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长江中下游区的传播历史

东汉后期，随着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北方的人民向长江以南的地域迁徙，迁到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这个时候，广大的南方地区在经过长期的军阀割据后，形成了蜀国和吴国两大政权。蜀国于公元221年由刘备在成都建立，史称“蜀汉”，主要统治以益州为核心的长江上游广大地区。吴国则是由吴主孙权于公元222年建立，统治中心在武昌，孙权自称吴王，后于229年正式改称皇帝，建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吴国占据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包括荆州、扬州和交州等。因此，我们要探讨汉魏时期佛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和传播，主要就是看佛教在吴国这段时期（220—280年）的发展了。

就三国时期佛教在魏、蜀、吴三国的发展情况而言，吴国的佛教发展状况是最好的。虽然魏国统治的广大中原北方地区很早就有了佛教的传播活动，但由于当时的曹魏政权对佛教实行排斥和打压的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以法律来约束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凡不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都被斥为“异端邪说”，都要受到限制打击，所以北方的佛教发展缓慢。霍巍先生在他的《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一书中就曾说过：

三国时期北方曹魏统治区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早期佛像的考古资料。直到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当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之后，才出现了一批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金铜佛造像。这批金铜佛像形态稳定，有的有明确的纪年，均为单体造像，显然已是偶像崇拜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批金铜佛像当中，仍可观察到一些与四川早期钱树佛像风格相近的因素。如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铭金铜佛像……^[38]

下图即为后赵建武四年的金铜坐像^[39]：

当时的蜀汉政权认为佛教并不利于它的统治，同样对佛教持不欢迎的态度。相比于魏、蜀两国佛教发展的惨淡，吴国时期佛教的发展就大有作为了，这跟当时吴国的统治者，特别是孙权对佛教的接纳态度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公元220年，作为当时东吴统治者的孙权，看中了鄂县（今鄂州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铜铁资源，便将统治中心迁到了鄂县，并改名武昌，有“以武而昌”的意义。武昌的丰富资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为孙权建国称帝奠定了基础，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直到公元229年孙权将都城迁到长江下游的建业之前，武昌一直是吴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佛教徒最早就在这里集结。尽管后来吴国的都城转移到了下游的建业，但武昌也一直作为陪都留用，是吴国长江上游军事防御的重要屏障。所以，在整个东吴时期，武昌和建业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都市，加上武昌和建业又同时是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因此把佛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传播分为以武昌为中心的中游地区和以建业为中心的下游地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东吴时期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扶持。

1.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孙权于公元222年在武昌自称吴王，建立政权以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对各种思潮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要不威胁到吴国的统治，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对其中的佛教也没有排斥，显得十分开明。当时，关中、洛阳地区仍处于动乱之中，无论是那些从西域来的佛教徒、译经者，还是汉人中的儒经学者，很多人都不堪忍受战乱之苦，纷纷逃往江南，这样一来，吴国的都城武昌便成为各种思潮、学派的汇聚地，佛教这个“外来物”便有了很好的市场，从而在武昌地区迅速地传播开来。孙权通过对佛教的了解还吸收了当中的一些人来为他的政权服务。

最早来到武昌的就是祖籍月氏的僧人支谦。《高僧传》初集卷一《康僧会传》中就有记载：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技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黑，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嚁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40]

公元220年，孙权来到武昌后不久，支谦连同乡人也来到了武昌。从史料可以看出，支谦是当时佛教中相当有影响的人物，精通胡汉等六国语言，又通佛经。孙权听说支谦博学多才，就迅速召见了他，并向他提出了一些佛经中的深奥义理，支谦都一一回答，让孙权十分满意，决定将他聘为博士，辅导东宫太子孙登。这正是支谦梦寐以求的事情。通过统治者对其的保护和支持，支谦便在武昌大力开展佛教活动，积极组织对佛经的翻译研究和对佛教的介绍传播工作，使得武昌地区的佛教有了初步的发展。根据《四库全书》并参考《出三藏记集》的记载，支谦一共翻译了88部共118卷的佛经，现存仅有51部共69卷。

到了公元224年，印度僧人维祗难与竺律炎结伴而行，也来到了武昌，并带来了部分佛经，进行佛经翻译和从事佛经宣传工作。《高僧传》初集卷一《维祗难传》中记载：

（维祗难）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焚本。《昙钵》者，即《法句经》也。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在义本，辞近朴质。^[41]

从史籍上看到维祗难和竺律炎在翻译经文上碰到了不善汉语的短处，正好这时支谦就在武昌，所以他们很快就一起合作，译出了《法句经》等一系列的佛经。根据《四库全书》并参考《出三藏记集》的记载，维祗翻译2部共6卷佛经，现存仅1部2卷经，而竺律炎翻译4部6卷佛经，现存3部5卷经。

与维祗难和竺律炎翻译的佛经坚持原文的忠实性结果导致佛经“晦涩难懂”不同，支谦在佛经的翻译工作中十分注意迎合汉人的语言习惯。人们读支谦翻译的佛经，很容易将虚无缥缈的佛教义理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受到的事情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了佛经的感染力。他使佛经在武昌的传播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支谦的佛经翻译工作和佛教传播工作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支谦的影响力还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支谦当时的译经活动大部分是集中在佛门和武昌城内的上层社会中进行的，广大的下层百姓苦于生计，对佛教的积极性并不高，对佛经不感兴趣，也没有太多接触支谦所译佛经的机会。支谦的身份也决定了他并不会过多地在下层社会活动，上层社会的权贵们也只是将参与佛事活动当成了一件十分时髦的活动。因此，从整体上看，当时武昌地区佛教的发展还处于一种比较朦胧的状态之中，人们对佛教与神仙道教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十分清楚。

到了公元229年，为了适应赤壁之战后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孙权把统治的中心迁到了建业，直到嘉禾元年（232年）孙登为了给在建业死去的弟弟孙虑治丧而定居建业，支谦也跟孙登来到了建业。赤乌四年（241年），孙登死后支谦便到了苏州穹隆山，一直在山中过着隐居生活，直到老死在山中，也没有再回过武昌，武昌佛教的发展就比不上以前了。随着后来康僧会在建业宫廷的活动，以及佛教影响的不断扩大，武昌地区的佛教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间百姓对佛教的认识才渐渐地清晰起来。

2.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佛教造像艺术

与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以摇钱树为代表不同，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以佛兽镜、装饰佛像的陶瓷器为代表，包括各种佛教相俑、佛像和佛兽镜等。佛兽镜是神兽镜的一种，就是把原来神兽镜上的神仙和异兽换成了佛像和异兽的组合。这一转变也反映了长江中游一带的人们同样也是把佛像当成神仙的一种去祈求超脱现实苦难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现有考古发现的佛教造像遗物中，由于大部分造像年代久远，加上有确切纪年的又比较少，因此考古学者要界定遗物的准确年代比较困难，因此就有部分遗物的年代归属于吴至西晋的这段时期内了。根据阮荣春先生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到目前为止，属于吴国到西晋时期的长江中游一带的佛教造像遗物主要有：湖北武昌莲溪寺出土的一件铜牌佛像和四件白毫相俑，湖北鄂城出土的6件佛兽镜，带胁侍的釉陶佛坐像、佛像青瓷香薰、佛像青瓷三足就樽、佛像青瓷唾壶，湖北黄陂县出土的尖顶帽俑、白毫相俑，湖北武汉江夏流芳出土的白毫相俑，湖南长沙出土的白毫相俑、佛兽镜，湖南湘阴出土的胡俑，安徽马鞍山出土的尖顶帽俑、白毫相俑，当涂、繁昌、宣州、广德、郎溪、绩溪出土的神瓶，安徽和县和江西南昌、靖安、余干出土的佛兽镜。^[42]

另外，在阮荣春先生所著的《佛教南传之路》中的“西晋前南方佛教造像遗物一览表”中，可以明确时间为东吴时期的有湖北武汉莲溪寺出土的一件铜牌佛像和四件白毫相俑、湖北鄂城出土的青瓷唾壶和大量佛兽镜、湖北武汉江夏流芳出土的白毫相俑、安徽繁昌出土的五连罐、湖北黄陂县出土的白毫相俑、安徽马鞍山出土的白毫相俑，归到吴至西晋时期的遗物还有安徽郎溪出土的四佛镜和江西余干出土的佛兽镜等^[43]。

下图为长江中游地区各地出土的白毫相，其中出土地点1、2为马鞍山佳山；3、4、11、13、15、19为湖北黄陂；5、9、10、12为江夏流芳；6、14、16、17、18为长沙；7、8为武昌莲溪寺^[44]：

吴国前期，孙权定都武昌，不仅迁来户口，而且带来了不少的能工巧匠，加之武昌地区盛产铜铁，在武昌和武昌郡的范围内，有大冶的铜录山和白雉山、鄂城的泽林、汀祖的西西山，都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铜铁矿，因而形成了一定的手工业。孙权来到武昌后，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也积极加强军事准备，打造兵器，手工业就有了较大的发展。以佛兽镜为代表的铜镜在鄂州大量的出现，既与这里是东吴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较早受佛教影响的地理位置有关，同时也跟本地丰富的铜铁资源密不可分。因此，当佛教传入并有了一定的影响后，这些手工业者便自然而然地开始把佛像的因素反映到铜镜上了。(www.xing528.com)

（二）东吴时期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佛教的发展

孙权于公元229年称帝后，考虑到当时吴国已经与长江上游的蜀国修好，长江中游的武昌地区的军事防御压力减轻了很多，而与北方魏国争夺的淮河一带，已成为吴国军事防御的重点，因此决定把都城迁到长江下游的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随着吴国政治中心的迁移，与统治者有着密切联系的佛教也迅速到了长江下游一带。很快，吴都建业取代武昌成为吴国最重要的佛教传播中心，汤用彤先生就曾说三国时期佛教重镇是“北为洛阳，南为建业”^[45]。这一时期佛教在佛经的翻译和佛教造像艺术上又有了更大的发展。

1.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最早把佛教带到建业的人应该就是支谦了。他在公元232年跟随太子孙登来到建业，便把佛教带到了建业，但由于支谦始终都走的是一条在统治阶级上层进行传播的路线，加上支谦在太子孙登过世之后便隐居深山专心译经，并不重视佛教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所以当时佛教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真正让佛教在建业地区取得较大发展的应该就是康僧会。《高僧传·康僧会传》中就有详细的记载：

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于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248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初见沙门，观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查。”权曰：“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非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耀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齐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乃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权又特听。会谓法属曰：“宣尼有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子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朝集观，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权自执瓶，泄于铜盘，舍利所击，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稀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值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破，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建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46]

由上述史料可知，康僧会是要在建业创建塔寺，设立佛像，供信徒瞻仰，用更加具体生动的形象来感化信徒，以期达到扩大佛教影响的目的。到达建业后，康僧会依靠神异道术“礼请”舍利，使孙权信服，从而为他建寺立塔，进而可以合法传教，从此佛教就开始在“江左”一带兴盛起来。后来孙权的孙子孙皓（264—280年在位）欲毁佛寺，污秽佛像，也是在康僧会的极力劝说之下才停止了行动。《高僧传·康僧会传》中记载：

至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淫祠，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佥曰：“佛之威力，不同余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贻后悔。”皓遣张昱诣寺诘问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词，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祠者。昱曰：“玄化既浮，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嗟会才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皓大集朝贤，以马车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47]

孙皓虽然接受了佛教的地位，但还时不时做出一些破坏佛像的行为。《高僧传·康僧会传》中记载：

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著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臣笑以为乐。俄而之间，举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诸庙，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问讯曰：“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举头问曰：“佛神大耶？”采女曰：“佛为大神。”皓心遂悟其语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过，烧香忏悔，皓叩头于枕，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问讯道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析，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普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住所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必奉。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危，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48]

康僧会在吴国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努力弘法，宣传佛教，阻止吴主孙皓对佛教的破坏。康僧会在与孙皓的对话中，不断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孝慈”“仁德”和“求福”等词来诠释佛教教义，就是为了证明“儒者之格言”与“佛教之明训”是一致的，通过佛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使得统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佛教。他在宣传佛教教义的时候也注意看对象，对孙皓这样一些对佛教既无信仰也不了解的王公贵族，不是宣传断情绝欲的四谛、八正道等修行解脱的道理，而是宣传与中国道德说教比较相近的善恶报应，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佛教在统治阶级上层的发展，取得统治阶级的许可并积极在社会中下层传播，扩大了佛教在整个社会群体上的影响。可以说，孙吴时期长江下游的佛教能够在民间得到传播和发展，康僧会的功劳是很大的。

康僧会自公元248年初到建业传播佛法，到吴天纪四年（280年）因病逝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东吴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佛教的发展。自建初寺建成以后，他便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过世。据统计，康僧会一共翻译了7部共20卷佛经，现存的只剩下了2部共10卷。可以说，康僧会是东吴佛教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当然，吴国的佛寺不仅仅只有一个建初寺。根据《三国志·吴书·孙綝传》的记载，孙綝在吴太平三年（258年）十月废吴主孙亮为会稽王，而立琅邪王孙休为吴主，控制吴国朝政大权，于是便恣意妄为，大肆破坏佛寺：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49]

从孙綝的“坏浮屠祠，斩道人”可以看出吴国在建初寺外还另有佛寺，当时的佛教寺院僧众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并引起了朝廷的猜疑，这样才招致了孙綝的“毁佛”运动，只是不清楚佛寺的具体数量和名称，但可以得出吴国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的结论。

2.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佛教造像艺术

东吴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佛教造像与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四川等地相比，数量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也更为广阔，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大量的发现，同时装饰的器物也更加多样，如魂瓶、铜镜、熏炉、壶、罐等，有着明显向生活用器发展的趋向。佛像表现的细节更多的还是与丧葬发生联系。在众多佛教的装饰器上，数量最多的就是魂瓶（又称谷仓罐）了。

魂瓶是指三国、西晋间制造的一种陶瓷器，是由东汉后期发展起来的五联罐演变而来的，主要用于丧葬中的祭祀。魂瓶质地多青瓷或者釉陶，也有红陶或灰陶，造型复杂、装饰奇巧，器身肩部以上多堆塑人物、飞鸟、走兽、亭阙和佛像等，特别是东吴至西晋年间的魂瓶，表现佛像的多为常见，这和当时佛教在吴地的传播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佛像如此众多地出现在魂瓶上，与百姓日常生活如此的贴近，可以想象佛教最初的传入是以一种极其生活化的方式来进行的。它们很有可能就是由行走于吴地的胡商或胡僧带来的，所以就会有美国学者认为“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人的宗教^[50]”。因此，魂瓶成为研究早期吴地佛教传播不可忽视的实物材料。佛教在吴地会如此地贴近生活应该也是一种被迫的本土化的过程。“佛教初传吴地时，其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渠道可能就是这中国人无比重视的丧葬活动。佛陀作为‘外来的神仙’参与中国的丧葬活动，象征追求富贵、升仙、子孙后代以及来世的幸福等，这些显然与佛教本质教义不符。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一方面，佛教初传吴地，民间尚缺乏对其教义的真正了解；另一方面，佛教作为一个刚刚传入的外来宗教，想在异文化之乡生根发芽，模糊宗教本身的严格界定、走本土化的亲民路线正是一个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51]

迄今为止所出土的魂瓶上的佛像特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一般为圆脸大眼、高肉髻、有项光、通肩衣、禅定印，在莲座两侧配以双狮首或龙虎首。根据阮荣春先生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上的记载，已被确定为东吴时期的长江下游出土的魂瓶有十多件，有江苏南京江宁县上坊出土的吴天册元年（275年）的魂瓶、江苏南京甘家巷高场一号墓出土的魂瓶、浙江金华市武义县陶器厂竹园出土的魂瓶、浙江衢州市邵家山出土的魂瓶、浙江上虞江山乡出土的吴天纪元年（277年）的魂瓶、江苏镇江金坛唐王乡出土的吴天玺元年顷（276年）的魂瓶、江苏南京赵士岗出土的吴凤凰二年（273年）的魂瓶、江苏南京雨花区长岗村出土的现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吴时盘口壶，安徽繁昌县峨桥乡窑场出土的吴时五联罐，等等^[52]。

汉魏时期南方佛教造像遗物一览表^[53]：

（续表）

（续表）

综合以上所有汉魏时期出土的长江流域的佛教造像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与长江上游的摇钱树佛像中佛陀的形象多从属于仙人不同，到了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佛陀的形象越来越取代仙人成为人们祭祀的主体，民众心目中的宗教崇拜对象也基本上被佛陀这个外来神所占领。这时的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也更多地停留在功利的崇奉上，就是希望通过祭祀佛陀来寄托对现实社会中利益的追求，同时也祈求着来世生活的幸福。因此在越来越多的装饰器上，佛陀逐渐作为主角出现，占据饰器的中心位置，而仙人已居于陪衬的地位。这一系列变化都有力地说明了佛教在长江中下游，特别是以吴都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