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与南中的争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孙权在北上联络公孙渊的同时，还将目光投向东方的倭国和南方的交州。曹魏与朝鲜、倭国早已形成密切的朝贡贸易体系和外交格局。与曹魏相比，东吴位居江东，距中原较远，且蛮夷较多，又不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氏能号令天下，并拥有一定的中央权威；曹操的儿子曹丕，居然废掉汉朝天子，改朝换代，又通过禅让登基，实则自立为帝。曹魏地处中原，乃华夏中心之地，曹丕又亲自统领军队，实力强大，并获得曹魏境内大部分世家大族（如司马氏等家族）的拥戴，故曹魏遂能承接和延续汉朝余威，继续保持与朝鲜、倭国的外交关系。因此，东吴也不可能让朝鲜和倭国（日本）更换纳贡的宗主国而改投东吴。

在这种情况下，孙吴只好将目光改投其他方向（即东南沿海、南方蛮夷之地、西南方），东吴西南方，即汉晋时期西南夷聚居的云贵高原广大地区（包括南中等地），也是东吴与蜀汉交界的过渡地带。刘备与东吴将领陆逊为争夺荆州，爆发夷陵之战，蜀军虽遭惨败，但蜀汉依然逐步控制了西南大片领土，包括后来征讨的南中。

西南夷聚居地和南中，都地处西南内地，看似与我国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什么交通和贸易上的必然联系。但实际上，南中地区处在南海丝绸之路经由交州或广州，进而向西南夷延伸，最终在云贵高原腹地深处的云南地区和中缅边境一带，与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相交汇的关键位置，因此早在三国初期就成为蜀汉与东吴两大政权相互争夺的西南战略要地。通过三国初期雍闿的叛蜀投吴这一重大事件，可以看出吴蜀两国对南中的争夺情况。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巴蜀地区也与中原豫州（如南阳、颖川郡）、冀州、青州等地一样，出现了黄巾起义军。时任益州刺史刘璋因无力平定乱局而发愁，不久去世。据《三国志》载：“璋卒，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2]又载：“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3]可见，当刘璋死后，南中大姓、豪强“耆率”首领雍闿，因一向与东吴交好，遂发动叛乱，准备依附于东吴。但不久之后，枭雄刘备在庞统、诸葛亮等大批文臣武将辅佐下夺取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故雍闿只能退守南中，为患建宁。不久，先主刘备因夷陵之战失利，忧愤病死，雍闿又与越巂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两人联合，发动了反抗蜀汉的叛乱。《三国志·后主传》亦载：“建兴元年，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对此，《三国志·张裔传》：“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趦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麤，不足杀，令缚与吴。’”可见，雍闿反叛后，遂押送益州继任太守张裔远赴东吴，应由雍闿派遣使臣长途押送，经由交州或广州，再通过海上贸易通道，即可送往江东孙权处。(www.xing528.com)

又据《三国志·吕凯传》载：“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可知其桀慢如此。作为南中豪率的雍闿，面对三国鼎立局面，暂时还无法判断自己的归属。在不知谁为正统的情况下，雍闿从自身利益出发，决计投靠自己一向交好的东吴。

在此过程中，交州地方实权派人物士燮和后来接管交州的东吴权臣步骘，都对雍闿进行了拉拢、引诱和劝导，故能成功诱降雍闿。同时也可以看出，东吴控制下的交、广两州与南中的关系，要比南中地方势力与曹魏或蜀汉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如《三国志·吴志四·士燮传》：“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又《三国志·吴志七·步骘传》：“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东吴孙权在控制交州后，将交州划分为交、广二州，以便分而治之，通过扶植和壮大广州（治番禺）实力，来打压交州地方势力——士燮家族。曾任交州刺史的步骘，当时见雍闿前来归降并要求内附，遂代表孙吴对南中地方势力归吴正式予以承认和接纳，并承制进行了安抚。由此可以看出，南中与交州虽然相隔较远，但因南中与南海丝绸之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都有关，因此东吴十分看重对深处西南腹地的南中这块飞地的控制。由此可帮助东吴打通远赴印缅等国的传统贸易通道，进而与印度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重新连接起来。这样就会给远在江东的东吴政权，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

据《三国志·吕凯传》载：“闿又降于吴，吴遥署闿为永昌太守。”可知雍闿归降东吴后，南中与东吴虽相隔遥远，但因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东吴遂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永昌郡地处今中缅边境一带，东吴这一“遥署”任命，可帮助东吴遥领和控制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关口要道。夷陵之战结束后，蜀汉与东吴合好，此时蜀汉政权尚未稳定，还未能马上控制南中，面对雍闿叛军的进攻，只好下令蜀将吕凯和王伉闭关抵抗。如《三国志·吕凯传》：“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雍闿因“不能进，使郡人孟获诱扇诸夷，诸夷皆从之；柯太守朱褒、越夷王高定皆叛应。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4]两年后即公元225年，诸葛亮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或因南中位置重要，“恃其险远，不服久矣”，物资丰富，其出产包括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以上物资并非完全由本地所产，其中有些品种或部分物产，应来自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印缅等国或更远的大秦等文明古国。故马谡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显然是想获取南中和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丰厚物产及其贸易利益。诸葛亮遂亲率大军南征，征讨途中，雍闿已被乱军所杀。《三国志·吕凯传》：“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此外，诸葛亮南征时，南中大部分蛮夷首领（如孟获）先后向蜀汉军队投降，并长期依附于蜀汉，而东吴在南中的影响力遂由此减弱。虽然南中与交、广关系密切，致使南中一带曾有部分地方势力（如雍闿等人）投靠并效忠于东吴，但实际上西南夷分布的广大地区（包括南中），与孙吴本土江东之间相隔甚远，两地距离要远远超过南中与蜀汉成都之间的路线；而南中大姓首领通过交、广两州（岭南、越南北部一带），再由海上与东吴联系，显然也非易事。因此，东吴对南中和西南丝绸之路，虽有心占领和管控，但终因无力经营而鞭长莫及。一般情况下，东吴很难对南中实行有效控制或羁縻管辖。因此，蜀汉不久即通过征讨与“和抚”相结合的策略，最终成功遥领并控制了南中，由此也就打通并控制了西南丝绸之路，从而为诸葛亮北伐和蜀汉后期的统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