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社会进步最快、文明最有生气的时代是以‘文景之治’为中心的‘汉兴七十余年之间’。这个时期正是古典商品经济在‘无为之治’的自由放任政策下几乎不受限制地大发展的时期。”[59]“汉兴七十余年”工商业发展水平，“为此后直至‘海通’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的。”[60]这个局面在汉武帝即位后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张骞的“凿空”壮举开辟出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通道开始由“西南丝绸之路”转变为“北方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也开始由“奸出物”的蜀商，转变为官方色彩浓厚的“汉使”。“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61]但很少见到包括蜀商在内的私人商贾的身影。
建元六年（前135年），信奉无为而治黄老思想的窦太后驾崩，真正掌握大权的汉武帝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在北讨匈奴的同时，开始了经略东越、南越、西南夷的一系列行动。“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62]
元狩元年（前122年）“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63]武帝举全国之力，试图打通蜀身毒道，结果劳民伤财、民怨沸腾，最后得到昆明之属“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的悲惨结局。
巴蜀商人在武帝经略西南夷的战略举措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蒙受了巨大损失。(www.xing528.com)
由于汉武帝大规模征讨匈奴，经略南方，军费财政开支陡然增加，为弥补财政赤字，武帝重用商人出身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一批“兴利之臣”，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新经济政策，包括蜀商在内的私营工商业再次遭遇到沉重打击，许多商人因此倾家荡产。
公元前112年至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先后平定了南越国和西南夷，使岭南和西南地区彻底纳入汉朝版图。这一举措对善于在南越国和西南夷地区“奸出物”的巴蜀商人无疑是釜底抽薪，带来了致命打击。蜀商失去了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巴蜀殷富”的基础轰然坍塌，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在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中央王朝的较量和博弈中，蜀商彻底失败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200余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蜀商时代从此一去不返。
“蜀商时代”终于在公元前109年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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