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因政策宽松,大量中南美洲人涌入美国,墨西哥人像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仅就母语使用者而言,西班牙语已跃居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大语言,加利福尼亚州已经不能没有墨西哥人,就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不能没有外地劳工一样。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墨西哥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敦厚、勤劳、知足、能吃苦、家庭观念重、喜欢开派对,并不是很重视所谓的学校教育,很珍惜活在当下的快乐。
有一天在大街上一个墨西哥欧巴突然倒地不起,我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旁边淡定的墨西哥欧巴桑冷冷地告诉我,别管他,肯定是昨晚派对上margarita(玛格丽塔)喝多了。哎,错过了“英雄救熊”的机会。事后想想,我并不会用西班牙语说“Are you ok”?(“你没事吧?”)想象他醉眼惺忪地睁开眼,只见一个中国人在他耳边不停地问“What's up”?(“最近还好吗?”)似乎那种喜剧效果,应该不会输给在印度演讲时大喊“Are you ok?”的雷军。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人(至少一代移民)大多数都干着最繁重、最没人愿意干的体力活。你看韩国人爱开干洗店,越南人爱开美甲店,中东人爱开shawarma(烤肉店),中国人爱开餐馆,日本人爱开居酒屋,犹太人爱开银行,印度人爱开出租车,埃塞俄比亚人爱开机场巴士。而墨西哥人可能除了这些,什么都干。
按常理,中餐馆一般很少雇佣外国人,有些地缘政治主义严重的老板,只用同乡人,甚至一个村子的同姓宗人。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中餐馆都愿意用墨西哥人了,因为他们跟白人相比能吃苦,跟黑人相比不闹事,跟华人相比不八卦。所以他们渐渐地从不见天日的洗碗工做到收桌子的bus boy,甚至聪明伶俐点的还能被调教成厨师,做出地道的鱼香肉丝呢。
在美国生活这九年里,我住过四个州十一个城市,从香槟,到厄巴纳,到檀香山(三个地方),到哈莱姆,到埃尔姆赫斯特,到西好莱坞,到蒙特利公园市,到圣马特奥,到库比蒂诺,到森尼韦尔,到山景城,再加上最后打包回国,我总共搬过十四次家。
之前因为一直都是学生,没什么家什,就是些四季的换洗衣服和不舍得丢的书。二手买来的东西三手卖出去就相当于付了个租金,卖不掉就送给学弟妹也不会心疼,实在没人要就捐给thrift store,还感觉自己挺有爱心。跟最亲密的朋友喝一场饯行酒,拎着两个皮箱就能继续漂泊,非常享受这种说走就走的自由和洒脱。
占有欲这样东西不是毛病,是人的天性。所以需要主观的、积极的努力才能克服和不就范,一不留神它就像后院的杂草一样迅速滋长。随着年龄和工资的增长,再加上美国无孔不入的过度消费文化,不知不觉地,两个皮箱就变成了三个、四个,再搬家时,突然发现多了一堆可要可不要、想扔又舍不得扔的东西。
虽然墨西哥人繁殖能力超强,加利福尼亚州有那么多阿米哥,但美国的劳动力还是比中国贵不少。所以大多数中国人,一般不舍得请搬家公司,都找自己师兄弟和朋友来帮忙。搬完东西大家一起坐下来喝个酒,吃个火锅,兴致好了再打几圈麻将。你别小看这一圈麻将,在中国打麻将是赌博、是堕落、是安逸,但在国外,这就是乡愁。
直到有一天,我的想法发生了重大转变。那天,我又去师姐黄梅宽家里蹭饭,梅宽幸福地嫁了东翔哥,小两口终于攒够了钱买了宽敞的大房子,还克服万难生下了宝宝,把“美国梦”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们两个天生就痴迷植物,每次出去旅行都会拍回来一堆奇花异草,还把本来杂草丛生的院子改造成了有机种植园,前庭栽花,后院种瓜,都不需要去Whole food了。
我刚提起要搬家,师姐抢过话头,给我讲了个可怕的故事:
小王和小李是同乡,小李刚来美国的时候小王多有照顾。小王搬家时吆喝一声,小李义不容辞地去帮忙。但在搬家过程中,小李不小心把一个对小王来说意义非凡的纪念品打碎了。小李一个劲儿地道歉,小王还是心疼得滴血,但也不好发作,忍到肝儿痛。
这事儿到这里结束还算好,毕竟都是身外之物,但噩梦才刚刚开始。很有可能是因为双方都憋着,没有顺畅有效地沟通,结果在合力抬一个柜子下楼梯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小李失足从楼梯上滚下去,柜子紧跟着滚下来,砸在他身上,造成肋骨骨折,校草级的花样美男还破了相。
小王把小李送到医院,可万万没想到,小李那时候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但学校买的医疗保险已经过期。美国医疗是建立在医保机制上的,有保险的话,病人就付一个十几二十几美元的copayment(分摊付款额),但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哪怕只是门诊手术都是天文数字。这笔钱不知道从法律上怎么讲,但从道义上就落到了小王头上。新仇旧恨,你说到底谁欠了谁?如何了断?这朋友怎么继续做下去?
就像《奇葩说》里辩论的台词一样,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活在这爱恨交加的人情怪圈里,欲罢不能。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人们就是在这种你给我找点麻烦,我给你找点麻烦的过程中加深感情的。我不想反驳,但我总觉得这还来还去,还多还少,是很大的心理负担。一不小心生了埋怨之心、嫉妒之心就得不偿失了。
记得刚到北京读书时,都不敢说自己是上海人,因为那时候全国人民对上海人印象都很差,包括我自己,觉得上海人太计较、太冷漠、太不重哥们义气。所以还刻意地往这个标准的反面去塑造自己。我会跟东北的哥们儿逗贫,跟山东的爷们儿拼酒,跟北京的姐们儿一起数落上海人。北方人跟我交往久了,会不失时机地赏我一句“你真不像个上海人”。我当时还贱巴嗖嗖的,感觉像被提拔了大内总管似的,当成莫大的荣耀。(www.xing528.com)
但成年之后,没了那种“合群儿”的同侪压力之后,我反倒越来越认同上海人的一些做法:比如,不想当然去麻烦别人;如果真有信心还钱的话就去问银行借,别问朋友借钱,除非你想拿朋友换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万不得已借出去救急的,不影响自己生活品质的钱,出手的时候就当成是捐赠,万一还回来了就当是中了彩票;无论多铁的关系,要量力而为地回应别人的求助。“不轻诺”比“没问题”更真诚。“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
正当我听得脊背发凉的时候,师姐优雅地递过来一个红包,祝福我乔迁之喜。至于我是愿意用它去找个搬家公司,还是去找个有保险的朋友帮忙,随我。我推辞不过,大家继续吃饭喝酒。
因为我一直找的是furnished(配有家具的)公寓,没有太多笨重的家具。找搬家公司实在划不来,所以决定尝试请阿米哥帮忙。半夜三点打好包,早上九点在Home Depot挑上两个敦实的阿米哥(其实他们每个都很敦实)。但因为没这么干过,脑子里就闪过一连串的疑问:给多少钱合适呢?要我负责接送吗?怎么开口呢?走进人堆喊一嗓子吗?还是把车停在他们身边,摇下车窗?如果全围上来怎么办呢?挑谁好呢?找年轻稚嫩、单纯点的不会耍滑头,还是找满脸风霜、皮实点的擦破点皮不会哭?天秤男要做成一点事情真心不容易。
载上他们去Uhaul取车,我们三个人手脚都很麻利,两个半小时全部搞定。说好八十美元,我看他们不容易,又多加了十美元小费,还送了他们一盒巧克力。本想把一些旧衣服给他们,又怕唐突了别人。还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两年前用U-Haul搬家,车开到半路熄火,横在高速公路上几个小时等待拖车。投诉后,客服承诺给我五十美元的代金券作为赔偿,后来一直没收到也就忘了。今天随口一问,他们竟然把这笔老账翻出来了,并兑现了承诺。算完油费最后只花了四美元,创下了史上最便宜搬家纪录。
往返南北加州之间,我通常坐飞机,但其实也可以开车。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沿海的一号公路,有世界闻名的“十七英里”,其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步步是景。如果不着急赶路,走走停停十几个小时,拍拍照、喝喝咖啡,是最好的选择。也应了我在演讲中常提到的那句话:
走的弯路越多,看到的风景也越多。
人生如此,旅途如此,种瓜养猪如此,教育也是如此,注定该慢的事情,就不能着急。千万不要相信任何“速成班”“直通车”之类的鬼话。太快做成并吃完的东西,一定品质一般,就像肯德基;太轻松到达的目的,也一定没什么意义,就像坐缆车登长城;有人平白无故地给你一碗面,你都不敢吃,不看任何成绩就保证录取你的学校,你就敢去?
另一条捷径是穿山的五号公路,平时如果可以开到时速一百二十英里,六个小时就可以到。一旦赶上周末堵车,十个小时也不一定能到。南北加州之间大多是平原,也有些小山丘,旱季的时候,这里铺天盖地是满眼气势恢宏的枯黄,梵高一定会喜欢的颜色。
摄氏四十度高温旱暑的时候,前方的柏油路看上去扭曲变形,感觉随时会出现海市蜃楼,难怪加利福尼亚州山火频繁。沿路有几个大型风车发电厂,没风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两台风车无精打采地转两下,好像犀牛群午睡时放哨的成年犀牛懒散地扇动耳朵驱赶苍蝇。真正刮风的季节,乌泱泱几百架大风车一齐挥舞起巨大的翅膀,犹如科幻电影里的铁甲战队。
就有那么一个酷暑天,因为有些大件东西要从南加州运到北加州,坐飞机太不方便,邮寄又太贵,只好选择开车。半路没油了,车子很绝望地呜咽了几声,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顶着烈日站在路边无助地挥手,二十分钟后,终于有一辆敞篷卡车停了下来,开车的阿米哥问清原委,就招呼我上了他的车,后排坐着他中年发福的妻子和睫毛比眉毛还长的一双儿女。
他说这里离最近的加油站还有二十几英里,于是就把我载回家——一个苹果农场的一间小木屋,并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方圆几十里的苹果树都是他在经营。他从屋里拿了一个小油桶,用一根皮管子插进他车子的油箱,用嘴猛吸了一口,几秒钟后,就看见黄澄澄的汽油倒灌到桶里,瞬间装了大半桶。
我千恩万谢地递给他二十美元,他死活不肯要,说既然是帮忙,就不能收钱,他不是卖油的。我回到车里,翻箱倒柜地找出几包中国小零食,塞给了他的孩子,他们用无比甜美的声音说“Gracias(谢谢)”。从此对墨西哥人的印象好到无以复加,连续两个寒假我都去墨西哥旅行,每一次都被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乐观知足的生活态度深深感动。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大多数中国人重私德,也就是对自己的家人、亲眷、朋友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即使明知他们有错也会公然袒护。但是却普遍漠视公德,尤其是对跟自己不相干的人和事相对冷漠,比如环境保护,比如流浪猫狗,比如乳腺癌患者。所以在媒体上常常看见“小孩子被车反复碾压,无人相救”“女子当街被打,路人冷漠围观”等让人脊背发冷的新闻。
而我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深深体会到,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虽没有中国人那么孝顺父母,也不会不讲原则地为朋友两肋插刀,也不认为成就子女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幸福。但他们普遍更尊重他人的权利,更在意陌生人的境遇,以及维护社会正义公平的义务。我看过两部设计好的社会调查短片,一部是成年男子当街诱拐儿童,另一部是餐厅服务生歧视同性恋,超过90%的旁观者都挺身而出,伸张正义,让观众心中暖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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