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南海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及历史

汉武帝遣汉使从徐闻、合浦航行至黄支国。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6]

汉武帝时期不断向外开疆扩土。武帝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方面，又通过平定南越国叛乱，打通了汉朝通过岭南沿海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出海口。目前一般认为，汉代几乎在开通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又在海上（尤其是南海）形成了一条对外贸易的官方通道。这条在原有民间海上通道自发形成的基础上，经过官方承认、派遣使臣而正式开辟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又不断向外拓展，最终与印度、阿拉伯半岛以及远在地中海沿岸古罗马帝国的部分海外领地（如红海、东非沿海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贸易联系。

从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依其族源不同和所处地域范围的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不同部族或民族。这些越族大多擅长航海，素以乘船出海从事对外贸易而著称。据此推测，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或者在汉武帝开疆扩土之前，这些百越族就理应和远在南海之外的东南亚各部族或早期文明古国建立了一定的贸易和文化联系。秦汉以来，尤其在秦始皇派大军平定岭南叛乱并建立南海、桂林、象郡等秦郡、县之后，或者在秦末汉初赵佗割据岭南并建立南越国期间，番禺就已成为岭南沿海一大都会。当时，海内外各地出产的珍稀物品，如珠玑、犀角、果品、棉布等热带物产，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和与此相关的陆路通道，传输到番禺集散，各地商人在此互市贸易。与此同时，位于番禺西南方、地处雷州半岛或北部湾沿岸并紧临南海的汉代著名港口——徐闻、合浦，连同汉朝所属日南郡的边关障塞，都成为汉代商船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重要起航港口（始发港）或中转港，当时中外商人大多通过近岸航行，在以上各港口从事中转贸易。在这几个港口中，合浦因腹地广阔，又有南流江等河流，可与内陆的西江航道、南岭分水岭通道以及相关的海陆连接点（如梧州、肇庆等地）相通，因此成为西汉武帝开辟南海丝绸之路以来最为有名的中转贸易港口，并成为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交换中心。从当地考古发现看，合浦贸易品种很丰富，有汉代陶瓷、金银物品、货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

汉武帝时，既有张骞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并出使大夏，同时在海上，也有汉代使者通过海船远航，到达南印度东部科罗曼海的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沿海的康契普腊姆）。从此以后，由黄支国派出的使者，就不断和汉朝官方和商人进行贸易。西汉时代，自中国大陆沿海前往南印度的海上交通已渐趋成型，中印远洋贸易也渐趋增多，汉代商船大多沿着海岸边缘航行。中外商船从北部湾和雷州半岛沿岸的徐闻、合浦出发，经过长达十个月的航行，越过克拉地峡，在地峡西端帕克强河口的夫甘都卢国（今泰国克拉附近）继续搭乘印度商船，沿孟加拉湾航行两个多月，才可到达户口众多、宝货荟萃的黄支国。

汉武帝时，到达黄支国的使者中有一些懂得梵语或其他语言、在宫廷中担任传译的译长。他们依靠中国南方沿海居民驾驶的船只，又搭乘东南亚人和印度人的海船，不仅到达了黄支国，而且还由黄支国抵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西汉时期中国使者在海上所到的最远的国家。

黄支是当时南亚一大强国。西汉末年，王莽摄政后为了造成一个四海来朝的政治和外交局面，特意遣使海外，于是在公元2年春，黄支国自三万里外献犀牛。按：古代黄支国是公元前230年后统治德干高原四个世纪以上的安陀罗民族萨丹伐诃纳朝的重要都城，在印度人所建的七个圣城中就有黄支城。

汉代使者到黄支，带去的是黄金和各色丝织物，其目的主要是换取那里出产的明珠、璧流离（蓝宝石）和各色宝石、珍奇货色。在西汉时，海路初通，海上风险极大，船只续航能力有限，中途停靠站头既多，使交易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南印度科罗曼德等地出产的周径二寸的大珠和以蓝宝石著称的晶莹剔透的各色宝石，还是吸引了许多中国人不辞艰辛，去开辟这条通向希望的印度洋航路。

南海丝绸之路的兴起，也与秦汉开发岭南及其对贸易的重视密不可分。秦始皇征服南越后，设立了南海、桂林、象郡，并积极发展海上交通。西汉初，朝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由于民众辛勤劳作，很快就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南越国对岭南的开发也促进了海外贸易发展并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汉武帝平定南越前后，先后几次派水军航海南征，虽主要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但这些航行也为汉朝积累了航海经验，使其对季风的利用已有充分掌握。(www.xing528.com)

汉武帝还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方，通过凿空西域，开辟了一条通往中亚和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诸国建立联系，汉朝势力由此延伸至中亚一带，并从西域得知地中海一带有大秦国（应为古罗马在西亚的附属国）。于是中国的丝绸就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古罗马地区，很快风靡一时，成为古罗马人追求时尚富贵生活的重要象征。

在古罗马时代，丝绸还是相当稀罕之物，对丝绸的渴求，使古罗马人极想打开通往东方的航线。当时古罗马与汉朝的陆上贸易通道主要有三条：北部的欧亚草原之路、中部的沙漠绿洲之路以及南部的印度洋航路。其中，陆上通道的中转国如安息等古国，为垄断丝绸贸易，故意阻隔交通，并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成为运输和贸易中转站。西方商人为获取暴利，就必须找到一条避开安息等国的新路径。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除在岭南设置更多郡县外，又开始向南海寻求新的海外通道。他多次派遣使臣前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访问，随着西汉中期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从南海经东南亚到印度洋的航线已初步形成。如《汉书·地理志》就详细记载了西汉使臣前往印度洋航线的具体情况：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在今马来半岛）；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在今缅甸沿岸）；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在今缅甸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在缅甸蒲甘城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在印度）……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7]

这是我国古代史籍中，对古代海上交通航线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当时汉朝海船由黄门译长率领船员航行，携带大量“杂缯”和黄金（故名海上丝绸之路，可谓名副其实），从徐闻、合浦等始发港上船，远航至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与当地通商，通过贸易，换回明珠、宝石及异域各种产品，再乘船运回汉朝。此外，从海上东传的海外粮食、蔬菜、瓜果、药材、花卉等中华稀有的品种（如茄子、辣椒等）50多个。

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秦始皇与汉武帝对岭南地区的先后征服和开发，及其对海外贸易关系的重视，都极大地促进了南海丝绸之路的形成，从而对秦汉海外贸易及其交流也有重要影响，这应当也是秦汉和南越国统治者对南海丝绸之路非常重视的原因。在以上因素的共同影响和推动下，南海丝绸之路在汉武帝之后得以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