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比，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为深远。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云：“以海道论，《史记·货殖列传》谓南海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后世西、南洋物也，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58]著名南洋史专家许云樵先生亦言：“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官方虽出政治作用，民间则受经济支配。”[59]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出土了大量汉代陶器和陶片，器型和纹饰图案风格与广东沿海汉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对越南中部广南省的茶丘布召遗址，进行了发掘，经碳14测定，最早年代属于公元1世纪。距离东汉日南郡的南部边境只有数十千米的布召遗址，所出土的器物反映出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有罗马文化的影子。这些无疑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民间贸易的历史见证。
印度是中西方交往的桥梁，在古代中西方的交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今印度）在东汉和帝时期（89—105年），曾多次派遣使者，历经千难万险，经过西域地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洛阳朝贡。后来因为西域发生动荡，东汉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双方的关系被迫中断。直到东汉桓帝时期（147—167年），天竺使者另辟蹊径，取道南海，即由陆上丝绸之路改为海上丝绸之路，再次来华，才使得双方的交往重新得以恢复。公元159年、161年两次经南海，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朝贡。
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在《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检讨》一文中，曾经敏锐地指出，由于中间势力的阻隔，罗马和印度的关系主要是经由海路，罗马钱币极少出现在印度北方与西方往来的要道上，而几乎全部出现在南方海路的贸易点上[60]。
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我国对外交往的两大通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经略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派出“汉使”探索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中曾对汉武帝经略海上丝绸之路有颇为详细的描述：属于黄门的“汉使”船队，携带丝绸和黄金，从汉朝南部海疆“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即今天的北部湾和越南中部一带出发，在沿途土著人的护送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到达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为汉朝皇室采购明珠、璧流离等海外奇珍异品。一般认为，这里提到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大致在今天东南亚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一带，夫甘都卢国在今天的缅甸境内，已程不国在今天的斯里兰卡，黄支国在今天的印度南部。印度南部的坦焦尔和迈索尔都曾出土过西汉前期的中国古钱币，成为中国与印度海上交往的历史见证。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南印度出土的西汉前期的古钱币，应该与西汉前期在西南地区异常活跃的巴蜀商人集团有关。[61]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换句话说，广义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可以包含西南丝绸之路的。从云南出境，经缅甸抵达孟加拉湾，或沿伊洛瓦底江、怒江（境外称萨尔温江）、澜沧江（境外称湄公河）顺流而下，抵达安达曼海、泰国湾，再向西穿越印度洋，不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吗？西南地区的学者又把西南丝绸之路称为南方丝绸之路[62]，某种意义上，也透露出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信息。谁又能否认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南方这个事实呢？
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在抵达波斯湾后，望海止步，无功而返，失去了最早的中西方直接接触的大好机会，令人痛惜。70年之后，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贡献，终于完成了中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对话。这是公认的有史以来中西方文明的首次直接接触。大秦使者（或假冒使者名义的罗马商人）第一次来华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而非陆上丝绸之路，无疑与海上丝绸之路民间贸易的繁荣不无关系。
大汉帝国的盛世雄风曾经远播域外。西汉使者张骞的足迹已经踏足大夏，即今天的阿富汗地区。东汉使者甘英更是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波斯湾一带，距离罗马帝国只有一步之遥了！吊诡的是，载入史册并被海内外学者广泛认可的中西方的最早直接接触，却是由西方人而非中国人完成的，经由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而非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綾，故数与安息诸国（今伊朗境内）交市于海中。”[63]罗马帝国的商业贸易异常繁荣，是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又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海洋大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使出海主要是为了“求宝”，而非寻觅商机。张骞西域之行是为了寻找对付匈奴的战略伙伴，甘英出使大秦同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
溯源海上丝绸之路，再展盛世雄风。早期华南海上丝绸之路民间贸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审视，深入研究。
【注释】
[1]袁康：《越绝书·记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58页。
[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3]［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第266页。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三《珍宝部·珠下》引万震《南州异物志》，中华书局，1960。
[5]［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第17—19页。
[6]［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第51页。
[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二《香部·薰陆》引《广志》，中华书局，1960。
[8]［晋］陈寿撰《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中华书局，1959，第1192页。
[9]［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343页。
[1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138、139、466、467页。
[11]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57页。
[12]Lao Kan，Six-Tusked Elephants on a Han Bas-Relief，《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第1391—1395页。
[13]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
[14]［南明宋］范晔撰《后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第1338页。
[1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七《珍宝部六·贝》引《广州志》，中华书局，1960。
[1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七《珍宝部六·贝》引万震《南州异物志》，中华书局，1960。
[1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七《珍宝部六·贝》引《南州异物志》，中华书局，1960。
[18]［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七《珍宝部六·瑇瑁》引《广志》，中华书局，1960。
[1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四三《鳞介部一五·玳瑁》引《本草经》，中华书局，1960。
[20]《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岭南道·广州》。
[21]刘义庆撰《世说新语笺疏》下卷《汰侈》注引《南州异物志》，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1983，第883页。
[22]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中华书局，1974，第1007页。
[2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七《珍宝部·琉璃》引《广志》，中华书局，1960。
[2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七《珍宝部·琉璃》引《南州异物志》，中华书局，1960。
[2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八《珍宝部·琉璃》引《魏略》，中华书局，1960。
[2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零八《珍宝部（七）·颇黎》引《梁四公记》，中华书局，1960。
[2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八《珍宝部·水精》引《魏略》，中华书局，1960。(www.xing528.com)
[28]葛洪撰《抱朴子·内篇》（增订本）卷二《论仙》，王明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22页。
[29]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0]［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39页。
[31]姚思廉撰《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3，第470页。
[32]［南明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中华书局，1965，第1111页。
[33]［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九十《吴隐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2341页。
[34]《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580页。
[35]［汉］班固：《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华书局，1962，第656页。
[3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七百《牧守部·贪黩》，中华书局，1988。
[37]［清］严可均辑《全宋文》卷四十九《奏劾韦朗》，商务印书馆，1999，第484页。
[38]［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七百《牧守部·贪黩》，中华书局，1988。
[39]［唐］李延寿撰《南史》卷三十五《庾仲文传》，中华书局，1975，第913页。
[40]［唐］李延寿撰《南史》卷二十六《袁昂传》，中华书局，1975，第710页。
[41]［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九十七《林邑传》，中华书局，1974，第2546页。
[42]［南明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中华书局，1965，第1111—1112页。
[43]［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九十《吴隐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2341—2342页。
[44]［唐］李延寿撰《南史》卷五十一《王劢传》，中华书局，1975，第1262页。
[45]［唐］姚思廉撰《陈书》卷十七《王劢传》，中华书局，1972，第238页。
[4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中华书局，1965，第2473页。
[47]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1页。
[48]［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三《珍宝部·珠下》引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华书局，1960。
[49]［英］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548—555页。
[50]［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引《南越志》，中华书局，2007。
[51]［日］冈崎敬：《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流——石寨山遗址和奥开奥遗址》，周红译，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1985。
[52]参阅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印，1991。
[5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二引《广州记》，中华书局，1960。
[54]［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第689页。
[55]［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第888页。
[56]［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中华书局，1972，第1018页。
[57]《广州刺史欧阳頠德政碑》，载《广东通志·金石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46页。
[58]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630页。
[59]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1，第13页。
[60]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检讨（1985—1995）》，《汉学研究》1997年第1期。
[61]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62]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
[63]［晋］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59，第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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