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商卓王孙何以成为西汉首富？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巴蜀地区何以成为古典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蜀商何以脱颖而出，独步天下，进而开创了空前绝后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蜀商时代？笔者以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六个方面。
1.蜀地没有受到战火的直接影响
自从公元前316年巴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之后，四川盆地一直处于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之中，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绵延多年的战国争霸以及秦国的统一战争，使广大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秦王朝的短暂统一之后，又迎来关东六国旧地此起彼伏的反秦大起义，接踵而至的楚汉战争使得战火从中原绵延至秦帝国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幸运的是，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巴蜀地区一直都属于战争后方，远离战场和战乱，避免了战火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为蜀商的崛起与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经商环境良好
“民工于市，易贾”，这六个字，一语中的，准确概括出了临邛发展工商业的优势所在。具备优越的经商环境，是卓王孙之先辈选择在临邛创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临邛为代表的巴蜀地区良好的经商环境的形成，与秦国采取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3.与权贵结合，垄断铸币权
卓王孙家族在临邛经营冶铁业。他的真正发迹始于汉文帝时与文帝幸臣邓通的交往。文帝“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64]据《华阳国志》载：“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65]陈直先生据此认为：“卓氏之富，始于邓通。”[66]卓王孙通过与权贵蜀郡南安邓通的老乡关系，不仅得到了铁铜矿的开采权，垄断了铸币权，而且得到了大笔的周转资金，实现了权贵与资本的紧密结合，顺理成章成为“西汉首富”。
《盐铁论》卷一云：“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67]蜀地和诸侯国吴国在文帝时期成为大汉帝国的两大经济和金融中心，成为西汉前期古典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景帝登基后，平定“七国之乱”，吴国被灭。与此同时，深受景帝厌恶的邓通以“盗出徼外铸钱”的罪名被抄家。但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并未受到邓通倒台的影响，继续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4.未纳入西汉版图的西南夷、南越地区的存在
未纳入西汉版图的广大的西南夷、南越国地区，成为蜀商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的广阔天地，也成为他们“奸出物”、从事走私贸易的肥沃土壤。司马迁把“巴蜀殷富”的原因归结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牦牛”[68]，所言极是。卓王孙和程郑虽然都是在临邛从事冶铁业的货殖巨擘，但他们的产品销售地却各有侧重和分工。卓王孙“倾滇蜀之民”，其产品主要在巴蜀本地和西南夷地区销售；而程郑则是“贾椎髻之民”，其产品主要是远销至南越国地区[69]。这一细节颇值得玩味。在今天的岭南和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等地，都有许多战国西汉时期的铁制品出土。这些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的铁器制品，主要是巴蜀商人所生产和销售的。
5.通过西南夷、南越地区与外国交往频繁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四川广汉三星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产自印度洋深海的海贝。段渝先生指出，早在商代前后，中国西南便发展了与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区域的海上交通，发展了与南亚和东南亚大陆地区的陆上交通。[70]殷墟青铜器所采用的矿料有不少出自云南，殷墟出土的龟甲也有不少出自南海和东南亚地区，而龟甲上黏附的棉布，其原产地就是印度。李学勤先生指出，在商代由安阳到西南以至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条畅通的道路，饶宗颐先生也认为“身毒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71](www.xing528.com)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和江川李家山汉墓群大量的出土文物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滇国与印度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怒江（萨尔温江）、瑞丽江（伊洛瓦底江）、澜沧江（湄公河）和红河等河流在我国云南境内，虽然险滩密布不利通航，但这些河流出境后大都流经平原地区，水流和缓，航行条件十分便利。
由于近水楼台的便利，蜀商以西南夷和南越国为桥梁，与当时的外部世界发生了颇为密切的经贸文化交往。
6.与内地之间发达的水陆交通
巴蜀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中心长安及关中地区，虽有秦岭山脉的阻隔，但早已连为一体，巴蜀地区成为秦汉帝国一统天下的后方基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一定程度上已经克服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障碍，为巴蜀商人的崛起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秦国的治水能力举世公认，都江堰和灵渠世界闻名，而秦国统治下的巴蜀商人的水上运输经商能力也不可低估。西汉前期，蜀商把蜀枸酱经夜郎地区，沿牂牁江贩运至南越国首府番禺，显露出蜀商强大的水上贸易能力。
《战国策》卷十四云：
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
《战国策》卷三十云：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按指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可以想象，长江航道，既是秦国出兵伐楚的水上要道，当然也是巴蜀商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商贸易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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