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史话：卢汉起义和平解放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后，向南、向西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云南的解放不再是遥远的事情。

中共把加强政治攻势、争取地方实力派、发动群众与军事进攻相结合，作为争取云南和平解放的工作方针。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也展开了利用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争取卢汉和平起义的工作，使卢汉态度逐渐有所转变。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也不断扩大，先后解放了47座县城。南京解放后，解放军浩浩荡荡朝西南方向挺进，中共云南地下党及边纵也积极活动，使昆明处于革命力量的包围之中。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彝族。1895年出生于昭通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吉狄家族。1911年春，卢汉、龙云等出外收购木材，因木筏被撞坏货物沉没，淹死20余人，无颜回乡，只好去四川投奔驻扎那里滇军。

1912年5月卢汉和龙云以准尉级军衔被保送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学习，龙云去了骑兵科。1914年卢汉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毕业后，分配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期间与龙云的表妹结婚，二人成为亲戚。1915年底，卢汉随护国军进入四川战斗。1927年2月6日，卢汉跟随龙云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龙云主滇后，卢汉任省政府财政厅长。1937年8月，滇军主力被编为第60军，约4万人，卢汉为军长。

1945年9月，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入越授降后，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未到任前，由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

此时，身在河内卢汉深知自己已被监视，又受到中央军的包围，无可奈何，只得镇静以处，见机行事。1945年11月，卢汉奉命参加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蒋要卢参加会议，是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蒋原有意要免去卢汉的省主席职务，但由于李宗黄和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引起了云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只好挽留卢汉。蒋说：“我不是找你来辞职，现在还不是退休的时候，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如人意，需要你回去就任主席职，安定地方。”卢汉无可奈何，又受到了控制，只得同意滇军调往东北，本人回到云南。

12月1日，李宗黄、关麟征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屠杀学生，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就在这一天，卢汉就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卢汉就任后，除一再申明“民意就是我的施政方针，民意机关就是我的指导者”外，讲得最多的是维护治安，“在安定中求进步”，他要保境安民。

卢汉接任省主席后，首先争取对60军、93军（决定调东北）的指挥权和人事权，迫使蒋介石同意孙渡代替他指挥滇军，由他提名调整滇军的人事安排。他还要求蒋介石撤销设在昆明的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警备司令部”，虽未取得蒋的同意，但却被允许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卢汉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卢汉即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充，建立了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最初保安团共有4个总队（团）、1个独立大队。到1949年起义前夕，已扩编至17个保安团，组成74、93两个军，共5万余人，成为卢汉掌控的基本武装力量。

1949年6月，蒋介石同意成立云南绥靖公署，以卢汉为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总揽全省军政大权，重新控制了新型滇军。

1948年5月31日，第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后，蒋介石两次派卢汉到东北战场慰问滇军。

1948年10月17日，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宣布起义；第93军则被消灭于锦州，兵团司令卢浚泉等被俘。派到东北去的滇军就这样结束了，这对卢汉是个很大的刺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卢汉一方面继续宣传“保境安民”“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施政方针；另一方面加紧扩大地方保安团队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应变的资本。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意料，这时已逃到香港的龙云，又多次派人与卢汉联络，催促他尽快起义。他也开始下定决心，做云南起义的准备。他一方面通过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的联系，加强了与边纵和游击队的联络，派人到香港，北平与中共领导机关联系；另一方面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在成都的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同时，卢汉还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对新闻的限制。拒绝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圆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时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大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国民党当局。

蒋介石于8月24日由台湾飞重庆，迭电召卢汉赴重庆。卢汉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昆明，坐催卢汉赴渝，面商“国家安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给卢汉打电话，扬言“中央”将派两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问题。如果卢汉不到，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卢汉到重庆，将由张群保证其安全。

卢汉无奈，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去，向蒋介石陈述云南的实际情况以及卢汉不能分身的理由。蒋要卢汉抱病前来面商，并说对卢汉如何器重云云。(www.xing528.com)

其时余程万的陆军第26军已由开远向昆明移动；李弥的陆军第8军已由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宣威；刘伯龙第89军由贵阳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盘县，形成了对昆明包围之势。迫于形势，卢汉于9月6日飞重庆。临行前，卢汉对龙泽汇、安恩溥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你们就打电报来。要求不准，就插起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我走后，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卢汉走后，昆明城实行宵禁，部队官兵停止休假外出，高级军政人员集中到昆明五华山省政府内办公。气氛紧张，箭在弦上。

卢汉一到重庆，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却说：“有什么困难，我都支持你。”卢受到蒋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蒋表示云南问题交给卢汉全权处理，准许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军费拨发现银100万元，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作为条件，蒋向卢提出3条：一是取消云南省参议会，二是逮捕100多人（附有名单），三是要封几个报馆和学校。卢汉考虑起义条件尚不成熟，都答应了。

9月8日下午，卢汉回到昆明，暗示共产党人迅速转移。

9月9日，军统在昆明逮捕数百人之多；解散了省议会，查封了部分报刊和学校。这就是所谓“九九整肃”事件。经过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100多人，其余大多判处3—20年不等的徒刑。名单报送卢汉，卢汉以罪证不足，杀人太多，难以服众，命令进行复审，这样就拖了下来。

11月初，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去香港，卢汉向李宗仁报告，要求从宽处理这批人员，李宗仁慨然应允。卢汉立即下令，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为避免生发事端，卢汉命杨文清代理省主席职务，自己称病在家，暗中策划和指挥起义。

11月初，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到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游击队在云南相当活跃，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农村，云南各地要求起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卢汉一面停止征兵征粮，制止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并与边纵加强了联系；另一面又派人到香港、广州与叶剑英联系，请示起义方略。

卢汉利用解放军已迫近云南的形势，将云南保安团队扩编的余建勋的74军和龙泽汇的93军调至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与张群去重庆，面授机宜。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等离昆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12月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回到昆明。卢汉将张群单独软禁，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9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区参谋长童鹤岑、空军第5军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等。人到齐后，卢汉的警卫营长李青龙率领10多名警卫，扣押了与会全部人员。

晚10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原计划开始行动！”同时向全国发出云南起义通电。

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时说：“昆明卢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云南起义后，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省内临时权力机关。卢汉成功领导了云南起义，昆明和平地移交到新政权手上。

云南起义后，国民党中央军第8、第26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6日围攻昆明。由于这时解放军前线部队距昆明尚有一段距离，昆明处在危急之中。起义部队和昆明市民在“坚决保卫昆明”的口号下，奋起反击，边纵各部也积极驰援昆明，经过6个昼夜的阻击，终于迫使围城中央军撤离昆明，昆明转危为安，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在朱家壁率领下正式进入昆明。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率领下进入昆明。当部队进入市区时，万人空巷，鞭炮齐鸣，欢声雷动。

昆明的和平解放，使昆明古城免遭战火之灾，为后来的昆明城市的发展奠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