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历史

如前文所述，早在东汉初期，贯通中国西南和南亚身毒国的西南丝绸之路就已经贯通，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使者、商团等不断在这条道路上与西南少数民族和外国发展政治和经贸往来，来自国外的少数民族和商人也纷纷通过这条线路进入中国。关于在这条线路上中国与印度、缅甸，以及更远的伊朗或东地中海国家的交往，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都有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如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发现有琉璃，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汉代墓葬中也都有大量玛瑙、玉石、绿松石等装饰品。这些东西都不是当地生产的，而是来自这条商路上的外国商人之手。腾冲附近曾挖掘出大量的汉五铢钱，也是当年中外商业贸易这条道路上进行交易的凭证。在《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对盘越国就有记载：

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1]

对于这个盘越国，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认为“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2]，汶江先生认为，“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3]。《史记·大宛列传》就有记载：

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4]

《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中记载；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音少异种印度。^[5]

这里所说的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音少异种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滇越族人。这些地方都留下了蜀商的足迹，从这些大量的古代遗存中就可以感受这条线路上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的繁忙景象。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中也有关于当时西南永昌郡（今云南大理及哀牢山以西地区）的记载：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永昌）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今云南曲靖一带）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6]

其中所列的骠越、身毒就是当时的缅甸和印度人。这些外国居民实际上就是经过西南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国的。他们也多为经商或随着商人而入的，佛教也很有可能最早由这条道路传入中国的西南地区。伯希和就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中国的线路问题有过一番论述：

顾四川之中国人所欲在云南开拓者，不仅东京一道。彼等已久知云南西南有道可达天竺。纪元3世纪魏略曾言大秦可由云南之永昌而至中国。考中国经缅甸与亚洲南部、西部有确定关系之时，在纪元2世纪之中。永元九年掸国王雍由调入贡中国，永宁元年雍由调复遣使者献乐及海西幻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然其时或者可再溯而上。明帝时，天竺传布佛法之摩腾、法兰二人，亦得取Iraouaddy（伊洛瓦底江）上流及云南一道而达中国也。^[7]

伯希和就认为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都是沿着西南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笔者认为根据《高僧传·摄摩腾传》中“（蔡）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8]和《高僧传·竺法兰传》中“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摄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礙，兰乃间行而至”^[9]两个记载中有关摄摩腾“冒涉流沙”（即走西北方向通过荒漠进入洛阳）和竺法兰“间行而至”（即走最短的路线到达洛阳）的说法，可以大胆地判断竺法兰可能是走西南丝绸之路而不是走摄摩腾走过的西北丝绸之路进入中国。鉴于竺法兰来中国之时是东汉明帝年间，那时官方的西南丝绸之路也已经开通了，从印度出发沿着西南丝绸之路方向进入中国也是一条比较安全和方便的道路，笔者认为竺法兰走西南丝绸之路也是很有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史籍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汉魏时期西南地区的佛教造像的记载。因此，要想了解当时佛教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情况，就只能从考古发现中的佛教造像遗物去寻找了。

（一）现存汉魏时期西南地区的佛教造像

近些年来，在西南地区的十几处确切出土地点共发现早期佛像30多尊，其中大多数是以西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器物——钱树为载体的。所谓钱树，也称为摇钱树，是我国西南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行于汉魏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墓葬随葬器物。这些早期佛像包括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佛坐像1尊、^[10]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佛坐像2尊、^[11]彭山166号崖墓出土的钱树座佛像1尊、^[12]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钱树佛像5尊、^[13]四川什邡出土的一块佛塔刹画像砖、^[14]重庆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的钱树佛像6尊、^[15]重庆忠县涂井14号崖墓出土编号为M14∶31的钱树佛像3尊、同墓编号M14∶31的钱树佛像5尊、^[16]重庆丰都槽房沟墓中出土的的摇钱树铜佛像1尊、^[17]贵州清镇1号石室墓出土的钱树佛像上2尊、^[18]陕西汉中城固砖室墓出土的钱树佛像1尊、^[19]汉中铺镇5号砖室墓出土的钱树佛像2尊等。^[20]此外，在日本还收藏有3件带佛像的钱树，其上共有4尊佛像。^[21]虽然这4尊佛像的出土地点不明，但根据造型风格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判断，也应属于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其来源“可能出土于中国四川省”。^[22]

下图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的主要分布图：^[23]

在众多早期佛教造像中，我们选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佛坐像、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佛坐像、四川彭山166号崖墓出土的钱树座佛像、云南昭通陶佛像以及四川什邡佛塔刹画像砖等加以介绍。

1.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佛坐像

此墓规模很大，有1个前室和3个后室，佛像以浮雕形式刻于中间1个后室中间的门额上。像高37厘米，结跏趺坐，着通肩大衣，高肉髻，有项光，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似作提衣角状。

下图即为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佛坐像^[24]：

2.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佛坐像(www.xing528.com)

形象与麻浩1号崖墓的佛坐像相同，有两尊，也都刻于后室和门额之上。尽管因年代久远破损严重，但佛像形象依稀可见。

下图为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佛坐像：^[25]

3.四川彭山166号崖墓出土的钱树座佛像

抗日战争期间出土，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馆。此件树座为泥质灰陶，高21厘米，全器成圆形，树座的表面显出模制的人像，其中的一佛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裳之下摆，身上的僧衣纹饰呈“U”字形下垂，具有明显的佛像特征，其两侧尚有两侍从站立而待。对这两侍从的身份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俞伟超先生就认为“三人整组都是佛教造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即中为释迦像，两侧为迦叶、阿难或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像”^[26]，而吴焯先生不同意“一佛二菩萨”之说，认为两侧之侍从应当为“胡僧”^[27]。无论这二侍从的身份如何，对这是一尊早期佛教造像的结论，学术界并没有异议。

彭山崖墓出土的佛像开始出现在摇钱树上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这就表示佛教开始与四川本地的神仙方术思想结合在一起，“表明那时的佛教礼拜曾和古老的社祀活动结合在一起”^[28]。吴焯先生同样认为：“四川彭山崖墓的钱树座上首先出现佛像，又是一个新的信息。钱树是给人们带来土地、粮食和财富的象征，把佛陀放在树座上与树神一起祭祀，无非是想借助佛陀把这些好处带给他们，或者求得佛陀的保佑，使这些已经获得的土地、粮食和财富永远为墓主以及他的子孙后代所有，这与乐山麻浩和柿子湾在东王公和西王母所占的位置上雕刻佛像以求得佛的保佑的作用是相同的，也是和自楚王英开始浮屠老子并祀的传统一致的。”^[29]

下图就是彭山出土的钱树座佛像：^[30]

4.云南昭通陶佛像

2000年出土，现收藏于云南昭通文物管理研究所。这件灰陶佛像，残高约20厘米，下部略残，头顶有类似肉髻的槌状物，螺发，面庞丰润，双眼微合，高鼻且大，身穿通肩大衣，向下形成五重长长的“U”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V形衣领，衣袖有较宽且深的纹路，大衣背面从上到下形成七层略显平行的圆弧形衣纹，结跏趺坐。昭通佛像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陶佛像，表面特征与四川早期佛像特征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云南昭通佛像与四川的佛像之间深刻的联系。它的出现填补了印度早期佛教艺术从滇缅道传入的缺陷，有力地证明了佛教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云南并产生影响，这对我国佛教艺术的产生和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下图即为云南昭通陶佛像：^[31]

5.四川什邡佛塔刹画像砖

1986年出土，现收藏于四川博物馆。该长方形画像残砖长21厘米，宽15厘米，厚7.5厘米，上面刻有一楼阁式佛塔，塔身三层，塔刹项部呈多层线纹叠样。塔的左右两边各雕饰莲花以株，其高近乎佛塔。印度佛教造塔的层数规制为一、三、五、七、九级奇数，该画像砖上的佛塔制式属于古印度塔刹的制式。这一画像砖上的佛塔，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佛塔形制，也是印度佛教传入我国时所造之物。下图即为四川什邡佛塔刹画像砖^[32]：

目前，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坐佛像为代表的半圆雕式的石雕佛像的年代已确定为东汉后期到三国时期。可以认为西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大致上始于东汉晚期，流行于三国蜀汉前期，至蜀汉后期趋于消失，其年代相当于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左右。

（二）汉魏时期西南地区的佛教造像的特点

1.这些早期佛像教造像，从表现形式上尚处于“模糊阶段”，从表面上看与佛教教义、寺院和僧侣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相反却是与本土系统的神仙和升仙思想及天国仙境观念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佛的出现并非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是作为天国仙境中诸神灵的一员，与本土传统的神仙或神兽等神灵同列出现。汉魏时期译成的《四十二章经序》云：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帝问群臣，此为好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神也。”^[33]

古蜀地人们对“西王母”的崇拜比较虔诚，并且选择了蜀地文化中常见的摇钱树作为供奉“西王母”的载体。摇钱树是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文物，具有原始树崇拜、社树、升天神树和追求富贵吉祥等多重内涵。在摇钱树上，“西王母”常常位于摇钱树的中央或显要位置，刻意突出其受崇拜的地位。到了东汉后期直到三国时期，部分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变成了佛像。例如在绵阳何家山二号墓出土的摇钱树顶部的枝叶上，西王母坐在一璧形物上；同样，陕西城固摇钱树佛像也坐于相同的位置，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蜀地佛教的发展和当地人们对佛教模糊的认识。人们把把佛当成了像“西王母”之类的神仙的结论，期望通过这种崇拜佛陀的做法，实现其长生不老、早日成仙、早日超脱现实生活的愿望。

2.西南地区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与四川地区的原始道教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四川地区的原始道教发展历史久远，东汉中期以后道教在蜀中普遍流行，顺帝年间张陵在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创五斗米道，信徒甚众。其子张衡、孙张鲁相继执掌教职，东汉末年张鲁在汉中建政教合一的政权达三十年。摇钱树就是原始道教信仰载体中的典型代表。而当时传入四川的佛教为了更好地发展和传播便积极地与神仙道教混为一流，如汤用彤先生所言：“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祭祀既为方术，则佛徒与方术最初当常并行也。浮屠本行斋戒祭祀，故亦早为方士之附庸。”^[34]

3.与画像与钱树的总体数量相比，佛像数量仅占其中的很小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在这一区域的流行程度并不高。这些佛像的共同特点是佛像的头部均有突出的高肉髻，佛像的姿势均为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佛像的衣饰均为通肩僧衣，前胸部的衣纹下垂呈“U”字形。

4.在整个西南地区所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中，在已经得出的结论中，它们各自的产生年代也有略微不同，有早也有稍晚一些。比如云南昭通发现的陶佛像应属于东汉晚期，就比四川地区的某些三国时期的佛像要略早，而贵州清镇出土的早期佛像似乎要更晚一些，“大致可以判断贵州清镇11号墓的这两座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晚期至末期，其下限可能会晚到蜀汉前期，而这株钱树的制造年代与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基本同时”。^[35]从这些佛像的分布地域和各自所处的年代，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佛教造像艺术沿着西南丝绸之路进入我国，首先影响云南地区，但云南并不是它的终点，而是继续深入，来到了当时西南地区的中心地区，即四川的成都平原一带，然后再向四周传播，传到了邻近的重庆、贵州和陕西汉中等地区。童恩正先生很早就在他的文章中讲到：“东南亚古文化明显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某些因素（不是全部），其发源地或表现得很集中的地区，并不是云南，而是四川。换句话说，在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某些文化交流中，云南并不是传播的起点，而是传播的通道，起点应在四川。”^[36]同时，苏秉琦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也说过：“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37]我们知道，文化传播的一般情况往往是从一个文化区的中心地区向它的边远地区扩散。从东汉后期一直到三国时期，在西南地区，四川盆地一直处于西南文化圈的中心，四川的经济到了东汉的后期已经十分发达，川西平原一带被称为“天府之国”，成都也是当时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大都市，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对这一文化圈内的其他地区有着强烈的影响。而重庆、贵州等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在古代其经济文化就一直比较落后，在与四川地区的交往中，总的趋势是处于一种比较被动、接受的状态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贵州清镇的佛像艺术是受到了来自四川地区的佛像艺术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