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古墓，被称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文物中，除了非洲象牙之外，尤以列瓣纹银盒备受世人瞩目，被认为是岭南发现的最早的“舶来品”。[36]
南越王墓的银盒造型及纹饰都与中国汉代器物风格迥异，而与伊朗波斯帝国时期（前550—前330年）的器物类似这件银盒的蒜瓣形花纹，是用锤揲法压制而成。一般认为，锤揲压制金银器起源于波斯文化与此银盒同作花瓣形花纹的金银器皿，在西方多有发现。
耐人寻味的是，山东临淄汉初齐王墓器物坑中出土的1件银盒，云南晋宁石寨山11号和12号墓中出土的2件铜盒，其造型与纹饰与南越王墓中的银盒几乎完全相同。[37]迄今为止，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此类蒜瓣纹银盒或铜盒总共只有这4件。
南越王墓的年代是公元前128至前117年，石寨山11号、12号墓的年代是公元前175至前118年，齐王墓的年代是公元前179年左右，三处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在同一时期，相距千里的三地竟会出现如此类似的海外珍品，实在令人惊叹。学者们一般认为，南越王墓银盒与齐临淄王墓银盒是从海路传入的。[38]
石寨山古墓群的墓主人是活跃于云南滇池地区的重要部族滇人之王——滇王及其滇人贵族。蒜瓣纹铜盒的出土，反映出滇国对外交往的频繁。而滇国和南越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考古发现表明，两广与云南地区在汉代以前就己经有了密切的交往。两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不少共同的文化因素，如有肩石斧，本属于百越系统的文物，但在云贵高原上也有分布。近年来在两广地区发现一些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汉时期的青铜器，也与石寨山文化的青铜器相似。广西西林铜鼓葬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尤为密切。许多器物在石寨山文化中是大量存在的，在两广地区青铜器则是个别的，这说明后者是在前者的影响下制作的。[39]
而在考古学上，两广地区受云南地区文化影响最大最明显的莫过于船纹铜鼓了。
在南越王墓中出土有9件大小不一的铜提筒，一般认为是骆越人的盛酒器，其中一件提筒腹部共刻绘有4只船纹，每只船内有6个人，其中5人均头戴羽冠，身穿羽裙，动态大同小异。有研究者认为这幅图案反映的是一支大型船队斩杀了许多敌人，带回首级，并抓到生俘的凯旋场面，并认为船是大海船，船只前后的动物图案是海龟、海鸟、海鱼。[40]
羽人船形纹饰在两广云贵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铜鼓上出现的不少，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铜鼓的发源地在云南中部偏西地区。[41]铜鼓脱离炊具定型后，有由西向东的发展趋势，在滇池地区成熟，同时沿着巨川大河向南、东、北三个方向流传，影响到我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大片古老的民族地区。在此范围内，以云南中部、越南北部和两广地区南部发展得最充分，有的自成体系，成为当地土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我国当时存在的1400多面铜鼓中，只有27面饰有船纹，在越南还有13面船纹鼓。借助于伴出物和考古研究的成果，可知船纹铜鼓出现的年代上限在战国前期，下限在西汉末。
船纹的分布情况是：云南晋宁9面、江川3面，文山、广南、金平、麻栗坡、云县、腾冲各1面；广西西林、贵县各2面；四川会理及贵州赫章各1面。国外的船纹鼓，大都发现于越南北部，基本上分布在红河三角洲，越南的近邻老挝等也偶有发现。[42](www.xing528.com)
这些船纹时代都与南越王墓时代大体相当或略早，船的造型，船上的人数、形态举止打扮，船只首尾的动物都与南越王墓铜提筒上的船纹极为相似。
这些羽人究竟是何民族？船只是内河船还是海船？羽人船纹图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冯汉骥先生认为，晋宁早期铜鼓（M14∶1）船纹，船身狭长轻便，仅可在内河或滇池这种小水中行驶，皆与海中航行装置不合，没有桅和帆，根据船纹推测，应用铜鼓的人为海滨民族是不合实际的。[43]笔者赞同此观点，认为船纹反映的是小船而非大船，一般只有4—6人，何大之有？船是内河船而非渡海船。船首尾前后的动物，也并非海鸟、海龟海鱼。
云南是铜鼓及船纹的发源地，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骆越人的船纹铜提筒，充分反映出滇文化对南越国的影响。南越王墓银盒由滇缅印道或交趾陆道“舶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滇池地区古墓中曾发掘出大量的海贝。其中，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海贝总数11万2千余枚，重300余斤；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海贝总数14万9千余枚，重400余斤。这些海贝不产于内地江河湖泊，而产于深海之中。《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元代云南所用的贝币全部来自印度。“印度、印度支那、云南一带用贝币，是成一系统的。云南所用贝也是产于印度洋及印度支那的南海中。”[44]
这些海贝主要出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6世纪）至西汉中期的墓葬中。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的李家川24号墓和石寨山13号墓，出土波斯风格铜盒的石寨山11、12号墓，都有大量海贝出土，其中石寨山11号墓出土海贝2800余枚、12号墓20000余枚、13号墓25000枚，[45]反映出这一时期云南对外交往的频繁。
中南半岛的掸族诸国连接傣族的缅越地区。他们的宗教、文字、风俗等和云南傣族相近，也用贝币进行贸易，与云南关系极为密切。这些海贝通过他们沿萨尔温江（怒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澜沧江）红河溯流而上，传至云南。以今天的通航条件来看，这些河流在云南境内奔流于深山峡谷之中，水流汹涌，险滩密布，不具备通航条件。但这些河流出境以后，进入平原地区，河床宽阔，水流和缓，均可行船。
两汉时期，海贝特别是带有紫颜色的海贝在岭南地区也很受器重。赵佗献给文帝的礼物中就有“紫贝五百”。[46]三国时期吴国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载：“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烂。”晋刘欣期《交州记》云：“大贝，出日南，如酒杯。小贝，贝齿也，善治毒。俱有紫色。”隋唐时出现的佚名《广州志》亦云：“贝凡有八，紫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贝出巨延州，与行贾贸易。”[47]岭南的交趾和日南一带是紫贝的重要产地。那里出产的紫贝，有的被输入到云南。紫贝在南越国时期备受青睐，应该是受了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用贝的影响。
同时，骆越接近滇，受滇文化影响深，有滇文化色彩的事实是众所共知的。[48]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指出，分布于越南北部地区，其时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的东山文化，它的汉文化因素主要来自四川地区。[49]南越国所统治下的越南北部地区，与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等地有着悠久而密切的交往历史。
有学者认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2件铜盒，可能是按照舶来品的式样仿造的。[50]笔者以为仿造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是仿造的，那么它的原型从何而来？是南越王墓中的那件银盒吗？从时间上看，这2件铜盒只会比银盒的出现时间早，至少是同时，而绝不会比它晚，我推测，铜盒和银盒，甚至包括临淄齐王墓中的银盒，都与蜀商的活动有关。西汉前期，蜀商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岭南和西南地区更是异常活跃。因此，不仅石寨山铜盒的“舶来”路线是由滇缅印道而来的，南越王墓银盒由滇缅印道或交趾陆道“舶来”的可能性也相当大。在当时，中国南方地区与印度的对外交往都以中南半岛为桥梁，走的是陆路或内河水路，而不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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