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越国与其他文明的海上交通

闽地沿海也有天然良港，即东冶港。据《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其中“旧交趾七郡”，就是西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后所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和越南等地。以上“东冶”就是《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的闽越国都，史载“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可见，西汉初期，东冶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

如果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那么比张骞还早60年的闽越王无诸修建的东冶港，就更早开辟了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福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而且还是古代海上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港——福州东冶港。福州东冶港有着海洋优势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三千多年前的闽族和闽方国，就已开通了东南亚与中原的海外交通。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州闽越东冶港再现“海上丝绸之路”雏形。

福建古称“闽”，《山海经·海内南经》明确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这说明古代福建与海洋关系密切。西周时期闽族和闽方国与海洋的关系，体现在武夷山船棺葬中。武夷山观音岩和白岩取下的两具棺材，均用完整的楠木刳成，和现在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基本相同。经碳十四测定，两具棺材的制作时间距今三千五百年以上，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殷商时期。当时生产工具主要是铜锛，能凿出如此规模的船棺，令人叹为观止。殉葬品中有棉麻和丝织品。三千多年前的闽族就是用这种大型独木舟（闽江出土的独木舟边帮有四组榫口，说明是两个独木舟连在一起航行），载着丝织品等货物，航行在江河湖海。棺内殉葬的龟形木盘可追溯至《列子·汤问篇》记载的龙伯钓鳌故事，又如《楚辞·天问》有“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的问语。王逸注引《列仙传》说：“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说文》谓鳌“海中大鳖也”。《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断鳖足以立四极。”由此可见，这件木鳌殉葬品，不仅反映了白岩悬棺葬主人生前“山行水处”的生活习性，还赋予了登遐升天的思想。神灵之鳌可在海中航行，可见它反映了先秦时期闽族先民与海洋的密切关系。故《尚书·禹贡》载：“岛夷（应包括东南沿海的闽族）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里不仅有岛夷向中央王朝进贡的特产如各类纺织品、桔、柚、锡等，而且指出岛夷与中原联系的交通路线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另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东越海蛤、瓯人蝉蛇”。以上蛇、蛤均为闽地特产。(www.xing528.com)

经考古发现，福州新店闽越国冶城外城的东面、西面、北面有城墙，南面低洼地始终找不到城墙遗迹，可能就是开放型的“东冶港”。今福州七中所在的高台地是扼守东冶港进出口的“军事要塞”。同时，在武夷山城村汉城出土的铁器在汉代曾经东渡日本，为日本弥生时代的冶铁冶铸业做出贡献。这些铁器就是通过福州东冶港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日本。《汉书·平帝纪》记载：“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应劭曰，黄支国在日南之南，去京三万里）。”（按：犀牛就由海运，这样就会经由东冶。）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后，闽越国出现“二王并处”的局面。繇王丑在福州新店“冶都”，“奉闽越先祭祀”为闽越国正统。余善被封为东越王，在闽北筑六城“以御汉军”，还在福州屏山一带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水军基地。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越王余善曾率“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南越，就是从福州屏山水军基地出发，从海路到达今广东揭阳。可见当年海运畅通，故史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不久前，屏山地铁考古工地出土的汉代铁器，也是福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物证据。具体而言，在屏山地铁考古工地的汉初文化层，即钱塘巷与鼓屏路交叉口北侧，发现了一条汉初大水沟，铁锚就是从大水沟的淤泥内出土的。故推测，从福州新店闽越国冶都开放型的港湾到福州屏山东越王余善的水军基地，就是《后汉书》记载的“东冶港”。总体上看，西汉时期，从海上丝绸之路“泛海而至”的船队，可经福州东冶港前往日本、朝鲜和中国汉长安城，形成了西汉初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闽越国文化与吴越文化、东瓯、南越国文化、台湾土著文化、琉球列岛土著文化有关。作为我国古代东南百越地区族群的一支，闽越族的聚居地以福建为主，兼有浙南、赣东、台湾等地。闽越与东越一样，“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船”，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因此，在西汉闽越王发动叛乱之前，闽越人在航海方面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