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交州经略及文化发展

两汉时期，汉朝曾在今越南中部、北部设有郡县，并由交州刺史部（最初为监察部门，后来逐步演变成为一级政区）统管。故汉朝统治交州长达三百余年，其间也曾经历过两汉之际和汉末等动乱时期。东汉末至三国初期，士燮治理交州长达四十余年，后逐步演变成割据交州的地方势力。士燮在交州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南越王赵佗。

据《三国志·士燮传》（卷四十九）载：“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阯太守。”

由上可见，早在两汉之际的动乱时期，士燮祖先就因避乱从祖籍地鲁国汶阳出发，远赴数千里外的岭南。汉代移民南下，大多经由天然水道与南北陆路相结合的避难通道。一般情况下，中原以东的北方移民，通常会由江淮一带南下，途中先后经过江河淮济和长江以南的赣江、北江等，即可抵达岭南。士燮祖先也应经过这条通道，来到交州腹地定居。当时，交州治广信（即苍梧郡治，今广西梧州），故家族地望为苍梧广信。经六世之后，至汉末桓帝时期，当时中原已乱，士燮父亲士赐，时任日南太守。此时，士燮追随父亲来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的广治省），逐渐熟悉了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一带的民情世故。史载士燮年少时，曾游学于京师（即东汉都城雒阳），其游学路程，应从交州腹地到达海边，经由合浦、徐闻等港口或由番禺（岭南一大都会）乘船，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长江下游，然后经由江河淮济或江淮一带的运河（如邗沟等），北上中原；或经由跨越南岭的贡道，再顺着湘江、长江、汉江北上，也可抵达京师。其父士赐去世后，士燮服完丧，即由茂才这条途径，先任巫县的县令，之后升迁为交趾太守。

士燮的弟弟士壹、士䵋、士武，当时都担任交州各郡的太守。据《三国志·士燮传》载：“（士燮）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徵还京都，壹侍送勤恪，宫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宫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壹。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䵋领九真太守，䵋弟武，领南海太守。”正因为如此，士燮家族利用汉末动乱，已牢牢控制交州各地，由此逐步演变成为割据交州的地方势力。如《三国志·士燮传》：“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武先病没。”可见，当时士燮兄弟在地方上的威严与地位，早已是尊贵无比，几乎等同于交州各地的土皇帝（即交州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和首领）。

尽管如此，士燮与汉末一般的地方割据统治者（如袁术、吕布等人）截然不同。由于早年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他拥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凭借其超乎常人的学识和统率能力，对交州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提升有很大的贡献。史载：“（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馀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其见称如此。”^[5]

由上可见，当时士燮在交州的巨大声望，早已传至中原士大夫阶层，分别获得袁徽、荀彧等士家大族知识分子的高度赞赏。他们将士燮比之为东汉初期建功立业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佼佼者——窦融，称赞他不仅有学问，而且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春秋左传》和《尚书》，还擅长从政。由此可见，汉末交州的经学文化已较发达，其代表人物就是士燮等地方大族的学子。在他的广泛招募和有效保护下，前来交州避难的中原士人“多以百数”。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交州早已由岭南蛮荒之地，逐步演变为岭南南部沿海的文化昌盛之地。这主要是因为，汉代南海丝绸之路的停靠地及其海外贸易，多与交州沿海港口（如合浦、徐闻、日南障塞等）有关，再加上汉末历史背景、士燮家族和东吴对交州的控制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影响，才使得汉晋时期的交州，从岭南蛮夷（如南越、西瓯、骆越）聚集之地，骤然变为南海周边不同文明和中外人才交汇之地。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交州也经历了一系列变故或内乱。据《三国志·士燮传》载：“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闚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后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由此可见，汉末（应为黄巾起义以后），东汉朝廷已知荆州牧刘表自成地方割据势力，所以并不承认刘表对交州的任命，同时又感念士燮在国家危难之际仍能效忠于朝廷，故下诏令士燮统领交州七郡并兼任交趾太守，以抵挡赖恭和吴巨。史载“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之后（应为献帝建安初），因士燮“不废贡职”，遂下诏，升安远将军并封侯，也就是说，东汉朝廷高度评价士燮家族对平定交州叛乱的重要贡献，故予奖赏。值得一提的是，史载“后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由此推测，交州刺史下属的官吏张旻，应从岭南沿海港口（合浦、徐闻）或珠江下游的番禺出发，经由海上贸易通道，到达青、徐等州沿海港口（当时由曹操、陶谦控制），方能到达京师。(www.xing528.com)

汉亡以前，孙权即已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岭南交州一带。据《三国志·士燮传》载：“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由此可见，早在汉末建安年间的最后十年，由于孙权派权臣步骘出兵岭南，斩吴巨，因此士燮家族很早就被迫投靠孙权（当时孙权已逐步控制了长江以南的江东和东南半壁江山），随即奉承步骘，并提供军粮（按：“节度”本为官名，三国吴孙权始置，掌管军粮之意），由此成为孙权控制交州的得力干将。士燮通过对南中豪帅的诱导，为孙权诱降雍闿等“益州豪姓”，由此帮助孙吴打通了从交州通往南中的交通要道。

随着汉朝的衰落，此时的士燮由原本一向效忠于汉朝的封疆大吏，骤然变为被迫投靠孙权的地方实权派人物。为巩固其地位，士燮遂用交州物产极力巴结和讨好孙权。由此也可看出交州与江东之间早已存在的海上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据《三国志·士燮传》：“（士）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孙）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以上交州贡品大多为热带物产，但其中也有一些物产，如杂香，除交州所产的沉香、檀香外，其余应产自印缅等国或东南亚诸国；又如士壹向孙权上交的贡马，数量颇多，“凡数百匹”，恐非交州当地所有，或者不可能完全由交州一地出产，估计其中应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夷、南中或东南亚诸国，甚至有可能来自更远的文明古国（如中亚和阿拉伯一带的文明古国，历来盛产宝马）。

尽管士燮兄弟和后人尽力巴结和讨好孙权，但士燮去世后，孙权出于控制岭南和加强统治等目的，仍将交州分划为交、广二州，以便分而治之。据《三国志·士燮传》载：“（孙）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徽闭门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能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还。”可见，孙权此举，马上就引起了交州内乱，士燮的儿子士徽与士燮生前所推举的交趾官吏桓邻家族举兵互斗。由此也可以看出，孙权控制岭南的后期，交州已有部分士家大族，逐渐变得强大，并与原本实力雄厚，但在孙权强有力统治下明显遭到削弱的士燮家族有所背离。因各宗族武装实力相当，无法在地方上形成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故相互之间仍保持“和亲”关系。

在这种对东吴明显不利的形势和内乱情况下，远在江东的孙权下定决心，准备诛灭士燮家族。据《三国志·士燮传》载：“而吕岱被诏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壹子中郎将匡与岱有旧，岱署匡师友从事，先移书交阯，告喻祸福，又遣匡见徽，说令服罪，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岱寻匡后至，徽兄祗，弟幹、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谢令复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帐幔，请徽兄弟以次入，宾客满坐。岱起，拥节读诏书，数徵罪过，左右因反缚以出，即皆伏诛，传首诣武昌。壹、䵋、匡后出，权原其罪，及燮质子，皆免为庶人。数岁，壹、䵋坐法诛。病卒，无子，妻寡居，诏在所月给俸米，赐钱四十万。”^[6]

就这样，孙权暗中下诏令吕岱诛灭士徽，而吕岱采用和抚之计迅速平定了士燮后人发动的叛乱。随后几年，士燮几个弟弟及其子孙接连被孙权诛灭，由此就完全消除了士燮家族在交州早已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从此以后，交州就成为东吴统领下的岭南郡县之地，从而有利于东吴经由交州，进一步向南海周边扩展势力，并为东吴与南海诸国之间互通往来和开展贸易，以及不断拓展和加强三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和地域文化根基，同时也为孙吴北上争霸和东吴后期的统治，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经济来源以及劳动力等重要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