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香料贸易盛行

中国是一个尚香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馨香的民族。中华香文化浩如烟海，珍若珠玑，因此香料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备受学者关注的话题。随着张骞通西域、武帝平南越，我国的官方对外贸易也渐渐展开。香料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中最原始最基本的贸易物品之一。在汉代，无论是宗教生活，还是世俗生活，人们对香料的应用都是非常热衷的。岭南作为我国香料的重要产地和异域香料进口到中原的中转站，其在香料贸易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随着香料的广泛应用及香料贸易的不断发展，到汉末三国时期，香料已经成为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这种优势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香料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中占有如此重的分量，因此一直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就汉代岭南的香料贸易而言，学界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我们有必要对有关研究情况做简要回顾：

首先，介绍一下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美国学者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叙述了中国与伊朗之间动物、植物、矿物及特产的交流史，其中着重探讨了栽培植物与产品交流的历史，追溯考证了贝甘香、苏合香、没药、青木香、安息香等多种中国外来香料的原产地及贸易源流。

米勒（J.Innes Miller）不但分区考察了中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以及罗马帝国出产的香料种类，还介绍了当时罗马帝国与中国及东南亚的香料贸易路线、贸易商人、中转站等各方面的情况，可谓研究罗马帝国时期亚欧香料贸易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的《东亚香料史研究》、《香料博物事典》、《南海香药谱》不仅对香料进行了精细的考究，同时还将与香料有关的历史与东西方社会风俗一一做了介绍，是研究香料贸易分量较重的著作。

刘欣如（Xinru Liu）的阐述了公元1至600年中印香料贸易的种类及香料贸易与佛教传播的关系。

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第四章里提到桂皮、乳香等的中西香料贸易情况。

英国学者多尔比（Dalby A.）的《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考察了几十种香料的原产地以及贸易细节，并以印度为中轴线，分地区讨论了东西香料贸易的发展史。

余英时的《汉代贸易与扩张》以汉代的贸易与扩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心主题来考察汉代与胡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其中海上贸易一章以汉代三大海上贸易港口为研究对象，并介绍了香料的源头和舶来途径。

美国学者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第十章、第十一章集中对唐代传入的香料和药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不少香料在汉代已经传入，因此亦为研究汉代的外来香药提供参考。

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主要介绍了中国的樟脑、肉桂、姜黄、生姜、麝香等香料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经波斯西传的过程。

澳大利亚学者杰克·特纳的《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对香料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对生姜、肉桂、胡椒、肉豆蔻、丁香等不仅介绍其用途，还讲述其匪夷所思的传奇历史。

关于国内相关课题研究的现状，试从著作类和论文类分别论述：

著作方面，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地区和年代为划分依据将古代中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成六册，其中“中国古籍关于波斯之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古籍所载之印度矿石及动植物”等章节对外来矿石及动植物的史料进行了汇编，里面亦包含不少关于外来香料的史料。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提到了从西域传入的香料品种。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从对外贸易的角度介绍了香料的结构、经济价值、产地和作用，并指出自西汉武帝以来，由于南海——印度航线交换的货物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和国外的香药，因此被称为“丝香之路”。(www.xing528.com)

关其学、朱慧强《广东对外贸易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历史，其实也涵盖了香料贸易的发展史。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四章“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与法宝之路”，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书与文献史料相参证来探讨“香料之路”，对研究香料贸易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宋岘《古代波斯医药与中国》第二章“从波斯输入中国的药物”第一节“汉唐时期的情况”按外国药品名字编号，将唐代朝官苏敬主纂的《新修本草》的内容与阿拉伯人伊本·贝塔尔撰写的《药典》的内容编入其中。此外，还将《酉阳杂俎》中所记波斯植物的资料进行了汇集，并以《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为对照进行了考证，颇具史料价值。

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研究对象，以大量考古发掘为论证材料，系统阐述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其中也涵盖了汉代海上香料贸易的概况。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从熏炉制作变化的角度来印证外来香药在汉代最先输入我国岭南地区。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篇用了十六章的篇幅来谈论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中西交通和贸易，详细叙述了汉代南方之海外交通及中印贸易，其中就包括香料贸易。周永卫《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从汉代香料使用的三个阶段、南方生产的本土香料、汉代输入的异域香料、香料在南方的使用更为广泛、香料与佛教的关系等方面重点阐述了本土香料的产地、香料在汉代的使用及香料的进出口等问题。

论文方面，陈竺同的4篇论文《南洋输入生产品史考》《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汉魏以来海外输入奇香考》，以及王鞠侯的《南洋输入香料品类考》、陈连庆的《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探讨了汉晋之际外来香料的种类、产地以及中外医药交流。

汪秋安《中国古近代香料史初探》介绍了中国古代香料贸易史和近代香料工业。吴绰《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考察了中国南方早期佛教传播与焚香习俗的关系。温翠芳《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中介商研究》以时间为顺序，分别介绍了粟特人、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从事香料转贩贸易的情况。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我们发现：

第一，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和古代对外贸易的研究极为重视，著作成果也颇为丰富，但大多都是从宏观角度来做整体上的研究。而香料作为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未能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其研究也是比较粗略的，甚至只是提到个别的香料名称而已，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

第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汉魏香料问题的论文，但只是停留在对外来香料种类、原产地、输入途径及应用的考证上，对汉代香料贸易的活动情况及香料贸易在汉代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等很少涉及，对汉代香料贸易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第三，香料应用的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但也有较大的偏向性。如对香料在薰衣、焚香、医学、美容、饮食、香品制作等世俗生活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对用香器具，尤其是香炉、熏炉的发展源流、形制特征的成果也较多，既有从考古实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角度，也有从赏玩收藏的角度。而在宗教活动方面，则较多关注了特定的烧香仪式以及香料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对僧人、道士日常修炼的用香情况研究较少，而且很少直接利用佛教、道教典籍。因此，在香料应用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地方。

此外，就时间界限而言，对香料贸易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唐代和宋代。而对作为香料贸易发端时期的汉代研究相对缺乏。任何一种习俗都不是突兀地出现在某个时代的，而应该是一个历史积累的结果。唐宋时代香料的广泛应用及香料贸易的鼎盛，是与汉代香料贸易的兴起以及汉代人们对异国名香的追求之风分不开的。就区位选择而言，对汉代对外贸易的研究，学术界似乎对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一直情有独钟，对当时相对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关注较少，而对岭南地区的香料贸易就更少有人问津了。

汉代岭南地区既是土产香料的重要产地和异域香料进口至中原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消费和使用香料最多的地区之一，还是汉代香料贸易最活跃的地方。对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因此，本文试图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代岭南地区的香料贸易进行研究。

中国用香的历史久远。香料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兴衰风雨。它邀天集灵，祀先供圣，是敬天畏人的体现，又是礼的表述；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又是祛疫辟秽、安神正魄的良药。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僧侣道士，无不以香为伴，对香推崇有加。“香料”自古就是受关注的话题。直至现今，学术界对“香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但从上述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研究状况中不难看出，前人在此问题的研究中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汉代岭南较之于其他地方还是相对落后的，因此古代文献对其的关注和记载相对较少，材料的贫乏导致现代学者对此区域研究极为慎重。相对于汉代的中原、西北、西南等地区，对岭南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其次，就物质文化交流的对象而言，大部分的著作和论文在研究汉代对外文化交流时都是从宏观着手，涉及汉代香料贸易的往往仅有只言片语。即使是研究汉代香料也是从某个角度，比如异域香料的种类、香料与佛教的关系、香料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运用等进行，而对岭南香料贸易的系统研究比较缺乏。

本章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研究汉代岭南香料贸易本身，还希望借探索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种类、交通路线、中转站、中转商、交换媒介等，来进一步探究汉代岭南香料贸易对我国香文化的发展及对后世香料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