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绿地规划中生态单元与社会单元制图的应用

近几十年来，虽然城市规划的思路有向城市延伸型转为密集型的趋势，但是在城市内部进行规划时很少有效地利用城市内部这些被割裂的开敞空间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目前，一味地按照规划者们的理念进行城市扩张或者尝试向城市内部进行重新规划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城市高密化的问题，除了产生一系列环境恶化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忽略了普通居民对城市内部绿色开敞空间的日常需求（邱玲 等，2010a）。

城市内部的绿色开敞空间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其作用范围可以从改善城市气候和净化空气等的生态学方面到难以捉摸的环境心理学和景观美学等方面，其益处通常是由绿地数量以及质量所决定的。目前，在城市土地利用开发和绿地规划时，有关绿色空间的量化信息如绿地类别以及数量等相对容易获得。这类信息包括按照绿地大小、管理程度以及动植物的生活质量来划分绿地类别等信息。然而，有关城市绿地的社会信息往往被忽略，即缺乏居民根据自己个人经历对实际城市绿地的品质和功能进行评估的信息（Ståhle et al，2002）。另外，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有关生态的或其他环境的信息已经不能独自承担城市自然保护的重任（Grahn，1991；Maijala，2001）。如果这些社会信息也能融入土地利用开发和绿地规划的决策中，不仅能为城市自然保护方针补充社会信息，还能使城市开敞空间吸引更多的居民，为其更好地服务。

以往研究城市绿地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是通过大量结构性的问卷调查进行的。其内容主要包括居民对绿地品质的感知（Bonaiuto et al，2003）、相比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学特征下绿地可达性的平等性（Lindsey et al，2001）及城市森林效益的经济评估等方面（Tyrväinen，2001）。这些内容在研究特殊绿地与其特殊品质之间的联系是有局限性的。例如，Coles和Caserio（2001）提出一套有关测量绿地供给量和绿地品质的社会学评价标准和指标。涉及被感知的绿地正面品质的信息或者负面特征如某些绿地给人带来犯罪隐患而产生心理恐惧感的信息需要通过调查不同使用者的感受而进行归纳。然而，这些标准和指标目前都没有进行实证分析。De Ridder等人（2004）也尝试完善一种评价绿地和居住形式对城市环境品质和社会安康影响的方法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绿地的可达性和居民对绿色结构的感知度往往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绿地在人们生活品质和社会幸福安康的感知度中的作用通常是通过定量化和定性化的采访和心像地图（Mental Map）来进行调查。

早期的一些城市绿地研究也是和城市空间规划紧密相连的。例如，专家们利用GIS技术在城市范围内对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及其品质进行评价（Van et al，2003），有关绿地个体态度的研究往往是在多方合作性绿地规划情况下被调查和使用的（Balram et al，2005）。此外，Coles和Bussey（2000）研究了英国城市森林的物理设计参数，认为2 hm2大的林地是人们愿意经常光顾的最小面积的林地。对于面积小于5 hm2的林地来说，林地的形状是吸引更多居民使用的重要因素。根据Coles和Caserio（2001）的研究表明：绿地供给的场所应该设计在居民行走5 min之内的地方。(www.xing528.com)

另外，以往研究居民对城市绿地的感知度评价大多数是通过分析居民喜爱什么类型的地方进行的（Barbosa et al，2007）。人们通常进入自己喜爱的地方可以放松和缓解压力。这些地方都是具有恢复健康的、景色迷人的并且能够调节个人情感的场所（Kaplan et al，1989；Korpela et al，1996）。由于这些场所具有很高的美学欣赏价值并为个人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个人的特点和生活经历如年龄、性别以及童年背景等对于不同城市绿地的感受具有重要的影响。经历归属于个人感受，是了解人们如何感知、使用甚至生活在其相邻绿地中最重要的部分（Relph，1976）。对于居民来说，个人意义及评价是体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特征（Hentiläet al，2003）。个人的经历往往以美学的、视觉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以及个人评价为基础。Lynch（1994）在城市形象感知的创建中就辨别出了城市多种特征，包括和谐性、易辨别性、统一性、透明性、可理解性和意味深长性。同样，城市绿地的自然性、开敞性以及历史连续性对于居民对其的认知和感受也是至关重要的（Nasar，1998）。

Zube等人（1982）将居民对不同类型绿地的感知度研究划分为专家型、心理学型、认知型和经验型的范式。例如，利用数字影像编辑法制作的照片集来研究城市森林管理实践中居民对城市森林的偏爱度（Tyrväinen et al，2003）；利用景观模拟进行实地旅行考察法来预测居民喜爱的活动和选择的路线（Bishop，2001；Bishop et al，2001）。然而，这些研究的主旨在于识别不同绿地特征中居民的共同偏爱性而不仅在于识别个别绿地的特殊性或地方性。在Newell（1997）和Korpela（2002）的研究中表明：为了调节自我情感，人们去那些特殊喜爱的地方大多数还是以自然景观设施和绿地为主的场所。尽管规划者们正在寻找什么类型的城市自然环境能够为居民所利用并使其感到喜悦和有幸福感，但是直观反映这方面的社会信息还是很缺少。有关绿地品质与居民经历、感知以及景观活动之间相互联系的关注度仍然很少（Balram et al，2005；Dwyer et al，2004）。

目前，在欧洲城市绿地规划项目中开始尝试用一些参与性方法，包括合作性规划小组、实地旅行考察、公共会议、利益共享者的调研会等来掌握更多居民对城市绿地的个体经历（Van Herzele et al，2005）。其主旨在于鼓励当地居民和其他利益共享者参与战略性绿地规划工作中，进而为市政部门开展的绿地规划和管理项目提供社会信息（Sipiläet al，2005）。然而，尽管居民乐意参与绿地规划的工作，但欧洲绿地规划署的官员们却感到居民参与性的过程往往费时费资金，最重要的是缺少有效汇集群众信息的表现方法，以及如何让更多的“无生群体”参与城市绿地规划工作，并将社会信息与现存的规划信息相互结合。这需要一种有效的交流方法能够使规划者与普通居民之间进行沟通。在今后进行城市景观规划时能够从居民使用空间的角度出发，不再以规划者个体为主的角度考虑（Harvey，1989）。本着加强与城市居民对话和参与的原则，通过挖掘城市公共开敞空间的社会价值为城市景观保护和规划提供合理的发展方向。2000年，瑞典城市规划师Alexander Ståhle和景观规划师Ander Sandberg合作，第一次提出了一种叫社会单元制图的方法，并绘制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含有社会价值的公共开敞空间图谱。此方法是在生态单元制图基础上对城市环境单元的一种社会信息的补充，为今后城市景观保护和规划开辟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