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史话：东北抗联讲武三杰

在东北抗联的军史上，有“三位从云南讲武堂走出来的抗联将军”之说，这三人中一个是云南大理县白族人周保中，另两个是朝鲜人杨林（毕士悌）和崔庸健。周保中是讲武堂17期工兵科毕业生，1926年任程潜的第六军少将副师长兼52团团长，次年7月加入中共，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到任后起草了《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游击运动纲领》。从1932年起在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武装斗争，组织抗日队伍，1935年2月成立东北抗联第五军并任军长，创建绥宁根据地。1937年10月，抗联第4、5、7、8军改编为第二路军，周任总指挥和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领导抗联第二路军多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0年，抗联部队遭受严重挫折，部队撤入苏联远东地区，改编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周保中任旅长。

杨林和崔庸健都是朝鲜平安北道人，也都是在朝鲜“三一”运动后来到中国寻求朝鲜的复国之路的。杨林1921年6月来到昆明后以杨州平之名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1924年毕业后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技术教官。1925年加入中共，任叶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1927年8月杨林赴苏联学习军事学。1930年夏回到中国后被中共中央派往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他到延边后发动农民成立工农赤卫队，组织上万名群众举行反日大会，发展赤色武装。1932年中共满州省委开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同年4月，杨林前往磐石地区组织反日大暴动，6月创立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7月工农义勇队发展为4个中队，成为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杨林是这支队伍的创始人之一，被军史专家认为是东北抗联的创始人之一。

崔庸健，又名崔石泉，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毕业后进入黄埔军校，任黄埔教导团教官，与许多韩国革命者一起参加了第一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参与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崔庸健率残部撤退到花县，参加了保卫海陆丰的战斗。之后到中国东北通河、汤原从事革命活动。朝鲜领袖金日成在《与世纪同行》一书中曾回忆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昊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

在东北14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崔庸健与其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学周保中共同领导了吉东地区（相当于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中共吉东特委将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崔庸健任参谋长。第四团官兵中朝鲜人占很大比例。1937年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编成第一、二、三路军。第二路军编成后，总指挥为周保中，崔庸健任参谋长。两人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又是搭档，情同手足。在二路军中，周保中任命了包括金日成、崔庸健在内的许多朝鲜人担任部队的重要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人胜利回国，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42年抗联撤入苏联后，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亦称苏联远东红军独立旅，周保中任旅长，崔庸健任副参谋长。抗联余部撤入苏联后，中共东北党委会成立特支，书记崔庸健，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均为朝鲜人。1945年崔庸健与金日成一起领导创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3年任朝鲜人民军次帅，1957年升任元帅。他长期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除以上三位外，云南讲武堂与崔庸健同期的步兵科学员李启东也是东北抗联的重要人物。李启东，朝鲜平安北道人，1921年与杨林同时来到昆明，同期考入讲武堂步兵科。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助教，1927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到东北，1930年加入中共，在阿城工作。1932年在珠河县（今尚志县）从事武装抗日活动，1933年与赵尚志创立珠河反日游击队，后任哈东支队经济部长，在筹集经费时被内奸杀害。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阶段。由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内地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工商企业的迁入，国内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汇集昆明，极大地活跃了昆明的民主思想，民主意识空前高涨，而云南地方当局也对民主人士抱以宽容接纳的态度，使昆明逐渐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www.xing528.com)

抗日号角，民族之魂。聂耳（1912—19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聂耳，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聂耳的父亲聂鸿仪是甬道街成春堂药店的老板，母亲彭寂宽是傣族。聂耳6岁时父亲病故，他母亲聪颖，虽没上过学却跟着丈夫学会了读医书，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着成春堂制药、卖药的营生，担负着全家的经济重担。聂耳的母亲喜欢唱民歌，洞经调、花灯调、扬琴调无所不会。聂耳的童年就是在母亲歌声中度过的。

聂耳接受音乐教育时正值昆明在新文化运动后社会意识开化的时代。1919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1922年春，聂耳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成绩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遇。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演奏，并开始接触昆明本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等）。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1925年，聂耳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在校学习期间参加了法籍教师柏希文所开办的英语学会，并向柏氏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1927年秋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并随昆师一附小的音乐教师张庾候学习小提琴。1928年11月聂耳报名参加滇军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途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1929年5月因部队遣散，从广州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并参加该校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1929年7月，昆明发生军火库大爆炸，市民死伤众多，群情激愤，聂耳也积极参与了青年救济团反对龙云当局的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在毕业（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人的帮助下于7月10日匆匆逃离昆明，1930年7月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1935年初，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其间，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作曲，随后为躲避当局追捕，去日本学习，溺于日本腾泽的谷沼之海，年仅23岁。

聂耳的作品中很多都源于他在昆明时期的音乐学习和生活体验，如《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前者的主调是以昆明民间洞经音乐曲牌《宏仁卦》的旋律为素材演变过来的，真切表现了聂耳母校附近的翠湖晨曦之美。而后者更是集洞经调、扬琴调和江南《老六板》《倒八板》的元素于一体，反映了故乡人民在喜庆活动之际的狂欢热闹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