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僧祐、慧皎、费长房、智昇等人的记载，为东汉三国时期译经者立传者有22位，其中东汉有摄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谶、竺佛朔（《祐录》作竺朔佛）、安玄、支曜、康巨、严佛调、康孟祥、竺大力和昙果等12人，曹魏有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帛延和安法贤5人，东吴有维祗难、竺律炎（《祐录》作竺将炎）、支谦、康僧会和支强梁接5人。[106]如前所述，东汉12人之中，与岭南地区有关的除了安世高之外，支谶、竺佛朔的译经活动也有南海子碧的有力襄助。安玄来华路线，马雍先生认为：“他来华路线未详，但据他精通梵文来看，似乎亦曾游历过印度，因此由海路来华的可能性较大。”[107]
东汉后期，士燮（137—226年）家族统治岭南50余年。士爕，苍梧广信人。他统治期间，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士燮饱读诗书，爱好学术，是一个十足的学者型官员。“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竒，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迁交趾太守……爕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羈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説，意思甚宻。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其見称如此。”[108]《隋书·经籍志》中有其著作《士氏春秋传注》十一卷，今佚。
在士燮家族的统治下，岭南地区社会安定，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儒学盛行，与海外交往频繁密切，从而为佛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爕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時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踰也。”[109]这里的胡人就包括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安息人、康居人和月支人，以及南亚的天竺人。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诞生于岭南，绝非偶然。《牟子理惑论》中的对话“问曰：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相见”[110]，显示岭南地区与于阗等西域地区的陆路交通也是十分发达的。早在西汉前期的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就通过中原地区，或夜郎、巴蜀地区与北方匈奴等地发生了颇为密切的交往。[111]
在东吴皇帝孙权、交趾太守士燮、交州刺史张津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强力推动下，岭南的交趾与东吴首都建业一起，取代洛阳成为重要的佛经翻译中心和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以《开元释教录》所载译经数量为例，曹魏译经只有12部18卷，远远少于东吴的189部417卷。[11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苍梧郡佛教信徒牟融创作出了著作《牟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被胡适誉为佛教入中国前期史迹仅存的五根大石柱子之一，[113]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公元256年，月支僧人支强梁接在交州翻译出了《法华三昧经》。据费长房记载：“《法华三昧经》六部（一本有正字。祐云失译），右一部，六卷。高贵乡公世，甘露元年（256年）七月外国沙门支疆梁接，魏言正无畏，于交州译。沙门道笔受，祐云失译。房检乃见竺道祖《魏世录》及《始兴录》，若依交州及《始兴录》，地应入吴录。今据年及魏录入附此。”[114]
岭南地区的译经活动在西晋统一以后，依旧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祐录》中载有道安《新集安公疑经录》云：“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挍，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今列意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信焉。”此外还列举了26部在道安看来“泾渭杂流，龙蛇并进”的“非佛经者”，其中位列首部的名叫《宝如来经》。“《宝如来经》二卷，南海胡作。或云《宝如来三昧经》。”[115]
笔者惊喜地发现，这部被道安法师判为伪经的《宝如来经》，竟然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三月五日出的《无极宝经》（或云《无极宝三昧经》）[116]是同一部经。其作者正是著名西域外国僧人祗多蜜。
费长房记载：
《无极宝三昧经》一卷（第二出）……右二十五部，合四十六卷。西域沙门祗多蜜，晋言诃友译。诸录尽云：祗多蜜晋世出。译名多同，计不应虚。若非咸洛，应是江南，未详何帝。一部见僧祐《出三藏集记》，已外并出杂别诸录所载。[117]
智昇记载：(www.xing528.com)
《无极宝三昧经》一卷，初出，或云《无极宝经》，与《宝如来三昧经》同本，永嘉元年（307年）三月三日出，见《别录》及聂道真、僧祜二录。[118]
《宝如来三昧经》二卷或一卷，一名《无极宝三昧经》，第二出，与《无极宝经》同本，见长房录。[119]
《宝如来三昧经》二卷，一名《无极宝三昧经》或一卷三十八纸，东晋西域三藏祗多蜜译。[120]
关于西域沙门祗多蜜的生平，智昇云：“祗多蜜，或云祗蜜多，晋云诃友，西域人，识性通敏，聪达弘远，志存弘化，无惮远游，爰于晋代，译《菩萨十住》等经二十三部，诸录尽云祗多蜜，晋世译，未详何帝，若非咸洛，应是江南，一部见僧祐录，房云已外共彰杂别诸录，又有《宝施女经》（出大集经），《摩调王经》（出六度集），既是别生，删之不录。”[121]
综上引述，《宝如来经》，又名《宝如来三昧经》，也就是《无极宝三昧经》，作者是祗多蜜，而祗多蜜之所以被道安称为“南海胡”，正是因为他是从海上之路来华的。明代僧人智旭也认为《佛说无极宝三昧经》就是《宝如来三昧经》。[122]
每逢中原战乱，岭南地区往往成为躲避战火的藏身之所，文化也随之繁荣一时。20世纪50年代在广州客村出土的砖铭铭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而南海胡祗多蜜于岭南翻译《宝如来经》的壮举，为东汉魏晋时期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繁盛，平添了一个新的注解。
曾长期致力于西域史地文物研究的马雍先生综合《高僧传》《后汉书》《三国志》等汉文文献以及佉卢文字资料，认为在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境内，形成一股移民的热潮。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两道。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取陆道者越过葱岭来到敦煌，一些人留居敦煌，一些人继续东进，到达洛阳。[123]伴随着这股中亚人的移民浪潮，佛教也同时沿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境内。古今中外，宗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并非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而往往呈现出跳跃式传播、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佛教东渐之初，洛阳、彭城一带的佛教可能比于阗、交趾要早。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联想起20世纪80年前冯承钧先生的精辟论述：“中国之识天竺，天竺之识支那，源来已久，贡献虽始于汉和帝时，两地交通为时必更古也。当时通道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道之先……由是可以推想及于佛教输入问题，交通既不限于一道，输入之地则不应仅由西域一途……可见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是欲寻究佛教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124]今天读之，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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