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在论述汉代佛法地理时，曾“取群书可信之记载，表列汉代佛教分布之地方于下”[87]：
表中可信记载的群书，包括《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其中“《般舟经》校定”、孟福、张莲三事均出自僧祐《出三藏记集》中的《般舟三昧经记》，为论述方便，特征引如下：
般舟三昧经记第八 未详作者
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菩萨法护。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受。令后普著。在建安十三年于佛寺中校定，悉具足。后有写者，皆得南无佛。又言，建安三年，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武昌寺校定。[88]
此经记内容与《道行经后记》有惊人的相似：
道行经后记第二 未详作者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89](www.xing528.com)
可见，《般舟三昧经》与《道行经》的翻译活动有诸多相同之处。时间完全相同，参与人员也基本重合。对照这两条史料，我们发现，汉光和二年（179年）十月八日洛阳的译经活动，由月支高僧支谶、天竺高僧竺朔佛和汉族佛教信徒孟福、张莲、子碧、孙和、周提立等人合作完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与《道行经》翻译活动的侍者之中，除了洛阳孟元士、南阳张少安之外，还有一位南海子碧。这里的“南海”，和洛阳（河南尹）、南阳一样，均属于郡级行政单位，指南海郡。南海郡曾是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的岭南三郡之一，两汉时期又是岭南七郡之一。南海郡郡治番禺，即今天的广州，长期以来，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西汉前期的南越国时期，南海郡及其番禺就和海外发生了颇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南越国第三代国君赵眜的墓葬中，就曾经出土了来自非洲的5只象牙，以及原产波斯的1只列瓣纹银盒。[90]因此子碧的南海郡籍身份，特别值得重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显露出南海郡佛教发展的冰山一角。南海郡和南阳郡、洛阳一样，都是东汉佛教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支谶、竺朔佛的译经活动有一位重要的岭南人士“南海子碧”的大力协助。子碧本人除了信奉佛教之外，可能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这种现象在佛教东渐初期十分普遍。汤用彤先生对子碧的南海郡籍身份，未曾注意，但他在河北元氏县的《白石神君碑》的碑阴发现“祭酒郭稚子碧”字样，以为碑中的子碧可能就是协助竺佛朔、支谶翻译《道行经》的“南海子碧”。[91]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汉代人名大多取单名，重名概率很高，更何况这位“祭酒郭稚”又没有注明籍贯，要推断他就是“南海子碧”，证据明显不足。
子碧参与翻译的《道行经》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的西行原因，正是由于他讲解《道行经》时遭遇了瓶颈和障碍。“朱士行……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初天竺朔佛，以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士行常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92]
支谶事迹，《祐录》记载：“本月支国人……汉桓帝末游于洛阳。以灵帝光和、中平之间，传译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三经。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部经，以岁久无录，安公（按：指道安）以为‘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后不知所终。”[93]
支谶的来华路线，僧祐、慧皎的记载语焉不详。一般认为，他所翻译的佛教全属于大乘佛教，沿陆上丝绸之路来华。笔者以为，结合南海子碧的记载，支谶经由海道来华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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