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世纪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时代。622年开始,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开始了他创建伊斯兰教和统一半岛的战争,经过10年的传教和征战建立起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国家,使分裂混乱的半岛跨入了“文明时代”,开启了雄覇欧、亚、非的帝国时代。而同一时期,617年,大唐帝国在中华大地上崛起,很快就北扫突厥,建立起地跨东亚的超大帝国。618年,横跨喜马拉雅的吐蕃帝国也在雪域高原崛起,向东北灭了吐谷浑,进占河西走廊,开始与大唐争雄天下。在稍后的649年,在云南西部偏僻的巍山城里,蒙舍诏的细奴逻宣布建立“大蒙国”,开始了南诏兼并洱海各部族,统一云南各地,东拓“西开”,辐射东南亚、南亚的历史征程。南诏的崛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造成的。在唐与吐蕃的对峙中,唐对吐蕃大多处于守势,主要是战略防御,以和亲等形式缓和关系。为了抵御吐蕃的攻势,唐王朝以建立若干羁縻州、府作为与吐蕃的缓冲地带。此一时期的滇池地区处于唐王朝的有效控制下。洱海地区是吐蕃南下的必经之地,唐和吐蕃都在此竞相扶持亲自己的势力。洱海地区有六个较大的部族,号称六诏,南诏是其中之一。唐王朝十分重视洱海地区对于阻遏吐蕃南下的战略价值,在这里既设州、府,也封那些亲唐的土酋为王,代理地方管治。蒙舍诏建大蒙国后,在唐蕃之间选择了亲唐路线,奉行“忠奉大唐”的政治策略,在唐蕃之争中坚定地站在唐朝一边,积极参与镇压反唐势力的战争,借机壮大自己的实力,削弱其他部族势力。蒙舍的“忠奉”得到了唐朝的回报,他的儿子被唐王朝授阳瓜州刺史。有了唐朝的支持,蒙舍诏也就得到了洱海地区拥唐联盟盟主的地位。674年,在唐王朝的组织下,洱海地区九大首领在弥渡的白崖祭铁柱会盟,共同成立拥唐联盟,蒙舍诏被确立成为盟主。这段云南历史在后来的大观楼长联中称为“唐标铁柱”。会盟后蒙舍诏继续不断地进行着对其他部族势力的兼并工作,738年唐王朝正式封蒙舍诏王皮罗阁为“云南王”,并支持他吞灭了尚存的越析、邓赕、浪穹、施浪四诏,统一了洱海地区。739年皮罗阁迁都太和城,正式成立南诏国。
南诏王国的建立终结了洱海地区部族林立、分散的状态,并为终结东晋以来云南境内地方割据的局面,建立全境统一的政权体制奠定了基础。南诏国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南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建国后迅速扩张疆域,积极吸收唐朝文化,建立了一套与唐朝体制相仿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地推进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南诏统一云南,经过大理国时期,为元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云南建省提供了条件。在南诏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建立的大理国,承袭了南诏的文化,摒中原的战乱纷扰于境外,创造了300多年相对安定的历史环境,为云南各民族繁衍生息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环境,也促进了云南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南诏和大理时期所建拓东城、鄯阐城乃是今天昆明城正式建城的开始。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吐蕃视其为与唐争夺的对象,吐蕃王册封南诏王阁罗凤为“东帝”,给金印,号“赞普钟”,意思是兄弟王,与吐蕃王是平等的。比之唐朝封的与唐朝皇帝只是子侄辈的“云南王”地位要高许多。吐蕃为削弱唐的实力,支持南诏向东拓展。南诏也借协助唐平爨乱之机顺势不断向东扩张,将其势力深入到滇池地区,甚至直接控制了安宁连然的盐池。随着南诏向东扩张的进展,唐王朝对南诏的政策转向防范和压制,双方矛盾加剧,关系日益紧张。天宝八年(749)唐玄宗命何殿光率兵讨伐南诏,夺回安宁城,并重立了东汉南征交趾的伏波将军马援立的铜柱,以示弹压南诏的坚定决心。天宝九年(750)南诏王阁罗凤起兵攻破姚州、安宁。天宝十年(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8万再征南诏,阁罗凤恐不敌唐军,再三派使前往求和不允,只好转而求助于吐蕃。南诏、吐蕃合力进击,唐军大败,被歼6万余人。战后,南诏不再奉唐朝为正朔,将天宝十一年(752)改为“赞普钟元年”,正式与唐王朝分庭抗礼。天宝十三年(754),唐朝军队20万人在云南督都李宓的统领下对南诏进行第三次讨伐,在太和城与阁罗凤对峙,南诏军避战不出,唐军却因粮草不足,又遭遇瘴疫,只好放弃攻城,退兵时被阁罗凤率兵掩杀,李宓提刀登船而战,落入西洱河后沉江而死,20万大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长安,举国震动,朝野对再征南诏视为畏途。很快,天宝十四年(755)唐朝内部发生安史之乱,再也无力顾及云南,阁罗凤则乘胜东进,统一了云南。天宝战争结束了李唐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战争的另一结果是使唐及其后的中原赵宋王朝不敢有过大渡河之想。而南诏和其继承者大理国却由此开始了对云南全境480多年的统治,避开了唐末和五代内地的战乱,为云南赢得了又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并为昆明发展为全省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打开了历史的大门。昆明城内曾有“太和街”(今北京路)就有纪念太和城战役的意思。
南诏王阁罗凤死于大历十四年(779),这时,吐蕃王有意压制南诏,在立异牟寻为南诏国主时改封为“日东王”,将兄弟之邦降为藩属之国。此后,又常驱南诏之兵为吐蕃军队的征唐先锋,且加重南诏的贡赋。此时的南诏王异牟寻对吐蕃的压制和盘剥十分不满,于是接受了清平官(宰相)郑回的建议,谋求归附唐朝,改善与唐朝关系,借唐的力量牵制吐蕃。异牟寻密使与唐沟通,唐也有意以南诏牵制吐蕃,两下一拍即合,唐贞元十年(794),唐王朝派使臣袁滋到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同年,南诏大破吐蕃军,基本上解除了吐蕃的威胁,南诏与唐王朝关系进一步改善。南诏后来虽还有多次北犯唐境的情况,但由于唐势已衰,唐军基本处于守势,并无大的反攻。南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13王,合347年(南诏亡于902年),有10个王接受唐王朝的册封。(www.xing528.com)
天宝战争对唐王朝的打击是沉重深远的,在中晚唐时期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在杜甫和白居易这两位相隔50多年的唐诗大家的《兵车行》和《新丰折臂翁》中,对这场历时5年的征战带给内地人民的苦难和怨忿给予了十分痛切的描绘。这也许可以解释后世的宋太祖何以勒马大渡河的心理障碍。
总的说来,南诏初期是唐朝扶持起来,又为吐蕃所利用的地方政权,是在唐、蕃争覇中催生的云南少数民族自建自治的王朝,与后世的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性质相似,且传续更长,国土幅员更大,并对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文化走向都有深刻影响。在南诏最盛时期,其疆域东接今云贵川边境,西抵今缅甸北部和印度的阿萨姆,南至今越南边境、缅甸中部,西南至西双版纳、老挝全境和今泰国的清迈、清莱,北达金沙江的广大地区。而拓东城则是南诏东扩的重要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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