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渐无疑是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佛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围绕汉明帝感梦遣使真伪问题、《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牟子理惑论》撰写年代问题、佛教输入中国路线问题等，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讨论。时至今日，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定论，但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主流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比如《牟子理惑论》撰写年代，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汉末三国时期。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问题上，长期以来，陆路输入之说占据上风。荣新江先生认为：“综合已有的历史文献及80年代以来的考古图像资料，特别是考虑到阿富汗最近新发现的公元1世纪早期的佛教文献，我认为佛教从西北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陆路传入中国的说法最为合理。”[8]季羡林先生指出：“佛教从这里（按：至川缅甸路）以及海路传入中国，也是历史事实。只不过在最早的时期只能通过中亚而已。”[9]
主张佛教海路传入说也不乏其人。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完成的《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认为：“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10]冯承钧先生指出：“中国之识天竺，天竺之识中国，源来已久，贡献虽始于汉和帝时，两地交通为时必更古也。当时通道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道之先……由是可以推想及于佛教传入问题，交通既不限于一道，传入之地则不应仅由西域一途……可见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是欲寻究佛教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11]曾长期致力于西域史地文物研究的马雍先生综合汉文文献以及佉卢文字资料，认为在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境内，形成一股移民的热潮。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两道。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取陆道者越过葱岭来到敦煌，一些人留居敦煌，一些人继续东进，到达洛阳。[12]
伴随着这股中亚人移民中国的浪潮，佛教也同时沿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境内，从而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古今中外，宗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并非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而往往呈现出跳跃式传播，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佛教东渐之初，洛阳、彭城一带的佛教可能比于阗、交趾要早。(www.xing528.com)
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中外交往的重要通道。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与岭南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由于弘法护法僧人的不懈努力，使得两地之间的交通更加畅通，交流更加频繁。敦煌、西北丝绸之路与岭南之间以僧人群体为主体的这种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十分引入注目，远远超出了后人的想象。在西行泛海求法的僧人当中，有许多僧人出生于敦煌和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很值得关注，也彰显出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地区在佛教东渐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僧众群体西行求法活动最为活跃、最为频繁的时期。而西凉州（今甘肃酒泉一带）人智严是这一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其贡献完全可以与法显比肩。智严少年出家，为求法翻越葱岭，到达佛法繁盛的罽宾国，即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并遇到著名高僧佛陀跋陀罗。在智严执着、诚恳的邀请下，佛陀跋陀罗和他一起，经过3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沿海上丝绸之路回国。佛陀跋陀罗，译名觉贤，将系统禅法传入中国，并首次将《华严》大部翻译出来，使华严学在中国开始兴盛，对中国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3]而在中国佛教史上，智严的名字是和佛陀跋陀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没有智严，就没有佛陀跋陀罗来华。
由于材料有限，时至今日，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但毫无疑问，佛教通过海路传播的可能性不容置疑，佛教东渐中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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