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所载相关内容可知，东吴在江南的手工业兴盛，其中造船业尤为发达。造船业集中的地区，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的苏州、无锡、安庆等地，所造船只多是平底的内河船。孙权建立东吴后，造船业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临海郡永宁县、横藇船屯、南海郡番禺县等重要的沿海港口。
孙权还通过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这些港口的造船工场。孙吴时期所造船只，除水军舰只外，其余多为商船，数量多，船体也大，龙骨结构合理，船体质量较高。
据《太平御览》引《武昌记》：“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6]可见，孙吴时期已能制造吨位很大的船舶，这主要也是为了在海上或长江等内河上能够装载更多的水军士兵。
孙吴时期，为控制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港口，非常重视用于长江水运的船舶制造。据《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泸州，谷利不从，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船舶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7]可知，当时孙权急于乘船向西攻打长江上游的泸州，但吴军即使拥有能承载三千名武士的大舶，却在樊口败于曹魏，或因风大浪急，故在谷利等将领劝阻下被迫退回。据《三国志·江表传》：“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后不复名之，常呼曰谷。”[8]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孙权下令建造的楼船很高，在风大浪急的情况下，容易遭到“颠危”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也是汉末曹操虽统率八十万大军（按：号称八十万，实则仅十余万精锐部队），但最终仍无法取胜的船舶原因。
三国时期，东吴使者谢宏的船虽小，仍能载马八十匹而返回江东。据《三国志》载：“宏即缚得三十余人质之，（高句丽王）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诏书赐物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9]可见孙吴所制造的船舶，载重量已经很大，说明东吴造船业尤其是江东一带的造船业已很发达，造船技术也很先进。正因为如此，三国时期，吴人与曹魏、蜀汉人相比，尤擅长航海。如《太平御览》引《吴志》：“又曰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也。”[10](www.xing528.com)
三国东吴时期，岭南还有“筏”。据《太平御览》引《吴录·地理志》：“苍梧高要县，郡下人避瘴气，乘筏来停此。六月来，十月去，岁岁如此。”[11]
早在汉末，孙吴已知建造船坞的重要性。据《三国志》：“权欲作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12]又据《三国志》载：“方今百僚济济，俊乂盈朝，武臣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自顷国家整修器械，兴造舟楫，简习水战，楼船万艘，千里相望，刳木已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13]可见，东吴楼船规模已远超前代。直至吴末，其规模不减。西晋派军灭吴后，收其舟船，还剩五千余艘。如《三国志》载：“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户，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人。”[14]
三国时期，吴军在水战中，被敌军俘获的战船，也多达万艘。如《三国志》载：“今征东诸将与权党吕范等水战，则斩首四万，获船万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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