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沿海：早期道教发源地

山东半岛神秘而充满幻想的神话传说，秦皇、汉武等东巡祭海求仙的故事，“数以千记”“以万数”“不可胜数”的庞大方士队伍，使山东半岛处于浓厚的宗教神秘氛围之中。这种氛围显然是孕育道教文化产生最适宜的土壤。

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远离秦、汉时期的都城，按照当时的车辆、道路条件，往返一次至少得一两个月，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但山东半岛神仙文化却对秦皇、汉武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秦始皇痴迷了终生，最后还死在了祠神求药而不得的归途中；汉武帝比起秦始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半生九临山东半岛。这些由皇帝亲自发起的大规模的祠神求仙活动，扩大了山东半岛神仙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壮大了半岛地区，乃至全国的寻仙求药的方士队伍，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道士的出现做好了队伍上的准备。

以山东半岛为主要地区而盛行的探险求仙的方士之术，形成了后来的神仙家，即方仙道。早在汉武帝时期，半岛地区的方仙道家们就有了自己传道的活动场所了。《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视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汉书·地理志》记载：“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后汉书·逸民列传》也记载道：“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今潍坊昌邑）人也，因王莽杀其子，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唐李贤注：“劳山在今莱州即墨县东南，有大劳、小劳山。”也就是今天的崂山。据《太清宫志·开山始基篇》记载，公元前140年，崂山就“修茅庵一所，供奉三官”，公元前138年，“再建庙宇，供奉三清，名曰太清宫”。虽然《太清宫志》的有些记载还有待考证，但《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就足以说明，在东汉末年的“天师道”“太平道”出现之前，作为其前身的方仙道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场所的活动了。被北魏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誉为“海上仙山之祖”的昆仑山也是道教圣地。清《山东通志》记载：“麻姑，王方平之妹，汉桓帝时，修道于牟平之姑余山，今姑余山一名昆仑，仙迹俱存。”说“仙迹俱存”，主要指昆仑山现在仍保留有唐宋时期的“麻姑梳妆阁碑”。麻姑修道于昆仑山也可能是传说，但晋葛洪《神仙传·麻姑传》记，汉桓帝时，麻姑“见东海”，“到蓬莱”，这至少可以说明麻姑在“太平道”创立之前的汉桓帝时期，曾修道于山东半岛沿海一带。

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指出：“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衍化为道教的修练方术，神仙方士也逐渐衍化为道士。”当然，这种“衍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但方仙道是道教的思想源头，方士衍化为道士，已是中国道教界的共识。南怀瑾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一书中也指出：“道家的神仙方士之术，到汉武帝之世而昌盛，开启后来东汉、魏、晋道家神仙方术思想的基础。再变而有北魏正式道教的形成。”道教产生后，继承发展了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使之成为最核心的教义，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神仙传说与方术是道教丹鼎派的直接来源。山东半岛神仙文化的影响并未因汉武帝对方士“皆罢斥遣之”而终止，只是改换了一下形式，融入道教文化，为东汉时期中国道教文化的兴起做好了思想准备，以更高的文化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山东半岛是中国道教文化产生的重要源头，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产于琅邪并对“太平道”创立者张角有着重大影响的《太平经》。《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载：“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神书，指《太平清领书》，即道家《太平经》。《太平经》“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认为天地之性是由阴阳所构成的。《太平经》的阴阳五行思想也是道教的重要源头之一。《后汉书》唐李贤注曰：“干吉、宫崇并琅邪人。”琅邪，指琅邪国，在山东半岛东南部。琅邪国所属琅邪，是八神之一的四时主之地。《太平清领书》出自东汉末年琅邪，决非偶然。山东半岛深厚的神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方仙道氛围是太平清领书在琅邪地区出现的基本条件。张角，即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领袖，是《太平清领书》的继承人，利用《太平经》创立太平道。《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典略曰‘光和中，东方有张角，……角为太平道’。”太平道之名源于《太平经》“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急教帝王，令行太平之道”。太平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与《太平经》所谓奉天地、顺阴阳五行而杂以巫术的思想基本吻合。据《后汉书·刘焉列传》记载，太平道的传教方式是“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其教人“叩头思过”亦源于《太平经》卷九十七“今欲解此过，常以除日于旷野四达道上四面谢。叩头各五行，先上视天，回下叩头于地”。太平道饮符水则可除病去疾，也与《太平经》所载如出一辙。《太平经》卷九十二称：“以丹为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将告人，必使沐浴端精，北面西面南面东面告之，使其严以善酒，如清水已饮，随思其字，随病所居而思之，名为还精养形。”卷一百八又称：“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诀于丹书吞字也。”这都可以看出，张角是利用《太平经》创立了太平道。

太平道据《太平经》创教，亦据《太平经》组织黄巾起义。史称张角自号“大贤良师”，倡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太平”，其所言“大贤”“黄天”等词，以及选甲子为起义之年，皆可在《太平经》中找到根据。《太平经》卷九十载：“治国欲乐安之，不得大贤事之，何以得一旦而理平？”《太平经》以奉天地、顺五行为主旨，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序，汉以火德王，汉运衰，代汉而兴者当为土德，土色黄，故张角自称“黄天”，以示将承汉祚而王天下。《太平经》卷三十九又称：“甲子岁也，冬至之日也，天地正始起于是也。……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该经有“三五气和，日月常光明，乃为太平”之语，可见张角选择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作为黄巾起义的日期，显然是受《太平经》的影响。《后汉书·皇甫嵩传》记，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张角“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后汉书·孔融传》记“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说北海国的黄巾势头最大。北海国辖胶莱河、潍河两岸地区，西至今潍坊昌乐以西，东至今胶东半岛腹地莱阳以东。当时，胶东的东莱郡和北海国均为青州之地，青州排在了农民起义队伍的八州之首，北海的黄巾势头最大，显然是受《太平经》影响最大，道徒也最盛。张角的黄巾起义当年就被东汉王朝重兵围剿。四年之后，中平五年（188年）“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琅邪国当时为徐州之地，可以推断出“青、徐黄巾复起”，山东半岛仍是主要地区。这次“黄巾复起”的规模很大，仅青州一带至少有百万之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初平三年（192年）夏四月“青州黄巾觽百万入兖州”。这说明《太平经》在山东半岛一带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是太平道的发源地和其活动的主要区域。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创立“天师道”的张陵（张道陵）拥有的《太平洞极之经》是《太平经》的另一版本，天师道的重要经书《老子想尔注》的内容也多与《太平经》相合。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太平经》的出现和传播，即标志着道教的形成。”这至少说明《太平经》是道教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后汉书·刘焉列传》也载“修法略与角同”，说汉中张修（张陵之后，和张陵之孙张鲁同时）的天师道与张角的太平道大略相同。这也说明“天师道”和“太平道”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出自东汉末年山东半岛琅邪的《太平经》，对全国道教文化的传播和道教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重大影响。太平道三十六方的术数观念为后世道教所继承；后世道士持九节杖、着黄衣、戴黄冠，用符水、咒语等道术为人治病消灾，等等，也都承袭太平道的规制。

东汉时期早期道教的两大教派，“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陵（张道陵）、“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虽说都不是山东半岛人，但半岛地区浓厚的民间宗教氛围，秦始皇、汉武帝在山东半岛组织的大规模的祠神寻仙活动，以及“数以千记”“以万数”的庞大方士队伍，包括《太平清领书》对“太平道”创立者张角的影响，山东半岛对道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都是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山东半岛催生了中国道教文化，是中国道教文化产生的重要源头。

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先秦时期相比又有很大不同。由于秦始皇、汉武帝时期对岭南地区的征服和开拓，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和航海者，对于岭南地区以及海外的地理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再加上航海技术和交通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导致海上丝绸之路在南越国对外交流的基础上至汉武帝时期正式形成。

汉武帝时开辟了通往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海上航路，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到洛阳。汉朝与罗马交流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国之间地理知识的传播、丝绸贸易以及人员的来往。

秦汉时期中日航海活动基本成熟，徐福东渡日本是中日航海交往史的重大事件。徐福东渡的可行性航线是沿渤海海峡与黄海沿岸的航线前往日本。以徐福为代表的中国移民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开化。水稻传入日本的航线是从长江下游，经过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水稻的传入，促使日本进入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农业经济社会。丝绸沿徐福东渡路线传入日本，带动了日本纺织技术的进步。^[24]

【注释】

[1]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2]［汉］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59。

[3]［汉］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59。

[4]［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八，中华书局，1959。

[5]［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八，中华书局，1959。

[6]［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八，中华书局，1959。

[7]［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八，中华书局，1959。(www.xing528.com)

[8]［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八，中华书局，1959。

[9]［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八，中华书局，1959。

[10]［汉］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59。

[11]张华松：《试探秦始皇东巡的原因与动机》，《东岳论丛》2002年第1期。

[12]李瑞、吴宏岐：《秦始皇巡游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13]李勉、俞方洁：《秦即墨郡的设置和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辑。

[14]韩颖：《秦始皇东巡对威海旅游资源构成的影响》，《管子学刊》2012年第2期。

[15]华玉冰：《试论秦始皇东巡的“碣石”与“碣石宫”》，《考古》1997年第10期。

[16]葛永明、杨桂珍：《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丝绸之路文化》2016年第11期。

[17]葛永明、杨桂珍：《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丝绸之路文化》2016年第11期。

[18]葛永明、杨桂珍：《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丝绸之路文化》2016年第11期。

[19]张念萍：《徐福东渡历史地理考察探究》，《兰台世界》2015年第18期。

[20]刘育新：《黄骅是徐福第二次东渡出海的始发地》，《东方藏品》2018年第3期。

[21]郭继汾：《秦皇求仙辨》，《河北社会科学论坛》1994年第4期。

[22]刘凤鸣：《汉武帝巡海与汉帝国“环黄海圈”的形成》，《国家航海》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93—102页。

[23]王子今：《汉武帝时代的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4]史景峰：《秦汉航海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