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海上交通与丝绸之路历史

据学者研究，目前有甲骨文证实的殷商文明的产生，或者说与此有关的夏商周文明，都与我国历史早期的海上交通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对此，有学者认为，先商文化来源于晋中南，后封于商（漳），即漳河流域。商族从山西迁至豫北、冀南一带后，在原有龙山文化基础上，又吸收东夷文化等沿海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比如将东夷部落的鸟图腾和渤海湾一带的红山玉文化加以吸收），进而形成先商文化。以上结论与先商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分布相吻合。^[2]也有学者从古地理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古籍所载的先秦河水有禹贡河和山经河，它们先是沿太行山东麓，向北流至渤海湾。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公元前4280年所发生的太行山大地震有关。后由夏族首领大禹发动古代先民，对这条早已存在的黄河下游河道通过疏导的方式，仅用古代原始工具，就在较短时间内将黄河水患治好，因而获得拥戴，成为夏朝开国帝王。^[3]由此，大禹治水后形成的禹贡图，也就成为《尚书》中的重要篇章，其中记载了我国沿海各地区部落沿着不同的纳贡路线，分别可达夏朝的中心地区（今豫西、晋西南一带，如二里头文化遗址等）。

据古地理学家研究，从公元前4280年华北大地震至战国中后期赵齐等国修筑黄河堤岸的近四千年间，古黄河中下游自出三门峡后，在华北平原上呈现放射状的多股漫流状态，其主要水道分为两条路径：一条沿太行山东麓北流（如山经河、禹贡河）；一条沿东北方向流（汉志河，即汉书所载的河道）。后由著名史地学家谭其骧先生对此进行考证，认为汉书记载的黄河实际上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黄河。在战国后期筑堤以前，古黄河呈现多股分流，有时主要走东股，有时主要走西股。以上结论也符合地貌学中有关陆地三角洲河流多股分流的演化规律。^[4]如果以上结论属实，那么从渤海、黄海至夏、商王朝的中心地区，就变得较为方便和容易，由此不仅加强了我国沿海地区各部族文化与夏商文明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我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演变。

先秦时期，我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是与以上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如有学者在对环渤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进行研究后认为，在仰韶时代不同地区的玉文化遗存中，渤海湾边产生的红山文化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玉文化发展演变的第一个灿烂辉煌的巅峰期。而以辽西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环渤海玉文化圈，又成为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濒海地带玉文化条带出现的最早重心之所在。因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用于祭祀的礼器较多，这就使得红山文化在中华传统礼制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发挥过引领先秦时期玉文化潮流并由此开创中华早期文明和历史新局面的重要文化影响和文化先锋作用。可以说，以红山礼玉和“坛、庙、冢”为表征的社会复杂礼仪系统，代表了距今四五千年前（仰韶、龙山文化时期）中华早期国家文明的初曙。^[5]值得注意的是，红山玉文化不可能完全由本地所产生，必然会受到域外文明的影响，而红山玉文化所代表的早期国家文明，又通过海上通道和古黄河下游等水道，进而与夏商周文明发生联系。可见，夏商周文明与我国沿海的早期文明之间，以及沿海早期文明与域外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都与我国历史早期的海上通道（即先秦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有关。

关于我国沿海各地区古老文明之间的海上交流，有学者认为，自良渚文化时期以来，海上航路就已经可以从江浙沿海出发，通过东海、黄海，以及今韩国的济州岛海域，到达环渤海湾一线，即渤海周边的各古老文明诞生地。根据相关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早在我国远古时期，江浙沿海各种物品由以上海上通道，顺势流入到环渤海地区，这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6]

此外，根据沿海考古发现可知，早在我国远古时期，位于中原东部的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在东南沿海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东越地区早期文化中，远古先民海洋活动的痕迹已是随处可见。其中，既有远古先民用来制造独木舟的生产工具，也有以上先民从居住地附近的沿海地带出航并逐岛漂航的重要物证。总之，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古代有目的、有计划的海洋活动，应起步于夏商周时期的东夷人和百越民族，并正式形成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以上远古先民通过世代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的远洋航海技术，在春秋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进一步的发展演变。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华夏诸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步转化的重大变革时期。当时位于中原各地的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华夏诸国之间、诸侯贵族之间，以及当时的各大奴隶主与各地农奴之间的相互争斗，都呈现出空前激烈、持续不断的复杂局面。由于我国山东半岛和江浙一带具有靠近海上等地域条件的优势，再加上出于防御诸国和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当时的山东半岛以及东南沿海，或者在以上河网密布、对外贸易异常发达的地区，分别出现了水上（包括海上）力量较为强大的吴国、越国和齐国。它们不仅拥有在当时具有较大规模的内陆江河水战舰队和海上远航的武力，同时也开始运用舟师，与争霸诸国进行海上交战。(https://www.xing528.com)

远古先民出海进行贸易活动的最根本条件就是远航舟船的发明以及造船技术的不断提升和进步。而我国古代先民常用舟船的出现，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远古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从大自然的漂浮现象中深受启发，于是制造出我国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简易竹木筏子。但因筏还没有舷，尚不能称为舟船。只有在具有船舷、能够搭人的独木舟产生后，才能称为舟船的雏形。恩格斯等学者都注意到，从木筏的产生、发展到相对成熟的独木舟的制成，无疑是全人类造船史上的一大文明进步。但简易的独木舟还不能到达很远的海外。只有到达夏商周文明阶段，随着华夏民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铜铁（如青铜器）等金属冶炼和金石铸造技术的不断进步，才开始出现了金属制成的造船工具，由此独木舟就逐渐发展并演变成为木板船，显然这又是全人类造船史上又一次重大飞跃。由此远古时期的沿海先民就开始不再受大自然原始材料所限，并能根据远洋航海的需要，制造出适合出海贸易和远洋航行等用途的各种大型船只。

战国中后期，在以上原始航海条件的基础上，又产生出能够沿近岸水域航行的大型战船。当然，我国最初的木板战船受到当时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条件，即当时各种自然和原始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海上航行活动只限于靠近海岸的浅水域，仅能在白天进行近岸航行。类似的大型船舶在全世界其几大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曾产生，如古埃及人、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都曾建造过类似的水上船只。但最早的船舶还没有龙骨，仅能沿海岸航行。后来，出于商业贸易和跨海航行的需要，逐步发展出借风帆或人力划桨推进，船身也比以前更宽的货运船只或战船。其中，西方的划桨战船在造船史上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航行时代。

划桨战船也经历了由单层到多层的发展过程，最早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由腓尼基人建造而成，专门用于海战。由于率先在地中海水域拥有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航海技术与设备，因而腓尼基人成为最早向欧洲殖民的开拓者之一。此后古希腊人尤其是精通航海贸易的雅典人，又对腓尼基战船做了进一步改进，提高了其航速和机动性，为此雅典人甚至不惜降低海船的适航性、舒适性、载容量和最大航程。

此后，为了经得起敌船的撞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波斯战争后，又出现了具有连续甲板和保护桨手的木板防护装置的卡夫塔拉克特型战船。它所具有的坚固性、高速度和机动性，以及古希腊战船水手所具备的高超航海技术，都使得古希腊城邦联盟的船队成为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如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希腊联合舰队就以少胜多，击败了波斯战船，由此结束了波斯帝国曾经长期在爱琴海所具有的控制权和航海贸易权，从而使雅典迎来了“黄金时代”。之后，罗马人又在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建造的战船基础上，对罗马帝国的战船进行了进一步改进，从而使罗马战船的航速比以前要快得多。古罗马船队中还出现了像四层桨战船这样的大型战船，船只更高，排水量更大，可载船员也更多。因此，在公元前40年，即罗马共和国分裂后，独裁者屋大维正是依靠这支装备精良而且非常善于海战的古老又先进的舰队，才先后击败了另外两位政治巨头——庞培和安东尼，并最终为其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战局。显然，地中海作为世界古代造船和海洋活动重要的发祥地，从古希腊到古罗马时期古老战船的发展和演变，无疑对包括古老中国在内的文明古国的海洋航行及其海船建造都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和借鉴价值。可以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萌芽的基础上，正是在战国时期通过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航海经验和建造船只技术，才能够在秦汉帝国时期达到中国早期历史上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