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市改革初试成功，经济焕发活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展开。

在中央调整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导下，云南省和昆明市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探索。1976年全市的工业生产跌到历史低点，总产值只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面对困境，1977年底，昆明工业企业率先进入改革的第一个高潮。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对昆明钢铁厂、昆湖针织总厂、昆明纺织厂、昆明电缆厂4家亏损大户实行亏损包干，企业积极性大增，一年全部扭亏为盈。其中，昆钢2000多万的亏损一年消化，其他企业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放权松绑。197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一下子提高到15亿多，较上年增长近50%。改革的巨大成效坚定了改革的信心。1979年开始，利润留成式的改革全面推开，企业留利与奖励基金挂钩，促进了企业内部的改革。一时间，成本核算、全面质量管理等措施在企业广泛实行；车间包干、工段包干、小组包干、计件工资也开始在企业推开。1980年5月，省政府在昆明召开工交系统增产节约会议，确定在全省范围内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承包制。可以说，昆明工业的生产承包先于农村，“包”字先进了城，其直接效果是昆明工业在整个80年代总体向好。名噪一时的“金马牌柴油机”和包括“白玫洗衣机”“山茶电视机”“红山茶缝纫机”“春花自行车”“兰花电冰箱”的“五朵金花”等一批轻工业产品，在这一时期陆续走向全国市场。

1981年，昆明市的各郊县区全面推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年，农村各项经济指标即大幅上扬。

1978年底，国家停止了一大批项目，同时伴随着知青回城、各种落实政策人员回城等因素，城市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在国营、集体企业岗位增长迟缓的情况下，市政府也想方设法扩大城市的创业就业渠道，一度将青年路等城市街道开放为个体摊铺市场，个体户成为新的城乡就业渠道和致富门道。

城乡个体户、专业户的出现，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废止后遗留的大量社队企业和集体资产大都承包给了农村的能人、明白人，各县区都涌现出了大批由社队企业演化而来的乡镇企业。他们从事国营企业所不能干、不愿干的行业，也从事国有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行业。提供了城市建设所需的建材、建筑，人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和加工、运输等行业，不少专业户个体户成了万元户、10万元户。民营企业的出现增加了就业渠道、国家税收和社会供给。

1980年开始，中央对各省、区，各省、区对各地、市政府实行“划分收支、增长分成、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对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昆明等地市试行财政留成，昆明市财政也对各区县采取了财政包干的体制。

地方政府有了财权，就有了应对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的手段，有了扶持地方企业，发展地方经济，扩大收入来源的主动权和积极性。1980年昆明各城区都先后走上大办区属工业的路子，五华区、盘龙区的区属工业都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萌芽于此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市级财政1978年仅有3.7亿元，到1985年达到9.5亿元。1984年，当这个包干体制到期时，云南省和昆明市由于有烟草工业这样的利税大户，从中受益更多。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营企业成为改革的核心。(www.xing528.com)

昆明市政府为此进行了机构改革，实行了政企分开，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改由国家下达贷款指标，再由银行贷款给企业，企业负责还本付息，本息由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偿还。企业也由上缴利润变成交税。改革使企业在身份认同上与政府部门划清了界限，企业作为谋求利润的经济组织的身份和主体责任得以明确。企业在生产经营上不再唯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是从，政府主管部门也不敢轻易再对企业发号施令，随意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自主权得到了保障。

经营承包制使改革转向企业领导体制。198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法》的实施，为落实企业自主权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企业改革进入到新的阶段。198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达到45亿元，为1978年的5倍。机电行业走向了世界市场，云南机床厂与号称“五朵金花”的地方优势工业企业的盛开都在这一时期。

农业方面，1985年取消了自1957年开始的统购统销政策，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余粮收购改为议购，生猪的派购也随之取消。农民开始向商品生产者转变。农民自发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增收效果明显。1985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1987年又比上年增长35%。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促成了昆明烟草工业的大发展。

烟草工业的高积累、高税收为昆明市政府提供了加快城市道路、供水、供气、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加大了改善医疗、教育、养老等城市服务体系的能力，并为降低其他行业的税赋创造了条件。1985—1993年，昆明工业企业所得税的实征率平均仅在20%左右。各县区的财政状况更是得到极大改善，如五华区1985年地方财政收入为3274万元，到1990年已达27111万元，5年间增长8.28倍；同期，盘龙区的财政收入也由4175万提高为12241万元。市、区、县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引擎和动力源。

城市建设的投资规模和渠道扩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由1978年的2.6亿增加至1990年的7.9亿；全社会固定资产连续6年保持了30%的左右的年增长率。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城市居民住房和城市道路、商业网点、学校、医院等“文革”中严重欠账的领域。到1984年，主城建成区面积达22平方公里。城市年供水达6720万吨，人均占有道路面积3.54米。

在市区，一些长期该办未办的民生项目开始启动。1985年第一座立交桥—西站立交桥建成通车，第一座城市煤气储罐和管道煤气投入使用；普通高校由1978年的9所增加到16所；医院床位数由14304个增加到18421个，医生由8459名增加到12528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