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海上交通及其影响与贸易

回顾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有大量史料都可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古老民族之一，可与地中海领域的克里特文明、爱琴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古老文明相媲美。浙江东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发现的独木舟的木桨，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传世文献《竹书纪年》中也有关于夏商周时代的航海活动记录，如记载古代先民“东狩于海，获大鱼”。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殷商古人扬帆出海以及从“大邑商”向东征讨“人方”并靠近海边的记载。又如《史记》记载春秋时期吴国历史时，也说吴国水军曾从海上发兵进攻齐国，而齐景公曾游于海上，乐不思归。《论语》言孔子也曾想“乘桴浮于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东巡于齐鲁故地（今山东沿海的仙山名岛），还命方士徐福率大批童男童女和百工出海，以寻找所谓长生不老之药（应为高丽人参、葛薯之类，对此类仙药和海上神仙传说，汉武帝也是深信不疑，为此模仿秦始皇的做法，东巡多达十次）。而徐福船队出海东行后，竟一去不复返（对此结局，后世有不同说法）。根据日本从古至今出土的一些资料和传统习俗，后人遂有徐福东渡日本的种种传说。由以上事例可知，我国古代先民对海洋和远洋航行其实并不陌生，很早就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航海知识和经验。正是在此基础上，至西汉武帝时期才能正式开拓出从徐闻、合浦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笔者认为，当今学者应从大量与此相关的考古遗址、文物以及上古史料文献中，发掘出更多有关中华民族古代先民从事海洋活动的古老事迹，并对此加以重新考证和阐述。

从自然地理看，我国有绵延弯曲长达18000千米的漫长海岸线，其间众多的优良港湾（尤其在环渤海湾、山东半岛沿海、长江入海口、钱塘江入海口、闽江入海口、珠江入海口、北部湾沿岸，优良港口较多），都为我国远古时期先民的海上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正是在这种自然形成的先天条件下，我国远古时代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开拓性的海上活动。

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看，早在秦汉时期正式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之前，由我国东部沿海各港口始发而自然形成的古老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初步形成，应产生于史前或夏商周文明时期。如《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知殷商早期，商人先祖相土或已通过古黄河下游进入渤海和黄海，由此获得来自海外的截获。此后从西周至春秋，来自山东半岛、苏北一带的莱夷、人方，活动于淮河下游的淮夷、徐夷，以及来自长江下游的吴、越先民，都与当时东南沿海（黄海、东海）的海上活动有关。这些古老先民“文身断发”的传统习俗，以及他们从海边获取盐渔之利的那些传统产业都可以说明，大致从夏商周时期开始，靠近我国近海岸的航海活动和海上交通，在我国远古时期沿海的古老民族中普遍且一直存在。(www.xing528.com)

先秦时期我国沿海的古老先民各自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从古代民族分布看，我国远古海上交通的起源，最早应与远古时期的东夷部落联盟以及分布范围很广的百越族有关。从夏商周文明至春秋战国这一漫长的时期，我国沿海的古代先民也发生了很大演变。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这些不同地区的古代先民，从早期海上交通线上的各港口乘船出海，冒险进行跨海贸易和更远距离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历史上有记载或有考古发现可证明存在跨海贸易较多的热点地区，分别有环渤海湾地区、山东沿海地区和分属吴、越文化区的长江入海口、钱塘江入海口（即杭州湾地区）、闽江入海口、珠江入海口、北部湾等。

总之，凡论及先秦时期的海上交通，则不能不提及我国沿海地区的夷、越等族。因分布地域不同，它们又可分别称为东夷、淮夷、东越、南越等。在秦汉帝国文化以及中原文明还没有到达我国沿海各地的先秦时期，这些百越族大多相隔较远，应分属于古代不同部族或古代民族。亦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越”，或指滨海之人，即我国东南沿海的水居部族。^[1]又依分布地域不同，可分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族。他们大多擅长跨海出行，如春秋末吴越争霸时，吴国和越国的水军就曾多次沿内河（江淮河济）、古代运河（邗沟）或沿着靠近海岸的海上航线，北上中原或山东半岛一带争霸天下。从先秦史籍看，燕、齐、吴、越等国，都有早期的海上交通。而我国先秦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的东瓯、闽越、南越等族，相互之间早已存在的贸易往来和文化联系因东南各地多山而受到天然阻碍，因此上述越族相互交流多取道于海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史籍中有正式和明确记载的官方海上交通，起始于西汉武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