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行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毾登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191]这首汉乐府形象地描绘了以康居人、月氏人、大夏人、安息人等为代表的穿行于列国之间从事中转贸易的西域胡商形象。他们的骆驼队驮载着产于异域的毛布（氍毹毾登毛）和各种香料（五木香、迷迭、艾纳、都梁），千里迢迢地奔来中土，为我国古代中西贸易立下汗马功劳。那么汉代岭南的对外香料贸易中又是怎样一种情况？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至国皆禀食为耦”及“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记载，可知其同样是以一种中转贸易为主的方式进行的。究其原因：一，由于汉代的航海技术和帆船的承载量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路途遥远，海上对外贸易船只只得沿海岸线不远处航行，这样既不至于迷失方向又可以沿途登岸增加补给。二，航海有“剽杀人”及“风波溺死”的巨大风险，这就决定了当时的贸易需要多个国家商人及水手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这样，就在香料贸易沿线形成了一些供商船停靠的中转站，以及从事中转贸易的中转商。终两汉之世，在南中国海、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等香料贸易沿线和各大商业贸易港口活动着各国各族人民，如越人、昆仑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埃及人、罗马人、希腊人等分段从事近海或远洋的海路中转贸易。
（一）岭南与越人
岭南是汉代香料贸易东段的起点，自然环境条件优越。面濒南海，是中原通向东南亚的必经之道，且与南亚各国毗邻，所以外贸活动频繁；背靠中原腹地，一方面，偏安一隅可以避免战乱，另一方面其物产丰富，是中原王朝统治阶级搜罗奇珍异宝的重要对象之一。秦始皇南征百越，其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192]可见，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评论的：“西域、南海，皆异物之所自来也，而贸迁往来，水便于陆，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193]早在汉代以前，交趾地区的对外贸易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汉初，在南越国的统治之下，岭南的民间对外贸易更加频繁。如赵佗曾上书汉文帝，提到一些贡品，“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蠢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194]其中的玉石、孔雀、犀角等珍物都不是岭南的土产，而是舶来之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岭南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汉代的遗址、遗物，其中亦有不少舶来品。如南越文帝陵出土的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195]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岭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如番禺、徐闻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及对外贸易港口。如《史记·货殖列传》写道：“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196]《汉书·地理志》亦载：“（粤地）近处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197]番禺在当时已经成为都会城市。《汉书·地理志》还记载：“自徐闻合浦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檐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198]《元和郡县志》云：“徐闻县，本汉旧县，属合浦郡。其县与南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去约一百里。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199]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说，你想要摆脱贫困，就来徐闻。可见当时徐闻贸易繁荣的景象。
越人是岭南地区的本土居民，以擅长舟楫著称。《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200]西汉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时亦说越人的特长是“习于水斗，便于行舟”[201]。这些都反映出古越族善于驾舟航行。由于岭南地区负山临海，水陆交通便利，再加上越人擅长舟楫。岭南越人担当了最早开发我国南海海上对外贸易的先锋。武帝平定岭南后，就招募商人和水手带着黄金和丝绸从中国出发向南求购珍珠、绿玉、宝石以及南海周围的其他奇珍异宝。《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官方对外贸易中的“应募者”肯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地越人中从事过对外贸易的有丰富经验的商人和水手。汉末三国，东吴亦曾多次派出庞大船队出海访问。据史料记载，在黄武五年（226年）至黄龙三年（231年）之间，大将吕岱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统率船队出使，抵达东南亚的扶南、林邑等地，并在扶南及其周围国家游历考察多年。[202]归国后，他们将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史载：“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203]康泰写成《吴时外国传》，朱应写成《扶南异物志》，为历朝正史的“扶南传”提供了资料。康泰、朱应的出使，是我国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派遣专使到南海诸国访问，反映了孙吴政权致力于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的意图，亦是岭南地区与东南亚的海上经济和贸易联系的证明。
（二）中南半岛与昆仑人
中南半岛是汉代时候岭南沿海路西去贸易的必经之路。《汉书·地理志》里提到的地理名称，虽经多家考证亦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但无疑很多地名都位于中南半岛。其中较大的中转贸易港口早就为西方人所知。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志》（Geography）载：“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氏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秦奈首都到卡蒂加拉（Kattigara）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走的。”[204]据李希托芬（Von Richtofen）的考证，引文中的“卡蒂加拉”港口在红河入口处附近，即今之河内城郊。[205]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中南半岛上兴起了强大的扶南国，并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的贸易。在这些港口，不但有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而且还有来自萨珊波斯帝国的一些水手。扶南商人运载着来自印度、中东、非洲和地中海的商品，如乳香、没药、树脂以及用以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其他材料，前往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这在考古发掘中进一步得到了证明。20个世纪40年代，在湄公河三角洲南端的奥佑（Oc Eo）地区发现一座年代大约在1至4世纪，属于扶南“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遗址。即今之所谓“奥佑遗址”[206]或“沃奥遗址”[207]。经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Malleret）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出土了许多与罗马东方贸易有关的文物。包括安东尼王朝时的罗马金币、罗马印章和护符（货牌）、罗马多面金珠、罗马玻璃珠和玻璃残片。这些文物是当时商业活动的见证。其中，同样的多面体金珠和玻璃珠等在我国岭南的汉墓中也发现有不少。这些物品很可能就是经由奥佑运抵我国岭南的。说明奥佑在当时是中西海上贸易的一个中转站，在罗马、印度、东南亚到中国的海上贸易链条中占有重要地位。[208]
昆仑人是东南亚诸岛上的土著居民，善于航海。当中国商船尚未进入印度洋的时候，他们担当了中国与北印度洋诸国和地区以及更远的国家和民族间贸易联系的任务。有证据表明，他们还将中国的肉桂传播到了非洲和欧洲。普林尼（Pliny）在反驳希罗多德（Herodotus）关于肉桂产于阿拉伯时曾说：
这些古老的故事是阿拉伯人为了抬高他们货物的价格而故意编造的。……其实肉桂生长在埃塞俄比亚，他们通过联姻和洞穴人有了联系。这些人从邻居那里购买到肉桂然后用木筏运到海外去出售，这些木筏既没有舵也没有桨而且没有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动力只靠人和他们的勇气。……他们说来回要用五年时间。[209]
关于文中的“洞穴人”，据多比尔考证：
普林尼的回答和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一样：居住在印度洋远东海岸的人，也叫“洞穴人”。和托勒密不同的是普林尼为了追求对称性将另一边的内陆人称作“埃塞俄比亚人”，就像非洲内陆人也被称作“埃塞俄比亚人”一样。换句话说，普林尼知道肉桂产自亚洲东南部而后一路越过印度洋传到了西方，但是他对于这些地理名字搞混淆了。[210]
可知，此处普林尼（Pliny）的“洞穴人”也好，托勒密（Ptolemy）的“埃塞俄比亚人”也好，都不是指在今天非洲东北部的人民，而是指亚洲东南部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昆仑人”。公元1世纪的梅拉（P.Mela）在其《地方志》里说：
华氏城（Palibothri）占据着从印度河到恒河之间的地区。从恒河到琐里，除了某些因炎热而无法居住的地区之外，到处都是一些黑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颇为相似。从琐里到塔穆斯（Tamus），海岸线笔直，由一些胆怯的民族所居住，大海为这些民族慷慨地提供了丰富的财宝。[211]
从梅拉（P.Mela）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断定普林尼和托勒密之所以会混淆地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人也是黑人，且“和埃塞俄比亚人颇为相似”。其实，在汉文文献中也早就有了关于马来半岛的黑人的记载。杨孚的《异物志》就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瓮人”，说他们“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劳力”。[212]在近些年来发掘的广州汉墓中，也出土了一种托灯的陶塑俑和侍俑。[213]据考证，这种陶制人俑的“形象有异于汉族人民，亦不同于一般的侍俑，而是黑奴俑”[214]。我们知道，在汉代时候，我国并没有跟非洲有直接的往来，自然也不太可能有很多非洲黑人来中国为奴婢。那么这些黑人很可能就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土著黑人。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岭南地区昆仑人的数量不在少数，除了从事中转贸易的商人，还有一些昆仑人被卖为奴婢。
（三）印度与印度人
多比尔说：“（印度海洋交通线）连接着东方香料和西方市场，也连接着阿拉伯香料生产商和他们的东方客户。”[215]而印度就坐落在这东西海上香料贸易的中心线上。当时，西方各国经海路东来的终点是印度，中国寻海道西去的终点也是印度。他接待了来自东西方各国的过往商船，《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里说：“塞里斯”国（即中国）的丝绸在印度港口装船，同时装船的还有同是来自中国的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医药产品。[216]《后汉书·西域传》云：“（天竺国）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217]。可见，其枢纽地位早就为人们所知。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塔比拉明（P.Z.Pattabiramin）在康契普腊姆（Kanchipura）附近发现了一个属于古罗马时代的海港遗址，即阿里卡梅杜（Ariamedu）遗址。1945年，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Wheeler）和印度考古学家对该杜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了直接由罗马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等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从中发掘出20件带纪年铭文的陶器，铭文用婆罗谜文拼写泰米尔语，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他出土文物有：希腊的安弗拉式罐，罗马的阿雷蒂内式陶器、玻璃器、绿釉陶片、钱币，印度中部或南部各地的香料、宝石、珍珠和薄棉轻纱。[218]这些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位于印度东海岸的阿里卡梅杜（Ariamedu）是罗马东方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
印度除了是东西方香料贸易的交通枢纽外，还是生产和出口香料的大户。《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有细布、好毾登毛、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219]据多比尔的考证，印度次大陆上好几座城市即使是香料的原产地又是香料贸易的港口，如位于印度西海岸的三大著名港口：马累（Male）出产胡椒，卡里安（Kalliana）生产檀香木，而辛度（Sinda）则盛产桂皮、广木香和甘松。[220]
印度人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向东与我国的汉朝建立了直接的外交联系。《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221]《后汉书·西域传》云：“和帝时，（天竺国）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222]《洛阳伽蓝记》卷三记曰：“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胡王所献。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223]《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孝明帝永平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至郡，以蜀郑纯为太守。……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224]向西抵达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甚至参与到了与红海沿岸的贸易中。《丝绸之路》里说道：
印度西部与阿拉伯海岸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印度航海者把他们的商品一直运到红海海口后，就转到了红海沿岸民族的掮客手里，其中一部分通过陆路，另一部分通过海路而到终点——地中海地区，如埃及海岸边的亚历山大港，阿拉伯海岸的加沙和皮特拉。[225]
以至于谨慎的阿拉伯人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与东方贸易的过境权。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在书中说，阿拉伯人为了阻止印度船员越过曼德海峡，不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不让他们上岸补充生活必需品和进行贸易，或者对其商品征收固定的商品过境税。[226](www.xing528.com)
（四）波斯湾与安息人
安息国（前248—226年）的存在时间大致与我国的汉代相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较早地参与到了中国通往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后汉书·西域传》里记载关于公元97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的情况：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齎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227]
对此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安息人为了垄断沟通中西的中介贸易故意夸大危险，令甘英退缩。安息人对商路的垄断在汉文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后汉书》记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228]《三国志》亦载：“（大秦国）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229]
因此，罗马人在东方珍宝奇货的诱惑下不惜通过发动长期的战争来摆脱安息人的阻挠。由于没有取得效果，罗马人转而开拓海上与东方的贸易。但有证据表明安息国不但是东西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自古善贾的安息人在海上咽喉的波斯湾也长期居于优势地位。《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230]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和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就在书中感慨：“罗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虽然使罗马变得日渐贫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变得富有了，而真正富的却是中间地区的安息帝国，他们借助地理位置，控制了交通要道，对过境的两个帝国的商品征收巨额的关税。”[231]
（五）阿拉伯海与阿拉伯人
阿拉伯是个盛产香料的国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经赞叹：“整个阿拉伯，都散发着极其美妙的芳香”。[232]特别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因经由也门和阿曼港口的东方贸易的日渐繁荣，而将其“香岸”（Shihr Luban）的美称遥播海外。最早运到中国的阿拉伯香料、香脂，都有一个能体现它奇特的性能和国名的专名。《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列举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焚烧天下异香，其中有提到沉光香（乳香）与涂魂香（返魂香，苏合香）。[233]沉光香即乳香，据说出在涂魂国。涂魂国的对音是南阿拉伯著名的香料运输港佐法尔（Zafar，Dhufar），是海达拉毛的乳香贸易中心[234]。《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记载说：这个港口船只拥挤不堪，船主和阿拉伯船员以及所有的人都忙于做买卖。[235]涂魂香则因其被传为起死回生的灵药而得名，后来又知道它的产地在席赫尔（al-Shihr），古译苏合，因此也叫苏合香。3世纪的《广志》已知苏合香：“出大秦国，或云苏合国。”[236]
阿拉伯人有可能是最早掌握海洋性季风特点的民族。希腊拉丁语的“季风”（Monsoon）一词就来自阿拉伯语“季节”（Mauzim），这证明阿拉伯人早就了解季风。[237]当夏季印度洋刮起西南风时，他们的商船就从阿拉伯海和也门沿岸港口起航顺风东行，前往西印度港口和印度南部沿岸，与从东方而来的中国商人会合，从那里获得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并向他们出售阿拉伯半岛出产的黄金、香料、乳香、珍珠等。有证据表明，阿拉伯人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时，在香料贸易西段的红海航海贸易活动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阿里·本·易卜拉欣·哈米德·阿班概括说：
我们发现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沿红海沿岸对岸陆路的北部建立的阿拉伯王国已控制了进入红海的东方贸易和航海权，这是因为红海多珊瑚礁，通过其深海水道和出入这些港口需要经验，帮了他们大忙，他们热衷于掌握这些资料。有一位也门商人的故事，他叫玛阿尼·宰德，在埃及的吉萨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他的名字的雕刻，雕刻上记载了埃及给他的布匹，要他用船运走。这可能是发生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公元前3世纪）的故事。巴拉米阿拉伯人原是汉志北部沿岸的居民，他们是最早定居在埃及南部沿岸的阿拉伯人，从事与托勒密人的贸易，到达埃及沿岸的红海港口。[238]
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亦认为，红海沿岸的全部贸易都不同程度地被阿拉伯人所操纵。为了垄断对的东方贸易，阿拉伯商人还不惜使用欺诈手段，隐瞒商品的原产地：
阿拉伯的海员们在沿途各港口一程一程地转运那些神秘的货物，他们把这些商品小心翼翼地装入船舱，但从来也不想泄露商品的原产地。他们远涉重洋，越过紫蓝色的红海，夏天顶着火辣辣的骄阳，冬天饱经海风的袭击，为了运送商货，真可谓历尽了千辛万苦。但他们的盗贼弟兄们却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所获利润的大半勒索而去。[239]
阿拉伯不但盛产香料，而且有着无与伦比的地理区位优势，再加上阿拉伯人参与贸易的积极性极高，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曾感叹说：“这条通商大道实际上养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居民。”[240]
（六）红海与罗马人
古代埃及人早就开辟了从地中海到红海的交通。亚历山大港是罗马帝国的海外行省，是地中海、印度洋和远东货物的集散地。在汉文文献的记载中，中国人对亚历山大早就有所了解。公元3世纪的《魏略》在对古罗马的记载说：“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241]文献中所提到的“海西”即罗马帝国，“河”即尼罗河，“大海”即地中海，而“迟散城”指的是亚历山大城。
通过大夏和安息人的转口贸易，东方的丝绸和香料很早就输入罗马。这些东方的货物让罗马人垂涎不已，因此罗马人很早就有了同东方国家直接接触和贸易的愿望。为了打通对东方的陆上交通贸易，罗马人与安息人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战争，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罗马人意识到要避开安息人直接与东方国家贸易，唯有通过海路交通这一途径。据罗马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的记载，早期的罗马帝国每年一次地派遣一支约120艘船组成的船队往返印度。船队利用可预测的季风定时穿越阿拉伯海。从印度返航时，船只驶向红海，货物经陆路或尼罗河运河到达尼罗河，船只停靠在亚历山大，从那里再驶往意大利和罗马。凭借着“希帕鲁斯风”（Hippalus）的力量，罗马人终于到达了位于中南半岛的掸国（今缅甸），并转乘缅甸的进贡船于公元120年抵达了中国。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242]这是汉文文献中所见最早的一次罗马人浮海东来的记录。其后，正史中又有两次罗马人来华的记录。《后汉书·西域传》：“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243]《梁书·诸夷传》载：“其（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旨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244]又载，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245]这是对南朝梁以前南海交通的总结，可见，罗马人对浮海来东方贸易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也为东西香料贸易路线的开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七）康居人
在香料贸易的中转贸易中，除了这些海路贸易沿线的商人和水手的参与外，还有一些非贸易沿线的内陆居民，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也不远千里加入到这种中转贸易之中，康居人就是这其中很典型的例子。
康居人是汉朝对粟特人的称呼，《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栗戈”即粟戈、粟特，“栗戈国属康居”。[246]康人之热衷逐利、善于经商，早就著称于世。林梅村先生由此认定：“早在西汉成帝（前32年—前7年）年间，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罕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247]后来由于中亚地区连年战乱，西域道时通时绝，一部分康居商人就南下印度定居，从事海路中转贸易。《高僧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248]可知，康僧会血统上属于中亚人，但其先祖却早就迁居印度，其父因经商又移居交趾。康僧会的事迹，恐怕是当时中亚康居人从事海上中转贸易的典型模式。姜伯勤先生指出：“粟特人汉时属康居，作为商业民族已移往于波斯—印度—交织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康僧会作为粟特僧侣在三国吴国孙权治下推行佛法，且其时康僧会此一粟特人被有司称为‘胡人’。”[249]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茄萧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250]林梅村先生亦说，此处“所谓‘胡人’指的是中亚的月氏人或粟特人”。[251]由此可见，当时在交州的中亚人不在少数，康居商人在三国时期已活跃于交趾一带的海路商业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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