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象在海上丝绸之路及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犀牛和犀角作为珍贵礼品，在外交活动中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外交活动中，赠送犀牛或犀角的行为，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南越王赵佗献给文帝的礼物中就有“犀角十”。此外，两汉时期，外国遣使朝贡活动中，向汉廷贡献犀牛或犀角的记载共有如下四次：

（1）《汉书·平帝纪》：“（平帝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

《汉书·王莽传》：“受瑞于黄支。”注引孟康曰：“献生犀。”

（2）《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

《后汉书·南蛮传》：“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

（3）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元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4）《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九年……大秦国王遣使奉献。”

《后汉书·西域传》：“延熹九年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这四次贡献，不仅被写进有关的列传中，而且载入本纪之中，足见史家已把这些贡献活动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而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平帝元始二年“黄支国献犀牛”，被视为所谓的“祥瑞”，而成了王莽篡汉的依据。

这四次贡献，都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显示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班固《西都赋》亦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63]

“黄支”的名字与犀牛紧紧连在了一起，而犀牛又与“祥瑞”紧密相连，成为吉祥的象征。“黄支之犀”与“大宛之马”等一起，成为汉王朝炫耀国力、震慑异域的武器和法宝。

再来看古代史家对两汉时期外域犀牛的记载。

《汉书·西域传》曰：“乌弋山离……有桃拔、师子、犀牛。”

《后汉书·西域传》云：“条支国……出师子、犀牛”；“天竺国……土出象、犀、玳瑁、金、银”；“大秦……有……骇鸡犀。”

可见，在西汉时期，除了“黄支之犀”外，只有西域乌弋山离的犀牛引起了史家的注意。条支、天竺、大秦等地的犀牛到东汉以后才进入史家的视野。

黄支国的所在地，有东南亚地区和南印度两种说法。以往研究黄支国的所在地，主要依据《汉书·地理志》中的材料，而对“黄支之犀”未曾注意。尽管印度本土也是出产犀牛的，但汉代史家所提到的犀牛，多是指岭南、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出产的犀牛。

与犀牛一样，大象在远古时代在我国的分布十分广泛。在长江、淮河流域有大批的野象群出没。上古传说中的人物舜就与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汉，舜葬后而象为之耕田的传说，流行甚广，如王充《论衡·书虚篇》云：“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殷人、周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与象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到了两汉时期，大象的栖息地与犀牛一样，逐渐缩小至岭南和西南地区的部分地区。《淮南子·人间训》记秦始皇经略岭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盐铁论·力耕篇》亦云：“珠玑犀象出于桂林。”《说文解字》曰：“象长鼻牙，南越之大兽，三岁一乳，象身四足而大。”《吴录·地理经》曰：“九真郡庞县多象，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64]《华阳国志·蜀志》称其宝有“犀象”。到了唐代，大象仍然被看作南方特有的动物，是中南半岛热带地区的象征。

象牙亦是古人所喜爱的珍贵物品，犀角和象牙齐名且常常并称为“犀象之器”。象牙的使用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代象牙与玉并相重用。《史记·宋微子世家》曰：“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诗经·卫风》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传云：“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周时治骨器称为“切”；治象器称为“磋”。

与象群在中原地区的消失相一致，象牙在春秋战国以后需要从南方输入。正如藤田丰八指出汉人所重用之象牙，春秋以后皆自东夷南蛮输入，在战国后则概来自南海。

岭南人获取象牙还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俗传象牙岁脱，犹爱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当做假牙潜往易之。觉则不藏故处。”^[65]

在汉代，象牙和犀角一样，用途十分广泛。象牙被用作印玺，“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为印。诸侯王献酎金也可以用象牙代替黄金。《西京杂记》卷五载汉武帝曾“以象牙为簟，赐李夫人”。

象牙器在汉代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5只平均长度达120厘米的象牙，经专家鉴定其形态特征与现代的非洲象牙较为接近，而与亚洲象牙区别较大；此外，该墓中还出土了象牙印、象牙棋子、象牙耳钉等。^[66]在满城2号汉墓中曾出土象牙勺1件、象牙碗2件、象牙器柄1件。^[67]在属于西汉中期的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中也出土了碎象牙1只。^[68]在广州西汉前期的1座墓葬中曾出土陶象牙5件。^[69]

象牙和犀角一样，在汉代仍然是南方和异域蛮夷朝贡的重要贡品。

公元94年，“永昌徼外夷敦忍乙王莫延曾遣使译向汉和帝献犀牛、大象。”^[70]

公元107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属，献象牙、水牛、封牛”。^[71]

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安敦谴使自日南傲外献象牙、犀角、玳瑁。^[72]

与犀角相比，象牙的地位要略低一些，使用象牙印章者的地位也要低于使用犀角印章者。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物以稀为贵”。在汉代的岭南和西南地区，大象的数量要比犀牛多。此外，犀角被当作药物，而象牙则不是。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应劭注曰：“驯者，教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73]

西汉时，皇帝出行的仪仗队中已有“象车”。《西京杂记》卷五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

汉代还曾经风靡过一种称作“象舞”的百戏。“象舞”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武帝以前的战国时期，可能就已经存在了。《汉书·礼乐志》云：“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秦倡象人员三人……朝贺置酒为乐。”关于这里的“象人”，孟康和颜师古均认为：“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认为象人就是驯象者。这种在朝贺中以象人助兴的现象，应是战国时期的遗风。

武帝时期，南越曾经献驯象。也就在同一时期，武帝“巡海上，乃悉外国客……大角氐（抵）……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自此始”。^[74]

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民间的“象舞”活动也十分活跃。“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75]张衡《西京赋》“大驾幸于平乐……临逦望之广场，程角觚之妙戏……怪兽陆梁，大雀跤跤，白象行孕，垂鼻辚囷”^[76]描述了西汉长安平乐观前百戏演出的盛况。李尤《平乐观赋》“方曲既设，秘戏连叙……白象朱首”^[77]则是对东汉洛阳平乐观前百戏演出盛况的生动描绘。

三国时期的“舞象”活动继续盛行。“贺齐为新都郡守，孙权出祖道，作乐舞象，权谓齐曰：‘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百售率舞，非君而谁！’”^[78]

直到西晋，江左仍然流行“巨象行孕”等节目。唐王朝建立后，“巨象行孕”等节目仍常出现于街头或寺庙中。

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汉代的“象舞”活动更是不胜枚举。根据贾峨先生的研究整理，在洛阳东汉汉墓中出土的陶骑象俑，年代在光武明帝时期（25—88年）；在河南新安县古路沟东汉墓中出土的陶骑象俑，年代在东汉中期，象首上还涂有朱色，正好与李尤的《平乐观赋》中的“白象朱首”相互印证。^[79]俞伟超先生等搜集的有关驯象图案的汉代画像石就达9例之多，其中大都与“象舞”有关。^[80]

【注释】

[1]徐萍芳：《悼念张光直》，《读书》2002年第2期。

[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82，第3253—3268页。

[3]［汉］班固：《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第352页。

[4]［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1111页。

[5]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57页。

[6]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卷十四《楚策一》，中华书局，2012，第409—415页。

[7]［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五《南粤传》，中华书局，1962，第3852页。

[8]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谈大熊猫头骨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9]［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5页。

[10]［汉］郑玄注《周礼注疏》卷四十七，［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596页。

[11]［周］荀子撰《荀子》卷十，［唐］杨倞注，［清］卢文弨校，［清］谢墉校，中华书局，1985，第316页。

[12]［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传》，中华书局，1985，第205页。

[13]陈戍国撰《春秋左传校注》，岳麓书社，2005，第1188—1190页。

[14]［宋］周密撰《格古要论》卷中，《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第406页。

[15]孙星衍等辑《神农本草经》卷二，中华书局，1985，第57—58页。

[16]［南朝梁］萧子星撰《南齐书》卷十七，中华书局，1972，第341页。

[17]［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志第三十，［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3673页。

[18]［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志第三十三，［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1149页。

[19]［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142页。

[20]［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10，第1124页。(www.xing528.com)

[21]［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四十一，《蜀书·李恢传》，［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10，第1046页。

[22]［晋］陈寿撰《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薛综传》，［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10，第1252页。

[23]［汉］班固撰《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第656页。

[24]［汉］王符：《潜夫论笺校正》，［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85，第130页。

[25]［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422页。

[26]［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1111页。

[27]吕思勉：《官南方者之贪》，《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578—580页。

[28]［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10，第1410页。

[29]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卷十四，《楚策一》，中华书局，2012，第409—415页。

[30]［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五，《南粤传》，［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5，第3852页。

[31]［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2920页。

[32]［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5，第1073—1074页。

[33]周永卫：《两汉交趾和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第78页。

[3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第176页。

[35]［汉］班固撰《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第2697页。

[36]［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下册卷五十二，许振生审订，商务印书馆，1999，第541—542页。

[37]［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下册卷五十，许振生审订，商务印书馆，1999，第507页。

[38]［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六十，《贺齐传》，［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第1397页。

[39]［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南明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第1397页。

[40]周永卫：《两汉交趾和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第79页。

[41]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擦》，《文物》1981年第7期。这九例驯象图是山东孝堂山画像、南武阳皇圣卿阙画像、南武阳功曹阙画像、河南登封少室石阙画像、山东滕县宏道院画像石、滕县画像石、嘉祥吕村画像、南阳所处画像石、徐州洪楼画像石。

[42]［宋］朱子撰《仪礼集传集注》卷二七《王朝礼四之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3]杨伯峻：《春秋左传》，中华书局，1981，第1545页。

[44]［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唐］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第5页。

[45]［汉］刘歆撰《西京杂记校注》卷五，［晋］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18页。

[4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引《晋诸公赞》，中华书局，1960，第3956页。

[47]［清］于敏中等编辑《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九《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785页。

[48]［清］王崧篡《云南备征志》卷二《蛮书·名类第四》，据清宣统二年铅印本影印，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67，第125页。

[49]［宋］林之奇撰《尚书全解》卷三十七《顾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0]［汉］郑玄注《礼记正义》卷四十，《玉藻第十三》，［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230页。

[5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九《舆服志》，［唐］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第3672页。

[5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第252页。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第333页。

[54]［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唐］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第2920页。

[55]［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皇帝纪》，［唐］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第142页。

[56]［南朝汉］郑玄撰《周礼注疏》卷三十六《秋官司寇下》，［唐］贾公彦疏，南昌学府，清嘉庆二十年。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1，第128、281页。

[58]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57页。

[59]Lao Kan，“Six-Tusked Elephants on a Han Bas-Relief，”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7，pp.366—369.1954.又见于《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6，第1391—1395页。

[60]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24页。

[61]［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一，杨勇校笺，中华书局，2006，第44页。

[62]俞伟超：《东汉佛教图象考》，《文物》1980年第5期。

[6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第1338页。

[6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兽部》二，中华书局，1960。

[65]［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九《兽部》，中华书局，1962。

[6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第138、139、252、466、467页。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第333页。

[6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第139页。

[6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第128页。

[70]［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和帝纪》，中华书局，1965。

[71]［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

[72]［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

[73]［汉］班固撰《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

[74]［汉］班固撰《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

[75]［汉］桓宽：《盐铁论》卷六《散不足》，中华书局，1992，第351页。

[76]［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五十二，商务印书馆，1999，第541—542页。

[77]［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五十，商务印书馆，1999，第507页。

[78]［宋］李昉等：《艺文类聚》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60。

[79]贾峨：《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文物》1982年第9期。

[80]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