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辟商埠，昆明史话-昆明史话

鸦片战争以“五口通商”的被动开埠，换来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市场瓜分，也使开埠城市及周边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经济随着开埠与世界市场有了对接，各种经济要素随着贸易往来进入开埠地区，一时成为晚清中国经济的亮点。而近代昆明开关、自辟为商埠则是1905年的事情。

近代海关的出现，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重要窗口。

云南自古就有沟通东西方世界的对外贸易的历史，记入史书的也有2000多年。进入近代以后，云南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开关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清政府对各地的开关一直抱持高度警惕，并无自动开关的意识。因此云南的开关就伴随着一个被动的过程，是英、法入侵云南，强制入关的直接结果。

自1875年“马嘉理事件”（英国入侵云南的事件）后，1876年9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英、法为了实施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强迫清政府在云南地区开放通商口岸，并设立海关。

于是1889年8月，依据1887年6月中法《续议商务条款》云南蒙自开关。1897年1月，依据1895年6月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思茅（今普洱）开关。1902年5月，依据1897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腾越（今腾冲）开关。

上述蒙自、思茅、腾越等地的开关，是基于履行中英、中法有关条约而被迫开关的，称为“约开商埠”。此外还开放了若干分关和分卡。有关云南“约开商埠”的条约章程规定，在开关的同时，各关所在地都要派驻法国或英国的领事，在各分关派驻领事馆的人员，以参与中国海关人员管理海关行政为名，实际掌握着海关行政管理大权。(www.xing528.com)

1905年，昆明地方绅士陈荣昌、罗瑞图、王鸿图、解秉和等出于发展本地商业，繁荣地方经济的愿望，向昆明地方政府禀报，经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清政府批准，将昆明辟为开放商埠。同年5月，设昆明关作为蒙自海关的分关。于是，昆明成为没有外国强制而自行开放的商埠，称为“自辟商埠”，以区别于“约开商埠”。

宣统二年（1910），云贵总督李经羲拟订《省域商埠总章》八条上报清政府。总章包括开埠性质、界址、职权、税捐等事项。当时商埠界址，以现在得胜桥、塘子巷一带为中心，东边到状元楼外，西边到三节桥，南至双龙桥，北到桃园街口，周围约6公里。这个范围内，允许各国商人在商埠界内租地居住。

商埠管理机构，初名商埠清查局，设在东门外，到1910年后改设商埠总局，管理商埠有关事务。除拟订《商埠总章》外，尚有《办事权限专章》十六条。这就是说，“自开商埠”较之“约开商埠”，中国政府始终掌握着治权和主动权。

在昆明辟为商埠以前，法、英两国领事已分别于1899年和1902年移驻昆明，此后未经清政府批准即在昆明设立了法、英领事馆，云贵总督丁振铎还因此受到朝廷的申斥。昆明自辟商埠以后，法人曾要求扩展商埠范围，“展界租屋”，但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