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一则轰动全国的新闻——《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记者：张立，朝格）：
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
事情发生后，外界有的说老汉愚昧，有的夸他忠厚侠义，有人被他感动而落泪，有人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左家兵因何而死，李绍为为什么“千里背尸”？南方周末记者历时5天调查采访，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
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但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
……
这条让人痛心又唏嘘的新闻素材，经过贾平凹的艺术加工，被写入小说《高兴》（2007）中，成为故事的开头和结局。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www.xing528.com)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咹？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比对一下可以发现，小说《高兴》与新闻《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保留了新闻中的关键元素，比如刘高兴和五富是一起从乡下进城打工的同乡，五富在挖土方后喝酒，不幸暴毙而亡。之所以选择背尸回乡，也是想让不幸横死他乡的伙伴能魂归故里，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藏尸的秘密之所以会暴露，也是在火车站被警察盘查时发现，只不过地点从广州火车站变成西安火车站，时间从2005年前推至2000年。《高兴》既有生活原型，也有艺术加工，可见小说创作就是要真真假假，虚实相生。
其次，小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小说家的工作就是从看似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感受到、挖掘出不寻常之处，并把它落实到具体的人物、事件上，形象地展现出来。《高兴》之所以值得分析，主要并不在于以“背尸返乡”开篇及闭卷，“背尸返乡”尽管惊悚，贾平凹却只是将它用作故事的引子，先声夺人。在抓住读者眼球后，小说主要是在倒叙进城农民工、“破烂王”刘高兴在拾荒过程中的种种经历——游历西安城、把肾卖给城里人、与妓女孟夷莼相恋、深入“拾荒村”等，力图达到对乡下人进城后命运的反映——“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为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贾平凹不仅把“背尸返乡”这一爆炸性新闻与“乡下人进城”这一现当代文学由来已久的母题巧妙地结合，而且能把关注焦点集中到“拾破烂”这一看似平淡无奇、低三下四的活计上，通过塑造出刘高兴这一重情重义、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农民工形象，实现了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因此，无论是从情节设计、人物塑造、还是思想深度上，贾平凹的《高兴》都是相当成功的一部作品，值得小说写作者深入学习和研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