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是在先秦越人早已奠定的基础上,经过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演变,逐步发展形成更大的规模。先秦时期,越人以舟为车。据《越绝书》载:“勾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1]这是指江浙一带的东越人,出行完全依靠船只在水中航行,居住则多在水边的山上。不过,吴国人或越人的祖先,多采用木头来造船。这一点可从河姆渡遗址(新石器早期文化)和江浙一带的其他遗址中得到证实。
相比之下,岭南各地的南越、西瓯、骆越等古代民族也很擅长航海或在内河(如西江、北江、东江)中航行。但岭南越人多用当地盛产的铜来造船,如《后汉书·郡国志》引《交州记》:“越人铸铜为船,在江潮退时见。”[2]又《太平御览》引《交州记》:“安定县有越王铜船,潮退时有见者。合浦四十里有潮,又阴雨日,百姓采樵见铜船出水上。”[3]说明汉代交州合浦一带,当地百姓时常见到越王乘坐的铜船在海上出没。由此也可以看出,岭南越人确实很擅长航海,也会用铜等金属造船,由此就可远达南海周边各国,从事远距离的航海贸易。
战国秦汉时期,岭南越人的造船业已较发达。据《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外域人名舡曰舡,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4]可见,当时岭南交州一带的大船,已能装载六七百人和大量货物。
两汉时期,交州海船大多利用风力航行,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还比较大,仅能靠近海岸航行。据《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城灭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5]可见,岭南交州一带的航海技术已较为先进,由此就能远航至东南亚各国。(www.xing528.com)
关于秦汉时期的航海史及其航海技术,目前许多学者都认为,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大发展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各地的造船机构已相对较为完备,造船场地的分布也比较广泛。汉代海船上,普遍安装了甲板、橹、帆、舵和锚。秦汉时期有名的“楼船”,正是秦汉帝国时期造船技术达到相当高超水平的集中体现。此外,早在汉代,人们已掌握和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古代天文知识,扩展了海洋地理知识,掌握了海上季风的变化规律,解释了江河入海口的暴涨潮现象。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成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诸国的海上联系。
六朝虽经历长期战乱和分裂,但不管是十六国和东晋时期,还是南北朝长期分裂和对立时期,南北方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汉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六朝时期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在秦汉时期大规模造船(按:秦汉时期的官方造船业,在春秋战国造船业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足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的战船,如古希腊的多层战舰相媲美。如南越国都城番禺,就曾出土有南越王宫和造船遗址,足以证明当时岭南造船业已相当发达),以及秦汉通过“楼船”进行近岸远航等先进航海技术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江东地区的先民很早就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航海知识与技术,这可以从先民们的探索历史中不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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