊墨”，墨模上刻上了乒乓球拍、花束和“友谊”的字样十分生动；再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文革墨”，“红灯记”“忠”“海港”“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文字或图形出现在墨的表面，时代烙印也十分显著。当这样的墨品今天被研磨用于书写或绘画，其作品都会与那个时代产生某种微妙的关联，这种时空的穿越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受。
手工生产的每一锭徽墨中都包含了墨工的辛劳和时代的印记，虽然手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产量，拉长了墨品生产的时间，但却也给徽墨注入了“人情”，在机器和电脑大行其道的今日，倒散发出难得的温情。
徽墨是历代文人、书画家案头的必备之品，除了用作书写绘画之外，徽墨还是人们欣赏和收藏的对象，墨品表面印刻的各类纹样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尤其是一些具有纪念意义和出自名家之手的徽墨，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图3-34 制墨生产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博物院为纪念具有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人类文化遗产——明南京古城墙的出土，向绩溪县胡开文徽墨厂订购了一千套“金砖墨”（图3-35）。墨的形状、刻字均仿照明代南京古城墙墙砖制作，每块墨的上下左右正背表面均喷有一层金粉，墨的顶部阳文凸起刻有“胡开文制”字样。下端阳文凸起“作登03F334”编码；墨的右侧面分别刻有阳文“九江府”“长沙府”“应天府”“安庆府”和“武昌府”当时负责生产城砖的五府提调官、知事、司吏、和县提调官、主簿、司吏的名字；左侧则刻有揔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的名字以及“洪武七年八月日”的字样。南京明城墙为研究明代筑城史和明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官制、户籍、民俗及文字结构、书法艺术、姓氏演变、工艺美术、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而这套“金砖”徽墨也就此具有了收藏欣赏之外的研究价值。
2010年，正值北京的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北京云居寺也向绩溪徽墨厂订墨，于是一套五锭以《波罗蜜多心经》为内容的“大唐御宣”墨便应运而生。这套墨也仿照了当年的“金砖墨”，将佛教“心经”刻在墨的四面，通体涂以金粉，华丽大气。由于是限量生产，今天这类墨品已成为了徽墨爱好者品玩、收藏的对象。
墨不仅仅是书写、绘画的材料，更是文人墨客雅玩的艺术品，墨品的艺术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墨品的档次。一些书画家就专门向制墨工匠定制自己需要的墨品，一是出于对墨质的需要，还有则是对于墨品个性的追求。章伟民就曾经为当代书画大家程十发专门定制了画家专需的徽墨，画家则以自己的画作相赠；此外，他还曾为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亲自制作了刻有其头像的专属墨模和墨品，成为墨工与书画家交游的佳话（图3-36）。(www.xing528.com)
图3-35 金砖墨
通常人们都认为，徽墨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墨品的造型、纹样和其本身的品质上，但事实上，隐匿于墨品背后的制墨工具——墨模更是一件难得的手工艺佳品，其价值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墨本身。
徽墨在制作之初首先要雕刻出墨模。传统的墨模分为内外两部分，内模用于为墨品塑型和压印纹饰，外模则用来固定内模（图3-37）。通常外模用硬杂木制成，内模用石楠木制作。外层只用于固定，而内层则是塑造墨型和纹样的“主角”。内层墨模又称印版，具有特殊的审美和工艺价值。每制新墨，工匠都会在模具上下足功夫。他们会事先查阅大量书法、绘画甚至文学资料在脑海中构思，并根据构思绘制出示意图纸，并与刻模师傅进行反复商讨沟通最终确定墨模方案。这一合作方式是徽墨制作自古以来的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墨模的工艺价值首先体现在墨模是一件微型浮雕或版画作品。刻模工匠在一块十多厘米长，二三厘米宽的石楠木上展现高超的微雕功夫，不论人物、动物、花卉、山水，抑或真、草、隶、篆各体书法，都要在这方寸间尽情呈现、自如挥洒。其次，墨模与一般浮雕和版画作品不同还在于它是反向雕刻，其雕刻难度相较正面浮雕更甚，且还要照顾到墨模最终压印于墨体之后的效果。因此，对墨模的欣赏又要借助于最终的墨品。普通的墨模刻工仅仅是照猫画虎雕刻现有的素材，而技艺高超者则是出色的雕刻大师，他们兼具书画功底和设计眼光，从而更能够表现出墨工的意图，雕刻出更具意境的作品（图3-38）。
图3-36 订制墨
图3-37 墨模（内、外）
图3-38 艺术加工后的作品
章伟民先生最为推崇的当代徽墨刻模大师是胡国权，他们曾合作过多套徽墨模具。胡国权为章伟民刻制过多款名家作品，如任伯年的花鸟图、齐白石的兰花图、张大千的松鼠图、万年枝、松鹤遐龄图等以及新创作的“四和图”（图3-39），都成为徽墨的优秀作品。
另一位近代徽墨雕刻大师是安徽绩溪人胡国宾（1848～1931年），他是胡开文墨业的族人，为胡开文、曹素功等墨庄刻模。胡国宾曾在上海生活，接触到当时不少著名的书画家，如任伯年、曹肖石、朱以诚、钱慧安、胡公寿等。与书画家的交游对于其刻模手艺的提升大有裨益，他的墨模至今仍有被仿刻。例如他所制的“太平清玩”墨，胡国权就曾仿刻其墨模，并题有“国宾写国权刻”的字样，足见其影响之久远（图3-40）。
图3-39 胡国权的“四和图”
某种意义上讲，徽墨制作是一种既包含了工艺、材料，又体现设计巧思的缜密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会影响到最终墨品的品质，只有亲自参与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和艺趣。
图3-40 胡国宾作品
“照现在这样下去，再过四五十年，传统的制墨手艺可能就会消失了”徽墨老艺人章伟民不太乐观地展望徽墨的未来。章伟民生于1951年，十二岁时接触到制墨工艺，1970年9月，章伟民被招工到改制后的安徽绩溪县制墨厂，师从胡开文第五代孙胡家珮先生制墨。他从工人做起，边学边干，刻苦勤奋，很快掌握了胡氏家传制墨技术，几年后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从事设计和指导工作，先后担任过技术科长、副厂长、厂长。“那时候徽墨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然而，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国企改制的大潮也波及到了小小的徽墨厂。1997年，作为国企的绩溪徽墨厂被改制并入了黄山链条厂，制墨工人则被安置从事与制墨无关的其他工作，徽墨制作则中断了。
章伟民说，自己从正式进入墨厂学习制墨至今已有四十五年，期间他一直投身于制墨行业，他是现在国内不间断从业时间最久的制墨艺人。四十多年的从业让章伟民积累了丰富的制墨经验，任何墨品他一眼就能够分辨出优劣。他出于对徽墨的热爱和对于传统制墨工艺的兴趣而致力于徽墨工艺的传承和发扬。然而，令他失望的是，目前社会对于传统徽墨支持力度却不足以推动其发展。
徽州是徽墨之乡，我们了解到，今天绩溪当地还有徽墨厂十来家，歙县有四家，屯溪有一家，工匠大多来自于以前的徽墨厂或是学徒。制墨行业生存不易，一方面原材料、人工价格都在上涨，另一方面，徽墨的市场却未见扩大。章伟民曾经算过一笔账：制徽墨的原材料松烟七万多元一吨，去除杂质后只有三分之一可用于制墨；桐油二十多元一斤，十斤油才能出一斤油烟，还要加上包装、运输、人员工资以及厂房、材料损耗等费用。而普通的一锭墨售价不过区区一二十元，上好的油烟墨价格虽然较贵，需求量却更小，因此，总体而言制墨企业的利润并不宽裕。
制约徽墨行业发展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困境，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手艺的传承。“制墨的活儿累且脏，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感兴趣，他们宁愿出去打工见一些世面，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留在本地做墨的人大部分是由于年龄大而不愿外出，他们对（研习）制墨工艺基本上大多没有兴趣，照此下去，恐怕徽墨技艺传承将后继无人。”绩溪当地一家徽墨厂的厂长如是说。谈到徽墨技艺的传承，几十年下来，章伟民也曾带过不少徒弟，但现在他只希望将自己的制墨经验传授给儿子，好让这门手艺传续下去。
当然，与困境并存的也还有机遇，今天传统徽墨发展困境中也蕴含着机会。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手工艺热情的提升，包含良好艺术品位和精湛工艺技巧的徽墨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现在，收藏墨、礼品墨以及旅游纪念墨（图3-41）已经占到了绩溪徽墨产量的三分之一，包括日本、东南亚在内的一些国外消费者也对中国徽墨产生了浓厚兴趣，徽墨艺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魅力。因此，除了经济效益之外，如果社会能够更加珍惜徽墨这一传统手艺所包含的文化价值，无疑将对它的传承和复兴产生更积极的价值。
图3-41 纪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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