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辛亥起义后,建立新型的云南军政府,曾实行一系列改革,至于地方行政,暂时沿袭府、厅、州、县名称,以维持现状。不过对府、县同城者,则裁县而由府兼摄县事。1913年全国统一,一律裁府改县,于是云南府在1913年被裁而保留昆明县,由云南省政府直接管辖。又根据《城、乡、镇地方自治章程》关于城区以外之市镇、村庄等地方,人口不满5万者为乡,5万以上者为镇的规定,人口稠密的云南省府城区建制上仍属昆明县,但划归省会警察厅管辖。这种省直管县的行政体制,是从县以上高度集权,县以下基本自治的传统体制下直接过渡来的。1919年唐继尧实行民治,颁行了《村、市民自治条例》,实际上沿用的仍是“皇权不下县”的基层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要求不适应,城市化和工业化都要求有大量的基础设施,要求迅速扩大用地规模和其他公共资源,要求开放的市场和有序的市场监管。这些都是传统治理体制无法提供的,而省直管县,有碍于省级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行使,因而设立具有现代城市管理功能的政府,统管城市的建设发展就成为必然。
唐继尧实行民治时,将省会警察厅管辖的昆明县划出来,设云南市政公所于翠湖之湖心亭,并准备筹办昆明设市。唐在日本留学时曾留意过日本的城市管理体制,认为可以作为昆明设市的样板,他曾派李宗黄到日本考察如何设市。李宗黄从日本回来,即颁行了《云南市政公所办事细则》。公所下设总务、工程交通、实业风化,保健教恤4科。在市公所下设置各区的行政区划,实行市政、警务分离。提出了《云南市政初期计划》,涉及包括发展市营、私营的修路、教育、建筑、社会改造等十大项目。从解决“电灯不明、道路不平、自来水不清”三大弊政着手,推行新政,整顿市场、打击奸商、平抑物价、改善交通、修建市内外公园和公众娱乐设施,拓展义务教育等措施。云南市政公所刚取得一些成绩,却因顾品珍的倒唐和唐继尧的流落香港而被迫终止,云南市政公所被裁撤,设市搁置。直到1922年唐继尧二次回滇,于同年8月恢复市政公所,划定省会区域,以城内外不属城郊区乡者,脱离昆明县而改属市政公所管辖。
成立昆明市政公所的同时,颁布了《云南昆明市政公所暂行条例》,条例规定,昆明市政公所管辖区域,以云南省会为限,但应事势之必要,得呈请省政府特许扩张。市政公所设督办1人,会办1—2人,下设总务、工程、公用、警务、卫生、劝业、教育、社会8课。李宗黄为首任督办。
1925年,唐继尧派马鉁为昆明市政公所会办,后继任督办。1928年,龙云掌握省政府后,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规定,批准改昆明市政公所为昆明市(属普通市)。8月1日,昆明市政公所正式改名为昆明市政府,原督办马鉁就任昆明市第一任市长。
昆明市政府受省政府各厅厅长之监督指挥,市长为荐任制,下设五局二处,即经济、公益、建设、公安、教育五局,秘书、督察二处(机构后有变化)。其市区仍以原省会警察区域为范围,总面积为7.96平方公里。
193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市组织法》,规定人口在20万以上,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收入的1/2以上者为设市的必要条件。而这时的昆明仅16万人口,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皆未举办,为此经省政府同意,昆明市属各局一律改为科,不得对外,只对市长负责。局改科后,昆明市政府设8个科,科长由市长任命,副科长以下官员皆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聘用。在市政府最初的8位科长中,竟有7位是留日、留法的毕业生。
1934年,昆明市区扩大,人口已超过20万,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已达73万余元,而1933年度全市收入总额为139万余元,已超过一半,遂报经内政部转行政院,正式批准为市,并颁给“昆明市政府印”“昆明市参议会印”铜质印信两颗。这时,昆明市的四至之界限为:东至席子营、苏家庄;东南至菊花村;南至佴家湾、刘家地;西至六合村、荣家营;西南至白泥坡;北至林家凹、大马房;东北至小厂;西北至王家坝。这样,成立于1928年8月的昆明市,此时才正式办妥一切合法手续。到1939年11月,云南省政府正式批准昆明市为云南省直辖市。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昆明市的行政区划和管辖范围变化不大。(www.xing528.com)
尽管建市之初,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变化有限,但是,在龙云建设“新云南”思想的指导下,昆明市是全省重点建设的地区。马鉁首任市长后,市政建设即提上了日程,如商业较为兴旺的南城一带,先拆了丽正门和月城,旧址改为近日公园;筑成环行马路,近日公园居中央;茶花作为市花。由于昆明市政建设的发展,使昆明成为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城市。
马鉁(1886-1963),字少坡,云南洱源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录在丙班,与朱德、范石生等为同学。毕业后任新军见习排长,参加过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1920年赴日本陆军青山支队见习。1922年在唐继尧回滇后任第五军少将参谋长。1925年改任昆明市会办。1928年8月1日昆明市政府成立,马鉁由市政公所督办转任市长。
马鉁任市长时昆明约有18万人口,但财政拮据,经费困难。马鉁以民生为重,提出从容建设市政的原则,优先济困和发展教育。遇有灾年,农业受损,市政府都即时发起筹办粥厂,每天组织专人买米煮粥,廉价或无偿向灾民提供。同时组织市民募损赈灾,帮助难民渡过灾荒。在教育经费严重压缩的情况下,马鉁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筹措经费兴办学校。先后新办了羊神庙小学(今书林二小)、民国小学、粤侨公学等,扩大了招生能力。为保证学校的教学环境,还对一些学校附近的集市、戏园、茶楼进行整顿,限时放行,限制噪音等。
马鉁在任时为繁荣昆明的文化生活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在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后,决定推出茶花为昆明市花。此后每适茶花开放之际,全城市民都会举行各种赏花活动,成为一时之盛。马鉁对城市的文化建设也很重视,对市场上销售淫秽书画,陈列残疾儿童以牟利等行为,专门组织了打击和清理;对剧院里上演的剧目也进行审查和清理,禁演了一批淫秽剧目。
在社会治安方面,马鉁兼任宪兵司令,其任职之初即提出对滋扰社会治安的人犯也以感化教育为主,尽量避免死刑的方针。在任年余,惩戒教化并用,省城治安好转,深得市民好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