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距南海诸国，不仅距离遥远，其间还有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等不同海域相隔。如《梁书》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7]在相隔较远和海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东吴唯有通过海船，从长江口向南近岸航行，经由东海沿岸各岛屿（如舟山群岛、大陈岛等），航行至台湾海峡，再由闽地沿海或潮州沿海港口，近岸航行至广州番禺、交州的徐闻、合浦，然后通过交州以南的南海丝绸之路，即可通往南海周边的东南亚诸国。
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军队就已到达越南中部一带。对此，《汉书》早有记载。另据《梁书》载：“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8]由此可见，东吴孙权是在汉武帝开辟的南海丝绸之路（按：汉末桓帝时期，还有大秦、天竺等文明古国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朝进行朝贡贸易）基础上，又重新恢复原有海上交通，并将这条海上通道进一步向东南亚、南亚等地不断延伸，从而使远在江东的东吴以及长江下游诸港（如扬州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海、南海沿岸港口相互连通，进而与南海丝绸之路上的海外诸国相互连通。由此不仅加强了江东与交、广两州之间的海上交通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还打通了东吴所辖交州与南海诸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从而给东吴带来了比曹魏和蜀汉更大的政治、外交和贸易利益。
三国时期的扶南位于今东南亚的柬埔寨、越南等国南部。两汉时期，汉朝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十余国开展朝贡贸易，其中扶南应是南海诸国的贸易中心，各国商人云集于此，成为东吴与海外诸国开展贸易的中转地。如《太平御览》引《吴历》：“黄龙，扶南诸外国来献琉璃。”[9]汉晋时期的琉璃，主要产于中亚、西亚、北非等沙漠地区的文明古国（如大秦、大月氏等）。《后汉书·西域传·大秦》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又如《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於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来者，……，自此中国琉璃遂贱。”可见，大月氏商人传来的琉璃工艺，比中国本土的工艺技术要好。这主要是因为，大秦、大月氏等国内多沙漠，而沙粒中的二氧化硅，是制造琉璃的主要原料。此外，制造琉璃还需要高温和特殊的工艺技巧。作为海上舶来品的琉璃，应由大秦商人运至扶南，再经交州，由海上运至江东。值得注意的是，琉璃也是佛教“七宝”之一，为消病避邪之灵物。在汉晋时期佛教由海上东传的背景下，琉璃也可能是从信佛的天竺国运至扶南，再由交州运至江东。
此外，交州（治交趾龙编）也是海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东吴海船可通过交州，与扶南等南海诸国，或与距离东吴和交州更远的天竺、大秦等文明古国，保持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如《梁书》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10]可知东吴孙权时期，吴人曾将徽州土人（按：这些身材较短的黟、歙等地土人，应与当地山越或长江以南的蛮越有关）送与大秦商人，并想通过海船运至大秦（地中海以东的西亚或南欧部分地区），但因途中病故而作罢，从而使中欧文明交流，因各种地理障碍和海上生存较为困难，再次失之交臂。
以上所引扶南和交州，正是东吴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有名的文明昌盛之地或海外文明古国，当时东吴结交的海外诸国数量也远超汉代（见下文分析）。故知东吴对南海丝绸之路的经略，已超过两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水平，而东吴的海上经济也要比汉代或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更为发达。(www.xing528.com)
黄武年间，东吴孙权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成为当时一件外交大事。朱、康二人是在孙权派遣吕岱平定交州叛乱后，出使扶南等国。据《三国志·吕岱传》载：“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既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11]又，据《梁书》载：“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是百数十国，因立记传。”[12]可见，大约在公元226年，孙权派朱应、康泰率大批使者出访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各国，不仅历时较长，而且所经过的国家以及从各国商人口里听闻的文明古国达一百多个。如《梁书》载：“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厖，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壍，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13]由此可见，康泰出使扶南时，从陈、宋（应为天竺或扶南等国商人，一说陈宋为中天竺的使臣）处获知天竺国（信仰佛教的文明古国）的风土人情和古老习俗，由此帮助东吴孙权得以逐步认识和了解南海周边各国以及南亚、西亚等地文明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对东吴来说显得非常重要的海外诸国贸易、物产等情况。朱应、康泰回国后，又将以上海外内容分别编入《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这两本三国时期的中外交通史籍后来虽有散佚，但后人仍可从《隋书·经籍志》《水经注》等文献中获知朱应、康泰出访史实。
此次出访后，南海周边诸国也从朱应、康泰二位使者和东吴商人那里了解到东吴的强大，于是海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东吴还派兵护卫使者出行，同时也起到了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重要作用。自此以后，汉晋至南朝时期的历代王朝，都同东南亚诸国互派使者，频繁往来于中外之间。据史籍记载，从三国东吴开始，至南朝陈为止，扶南国主先后二十余次遣使访问建康（六朝古都南京），由此加强了扶南与古代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如《三国志·吴主传》：“赤乌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14]
有学者重新考证了朱应、康泰出访的海外诸国所在方位。认为究原即究尞之形讹，在缅甸北部；毗骞在缅甸的克耶邦；歌营在巴生；蒲罗中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诸薄在占卑；巨延洲是加里曼丹岛；耽兰在马来半岛南部；马五洲是邦加岛；横跌是横支之形讹，即汉代的黄支，即印度的建志补罗；担秩是缅甸的定耶瓦底。[15]可见，东吴孙权所派朱应、康泰等使者，早在公元3世纪很可能就已到达远在印度洋流域的国家（与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关）以及东南亚诸国（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国，与南海丝绸之路以及中南半岛上的古老丝绸之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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