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印度文化直接或间接传入中国，其时间当远在佛教传入之前。他认为“舜象”之传说含有印度文化之色彩。“印度文化的色彩之最浓厚者，乃商人（殷人）也。”“殷人驯象”、楚人用象于战争皆始自印度人。屈原《楚辞·天问》中有“灵蛇吞象，其大如何”之句。《山海经·海内南经》亦云：“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又《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这些比喻亦传自印度，与希腊人所传“印度有吞牛之大蛇”相类似。[22]
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所言：“倘若我们假定某一民族全凭自己的努力驯服了他们的家畜，培成了他们的农谷，这个假定多半靠不住。从别人手上转借过来比较简单得多……中国本土有一种野葡萄……倘若没有张骞将军，他们会至今没有葡萄，也许永久不会有葡萄。”[23]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殷墟青铜器所采用的矿料来自云南，殷墟中出土的一些龟甲是从东南亚地区流传来的，四川广汉的商代牙璋和越南北部同时期的牙璋十分相似，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商代由殷墟到西南至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条畅通的道路。[24]棉布为印度人发明。殷墟出土的商代龟甲上曾黏附有棉布，福建武夷山发现的上古时期的船棺葬亦出有棉布，饶宗颐先生据此认为“身毒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25]饶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印度佛教在秦朝时期传入我国“亦非无可能之事。佛教入华年代，现在研究成果，可以推前”。[26]
佛教最早由海路传入中国的观点，近二十余年来再次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27]佛教沿滇缅印道的传播路线。更是备受注目。任继愈先生认为：“四川的佛教……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28]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在南方出土的大量佛教遗物从时代上表明，佛像在中国的最早兴起并不在西北丝绸之路，从风格上看也不属犍陀罗系统，而是属于中印度的秣菟罗系统，其传入的路线是由印度经云南传入四川，再由西向东扩展到长江流域，从而构成所谓的由南方传入的“佛教南传系统”。[29](www.xing528.com)
西方有学者认为，印度东部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曾经是“印度—罗马的‘贸易大站’，但是它的东方视野比西方视野要远得多”。[30]邢义田先生也曾敏锐地指出，由于中间势力的阻隔，罗马和印度的关系主要经由海路，罗马钱币极少出现在印度北方与西方往来的要道上，而几乎全部出现在南方海路的贸易点上。[31]
在笔者看来，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西南地区，投向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西汉前期蜀商的活动，也许可以为我们探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
总之，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交流的历史，要比我们所想象的悠久得多；其交流的内容，要比我们所想象的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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