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历史

佛教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路径进入岭南的交州地区，目前史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近些年随着交州地区大量汉魏时期文物遗址的发现和学者的深入研究，我们对汉魏时期佛教在交州地区的发展也有了相当的了解。

交州原称交趾，于西汉武帝时设立，东汉建安八年（203年）才改称交州。交州刺史统辖七郡，即：南海郡（今广东东部），治在番禺（今广州）；苍梧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治在广信（今梧州）；郁林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西部），治在布山（今桂平西）；合浦郡（今广东广西南部，包括海南岛），治在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郡（今越南北部），治在龙编（今河内东北）；九真郡（今越南中南部），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郡（今越南中南部），治在西卷（今越南广治）。交州刺史的治所在苍梧郡的广信，建安十五年（210年）改为南海郡的番禺。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广州（包括其他四郡地）二州，不久恢复，永安七年（264年）又复置交、广二州。汉魏时期的交州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重要窗口，海上交通的频繁和众多中亚、天竺甚至大秦的商人使者通过这里进入中国，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都没有在交趾地区汉魏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有佛教造像，这并不能说明当时交州地区没有出现佛教，相反，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比如史料记载和出土的一些间接体现佛教信仰的文物中来探讨佛教发展的状况。

（一）从汉魏时期史料记载中看交州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

汉魏时期，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交州一带却比较安定，于是就有大量人民逃亡到交州一带，交州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在《后汉书·郡国志》中交州有人口记载的五郡中，通过计算可得到南海、苍梧、九真、日南、合浦五郡东汉户籍总人口是109万，比西汉户籍总人口的52万增加了57万。^[54]这其中就有不少的文人学士。例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就说薛综是沛郡（郡治在今安徽北部濉溪附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55]；同书《程秉传》说，程秉原是汝南（郡治在河南汝南东北）人，“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56]

牟融也是从北方逃难到交州的文人，在交州避难期间开始由儒而转向佛，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介绍佛教理论的著作——《理惑论》。在《理惑论》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这也是牟子能写下此著作的重要背景：

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乱世，无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时，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牟子以为容爵易让，使命难辞，遂严当行；会被荆州牧优文，处士辟之，复称疾不起。……久之退念，以辩达之故，辄见使命；方世扰攘，非显己之秋也，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57]

就是在东汉末期黑暗的统治和动乱社会环境中，牟子变得心灰意冷，思想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人生态度变得消极，开始接受佛教的影响。在《理惑论》中，牟子通过比较佛教、道教、儒家的崇拜对象、思想观念、行为礼仪、组织制度去为佛教进行辩护。他把佛教解释为中国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和道家的神仙，用道家、儒家中的经典解释佛教术语，努力调和佛教与儒家、道家的矛盾，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试图让人们理解佛教与道教和儒家就是一样的，这对佛教在交州地区的传播是十分有意义的。

《理惑论》的产生代表了汉魏时期佛教脱离道家方术独立存在的先声，由牟子从儒者向锐志于佛教信仰和研究的转变中可以看到汉魏时期交州地区已经开始流行佛教并且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除了牟子的《理惑论》以外，还有一个能够证明汉魏时期交州地区已流行佛教的重要证据就是佛教高僧康僧会的例子。《高僧传·康僧会传》中有记载：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厉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58]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到，康僧会的父辈很早因为经商便来到了交趾，康僧会也很有可能就是在交趾长大，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教育，所以十分孝顺并为过世的双亲守孝。康僧会正是在交趾生活的这段时期里接受和学习佛法的，这与当时交趾浓厚的佛教气息有着密切关系。康僧会在交趾时就能够广泛地学习到“三藏”，没有佛法兴盛的背景是不可能的，所以交州地区在汉魏时期流行佛教是十分确实的。

除了从牟子的《理惑论》和康僧会的例子中感受到交州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以外，同样，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交州的社会环境来分析佛教的存在。

汉魏时期，北方战乱，交州地区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民逃亡到这里。牟子《理惑论》中记载：“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59]幸运的是，这时的交州太守士燮是一位熟读《春秋》的人，对北方逃难来的士人很是优待。《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记载：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以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趾士府既学问于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年疆域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60]

正是由于士燮的体恤下士，疆域无事，吸引了大量的士人聚居于交州，交州的文学氛围顿时变得十分浓厚。牟子的《理惑论》就是在此地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写成的。一方面士燮治下的交州和平安定，文化氛围浓厚，另一方面交州是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大量天竺、中亚的商人涌进这里，肯定会有不少的佛教徒，这一切都使得佛教的传入变得十分便利。

由于士燮治下的交州和平安定，中外贸易繁荣，交州聚集了大量外国来的“胡人”自不必说，这些“胡人”对士燮也是十分的感谢和尊崇。同时，佛教对交州地区的士人也有影响。在《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就有记载：

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具备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61]

同样，在《三国志·吴书·孙策传》中引《江表传》说：

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62]

士燮如此深得胡人的尊崇，其中不少胡人居然“夹毂焚烧香”，还有张津的“鼓琴烧香”。吴焯先生在《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一文中特别考证过“烧香”为佛教信仰祭祀中的重要内容，认为“烧香本是佛教徒向佛通达信心的特定方式；来自佛教流行地区的胡人以烧香祝寿表示他们的内心愿望，并籍此获得灵感；交州作为来华胡人的聚居地以及中国早期佛教传播地点之一，它的地方官受佛教影响，以胡人或者佛教的习俗——烧香，在当地实施教化”^[63]。姜伯勤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之路，也是一条香药传入之路。”^[64]同样，贾峨先生也曾说过：“以长安为起点通向里海沿岸的丝绸古道，是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除了这条‘丝绸之路’以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西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佛教的‘行像’活动习见于印度、克什米尔、斯里兰卡和古代的西域，当然也可以从陆海两条线路输入中土。”^[65]因此，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交州地区在汉魏时期就已经有了佛教的传播和大量佛教徒的存在。

赤壁之战后，士燮于公元210年投靠孙权，从此交州广大地区就划归东吴的势力范围，直到公元217年孙权把交州刺史的治所从苍梧郡的广信移到了南海郡的番禺。随着交州刺史治所的转移和吴国在交州地区的统治日趋稳固，南方的海上交通在吴国时期也有重要的发展。吴国与东南亚地区、印度以及大秦等国都有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邓瑞本先生就曾经对当时吴国与南洋诸国海上交往之频繁做过统计，认为“据入贡次数，大秦2次，天竺4次，狮子国（今斯里兰卡）5次，波斯2次，占婆（即林邑）7次，扶南22次，狼牙修3次，盘王7次，盘盘9次，丹丹6次，诃罗丹7次，干陀利5次，婆利3次，诃罗陀1次”。^[66]上述这些国家大部分都为东南亚的岛屿国家，其中狼牙修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及附近一带，盘盘、丹丹在今马来半岛，诃罗丹在今印尼西爪哇岛，干陀利在今印尼苏门答腊的巨港，婆利则当为今之巴厘岛。又据《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公元226年，曾有大秦的商人秦论来到交趾，并北上谒见孙权。此后数年间（公元226年—231年），吴国的交州刺史吕岱派遣朱应和康泰等航海到东南亚的林邑、扶南等国，进行宣扬国威的活动，而这些国家的国王也向吴遣使回访。林邑从公元2世纪末建国于今越南的东南部，北起交州日南郡的南部，南达今越南平顺省一带；扶南约从公元1世纪时建国于今柬埔寨及越南南端一带。汉魏时期扶南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并信仰佛教，把佛教定为本国的国教。扶南国和印度等地的海上交通向来甚为发达。朱应和康泰等居留扶南的时间也很长，曾经游历南洋群岛中的若干岛屿，并从其他旅行者中探询到通航大秦等情形。两人归国后，朱应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写了《吴时外国传》。(www.xing528.com)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中就有记载说：

岱既定交州，复遣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主，各遣使奉贡。^[67]

交州与印度相距不远，除与中国有文化、宗教交流外，也可直接从印度输入佛教。前面所说的牟子著《理惑论》、张津“鼓琴烧香”等这些大概都是受到了传入当地的佛教的影响。随着佛教在交州地区的传播，甚至有一些印度僧侣由此北上到吴国都城建业去传教，其中的康僧会就是典型的例子。

随着番禺在吴国对外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佛教也开始在番禺逐渐产生影响。据《高僧传》卷一《汉洛阳安清》记载：

安清，字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初高自称先身已经出家，有一同学多瞋，分卫值施主不称，每辄忿恨。高屡加诃谏，终不悛改。如此二十余年，乃与同学辞决曰云：“我当往广州，毕宿世之对。卿明经精懃，不在吾后，而性多瞋怒，命过当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相度。”既而遂适广州。值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负卿，故远来相偿，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时意也。”遂申颈受刃，容无惧色，贼遂杀之。观者填陌，莫不骇其奇异。既而神识，还为安息太子，即今时世高身是也。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高后复到广州，寻其前世害已少年，时少年尚在，高径至其家，说昔日偿对之事，并叙宿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著高头，应时殒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懃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恸，明三世之有征也。^[68]

这段记载虽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色彩，历史上也未必真有其事，但它还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就是汉魏时期广州地区佛教的传入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人们最初是抵制和排斥佛教的，由于佛教僧侣的努力，佛教得以在广州地区进行传播。当时来交趾活动的有康僧会、安世高和支强梁等，隋代的高僧昙迁就曾向隋帝介绍说：“交州有通向天竺之道，当佛法尚未传至江东，则羸（交州首府）已建有寺院二十多所，度僧五百人，译经十五部。其时已有摩罗耆域（306年来中国）、康僧会、支强梁和牟博（559年来中国）到此弘传佛道。”^[69]

总之，从众多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到，汉魏时期交州地区的佛教已有发展和传播，但仍然处于一种“朦胧”和艰难发展的阶段。安世高最终在会稽被杀，士燮出行时，行佛家礼仪的只有“胡人”，也只是在路边“烧香”而已。还有交州刺史张津因鼓琴烧香，行佛教礼仪，最终被杀。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汉魏时期交州地区的佛教正处于一种萌芽的阶段。交州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此胡守为先生认为：“佛教创教于印度，一般认为在东汉明帝时经中亚传入中国，散播于北方。至于南方的佛教，似来自另一条路线即海路进入。从这条路线传入的佛教始于何时，已难确定，不过入传南方的佛教，创建于天竺的佛教，应较早传播于扶南，中国与扶南正式通使始自孙吴。”^[70]

（二）从汉魏时期出土文物中看交州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

迄今为止在交州地区都还没有发现任何汉魏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但我们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都可以得出汉魏时期交州已有佛教的结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好说明了此时佛教正处于一种“朦胧”的萌芽阶段的现实。我们知道，早期的佛教是不流行偶像崇拜的，而长江流域佛像艺术的出现跟当地浓厚的神仙崇拜和道家方术思想有很大的关系的，而在起步较晚，经济文化仍十分落后的交州地区，神仙方术思想显得并不浓厚。当然这也是一种大概的猜测，至于为什么交州地区没有佛像艺术的出土还有待以后更丰富的考古发现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了。

虽然在交州地区难以发现佛教造像，但所谓的“佛教七宝”却在出土的汉魏时期文物中十分的普遍。“佛教七宝”就是从两汉时期开始由西方世界各地输入东亚大陆的，佛经《大般若经》中就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71]作为“佛教七宝”。其中有关金银在汉魏时期的作用，早已有学者指出“汉代的岭南和西南地区在当时东西方贸易交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金银成为东西方贸易活动中公认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72]至于像玛瑙和琉璃之类的饰物交州地区更是有大量的出土，比如广西合浦堂排四座西汉晚期墓葬为例，此四座墓中“出土琉璃珠1656粒，玛瑙珠13枚，琥珀6件，水晶19件，金小坠珠4粒。这些物品除了金器外，皆极少见于中国其他省份的外来墓中。除了合浦外，广西贺州、贵港、梧州、桂林、昭平等地西汉墓都发现过较多的琉璃、玛瑙、水晶、金饰品等物，尤以广西环北部湾沿岸的合浦汉墓发现上述物品最多”。^[73]这些物品都是佛经上记载的“佛教七宝”。

我们知道，在汉魏时期的交州地区，除了交趾、九真、日南等郡是金银的重要产地外，其他的像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都是印度甚至是更远的大秦所产的。而这些“佛教七宝”在交州的出现，不仅是琥珀、玛瑙等珍宝从海外输入的例证，也应当是佛教文化因素传入华南的表现。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力地得出了他们是随着佛教一起流传到中国南部沿海的交州地区的结论。

除了在交州地区发现了大量“佛教七宝”之外，香料在交州地区的广泛普及特别是大量外来香料的发现更是说明了交州地区佛教发展的状况。香料在交州地区使用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有广泛应用。据考古发现，岭南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用于焚烧香料的熏炉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仅《广州汉墓》一书中介绍的一批两汉墓葬中，就共出土熏炉112件（其中铜的12件，陶的100件）^[74]。西汉前、中期墓出土的还不多，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期间，大约半数的墓都有熏炉随葬。如在1984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四联体铜熏炉，炉腹内有炭粒状香料残存，这种炉体由4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同时燃烧4种不同的香料；^[75]广西罗泊湾2号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内盛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据推测可能属龙脑或沉香之类的树脂香料残留物。^[76]香料本来就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交州地区又有使用香料的传统，加之“烧香”活动也是佛教礼仪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在中国古代就有着焚香拜神的传统，所以从现存的大量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时期交州地区频繁的“烧香”活动，而中原地区却较少看到“烧香”的记录。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交州地区本就是香料的重要产地，给广大百姓的“烧香”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宜的香料。那交州地区怎么还会出现来自东南亚地区或更远的大秦的异域香料呢？陈宝良先生指出：

尽管上古时期已有通过事香奉神明乃至达镯洁之例，但三代所谓之禋享，首先所荐者还是馨，而不是后世沉水、熏陆之类。所谓馨就是前面提到的兰蕙之类，古人虽有烧香草以降神之例，称为蕙熏，其实也不过是香草。只有在汉代以后，诸如沉脑一类的香传入中国，再加上佛教的传入，才使中国传统的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带有佛教色彩的烧香活动。^[77]

佛教的输入并在交州地区取得一定的发展，交州地区涌现出了大量胡僧，正是他们的“烧香”活动大大增加了香料的使用量，使得交州地区原本充足的香料供应变得日趋紧张，这才导致大量引进外来香料的现象。当然这其中可能也有香料是胡商或胡僧自发带进交州地区的情况，但也不能否定佛教在交州的发展导致本地香料供应不足的事实。因此，从外来香料的大量发现也可以感受到交州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了。至于中原地区香料的使用量不大的原因，除了不是香料的产地，产量不大以及从交州引入，成本过高，普通百姓承担不起的因素外，谢弗也把原因归结为交州地区的文化简朴，更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了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和信仰也随之传入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传统。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方式和态度并没有能够像它们在印度支那一样，对中国产生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影响。由于印度支那的文化更为简朴，所以它吸收的东西也就要多得多。”^[78]

如果上面的例子还不能作为交州地区佛教发展的力证，那么在交州出土的一些东汉青铜器上就已明确显现了佛教文化的因素。在黄启善主编的《广西铜镜》一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广西贵县深钉岭东汉1号墓出土的一枚铜镜后面的背面纹饰中，就有佛教的“卍”字装饰。至于“卍”字与佛教的关系，庄春辉先生在《解读“卍”字符及其不同变体的文化表征意义》中就有鲜明的描述，“公元前5世纪佛教兴起后，大量借用佛教释迦牟尼三十二瑞相之一的‘卍’和它的‘吉祥万德’，并使之很快成为佛教文化的标识之一，具有神圣的宗教含义。佛教寺庙的建筑物也往往是‘卍’字符的天下，窗墙、门格、梁头等都刻有‘卍’字符，一般是将无数个‘卍’字符相连在一起作为装饰，被称为‘万字符不断头’，体现了古代画工对‘吉祥万年’的一种期盼和寄托。在佛教遗物上便常常可以看到‘卍’字符的踪影。在佛教造像中，佛像的胸部常常可以见到‘卍’字符”。^[79]

下图即为贵县深钉岭东汉1号墓出土的这枚铜镜：^[80]

同样在广西梧州市郊扶典出土的东汉禽兽纹铜镜上就有“王兮三羊卿重见佛囗”的铭文。

下图即为梧州市郊扶典出土的东汉禽兽纹铜镜：^[81]

在广西北流荔枝场果树园出土的一件东汉时期的铜鼓上，“鼓面上铸有六蛙雕饰，其鼓面主晕中心也有一‘卍’字图案组成的纹带”。^[82]

以上几件文物的装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受到佛教影响的影子，这也就证明了佛教在交州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综上所述，交州地区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从水、陆两道同印度、大秦等国家有了频繁的交往，除了巨大的商业贸易外，还从西方和印度输入了大量的物质和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了佛教文化。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可以见证这段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通的盛况。汉魏时期佛教在交州地区有所发展但仍很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