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是我夏威夷大学的同学，我们认识那年，我二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目前认识的最美的女孩子，一头芭比娃娃的披肩金发，水汪汪的蓝眼睛深不见底，扑闪扑闪的眼睫毛，前凸后翘的身材，从来不用任何化妆品。Sara热爱自然，坚持素食，每天跑步、爬山、做瑜伽。她是她母校的Homecoming Queen（返校节皇后），跟她走在马路上经常会有男生朝她吹口哨。她就一把拉过我的胳膊让我扮她男朋友，以避免不必要的骚扰，我心里暗自祈祷最好不要被人揍。
我们同时入学，也商量好同时毕业，再加上一个五岁儿子的单亲妈妈Cary，三人一起组了“Slackers Trio（偷懒三人组）”。并不是因为我们贪玩，而是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门课都能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有很多时候理论跟实践严重脱节。我们私下里进行的真诚坦白外加疯狂吐槽的讨论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学历教育的局限性，和它几十年一成不变的陈腐气味。即使是在中国家长孩子眼里如此光芒闪耀的美国研究生教育，到头来也同样只不过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
大家都喜欢教课，不喜欢做研究，也没想成为学者或教授。但夏威夷大学的大部分教授都重研究、轻教学，这里即使读完所有老师布置的文章也并不能把我们变成更好的老师。既然这样，我们的策略是“能偷懒就偷懒”，能略过的文章就略过，五百字就能交差的小论文，绝不写五百五十个字。
已经读过一个硕士的我更是深谙个中法门。我们会请学长学姐们喝酒，从他们那里探听出哪些教授会宕
掉学生，哪些教授的课比较容易拿A。结果总结出来：那些正在为拿到终身教授而奋斗的年轻教授对自己要求高，对学生也狠；反倒是那些年纪大、学问大的教授表现得更慈祥厚道、风趣自在。
James Dean Brown教授，为了证明自己比同名好莱坞大明星更帅，让大家叫他J.D.。他著作等身，很多书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课本，但整天嘻嘻哈哈，总是从眼镜上方露出两个眼珠子不怀好意地看着学生，随时准备找一个倒霉蛋调侃一下。他布置的作业不多，我们写了他好像也不怎么看，但他的课堂讨论总是热烈而令人愉悦。
我们仨一口气修完了他开的所有课程，若干年后，发现还是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最持久有用。比如他1994年出版的那本《语言课程的基本要素》，不但让我深刻理解了语言课程的设计方法，也对我后来设计学校产生了深远影响。他2013年的新作《英语语言测评综合指南》还被翻译成了中文，被收入《英语教师职业发展前沿论丛》。
夏威夷大学的硕士班要足足修满39个学分，13门课，外加实习。好在有偷懒三人组互相鼓励或不鼓励，有时候都走到教室门口了，瞄一眼讲台上凶巴巴的Bonnie教授，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一起改道威基基海滩了，唯有阳光、沙滩、啤酒不敢辜负。
美好的时光说长又短，一眨眼就毕业了。因为我参加了一个东西方中心组织的奖学金项目，去越南考察了一个月，错过了毕业典礼。再回到夏威夷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像老狼的歌词里唱的一样：
那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
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
毕业后，Sara交了男朋友，是个乐团的经理人，快四十岁了还不想谈婚论嫁。每次和Sara电话聊天时，经常听到她抱怨，所以对他印象一直不好。Sara为了跟他在一起，搬到了洛杉矶，在USC教留学生英语。峰回路转，我在纽约待了一年后，也搬来了洛杉矶，在LMU做实践教授。Sara住在西好莱坞，我就在她附近找了房子，虽然离我工作的地方有点远，但我很高兴可以时常跟她聚聚。
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而Sara茹素多年，我俩注定吃不到一块儿去。有一次她在家里开生日派对，我开玩笑说我对素食派对没兴趣，没想到她当真了，破天荒地从Trader Joes买了冻鸡胸肉，煮熟了放在沙拉上，生生把田园沙拉变成了鸡肉沙拉。虽然没味道的鸡胸肉我是不吃的，但是对于一个一辈子没碰过生肉的人来说，愿意戴着手套为了你去切割、烹煮并手撕动物的尸体，这份情义无价。
不过在其他方面，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比如聊教育、聊学生、聊要不要读个博士。在比较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教育类博士项目之后，我认定南加州大学的教育领导项目是性价比最高且最适合我俩的博士班，于是我就撺掇她跟我一起申请。Sara当时正在南加州大学的美语中心教课，作为这里的员工她可以享受很大程度的学费减免，想了五秒钟她就同意了。
为了沾减免学费的光，我也申请了去南加州大学教中文的工作，但因为当时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持续攀高，雇佣外国人要经过一道不合情理的审核程序——不但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一份材料，证明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更能胜任这份工作，而且要给出与这个“不可替代性”相对应的高薪。虽然系主任很想聘用我，但南加州大学给讲师开的工资并不高，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高薪”标准，一举两得的计划落空。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准备申请材料，前后递交了入学申请。我们认真比较了四个不同的专业方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心理学和教师培训。她劝我也选她心仪的教育心理学，我有点犹豫。心理学属于科学范畴，我对数学课仍有很大的心理阴影。
其实更让我动心的是基础教育，在大学做了一年多培养中小学老师的工作，让我对这个领域充满好奇和热情。但让一个没在中小学工作过的人来培养中小学老师，说出来自己都会心虚。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我没有接受过这套诞生于二十世纪的师范培训，才让我有可能破框思考，用一种“不在此山中”的视角看清教育的真相。
老天爷如果有肉身，绝对是个十岁的男孩子，给你添乱的时候让你抓狂，对你好的时候又让你感动到掉眼泪。在我收到南加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竟也同时拿到了北加州一所私立学校小学校长的offer。因为博士班对选读基础教育领导专业的学生有硬性要求，必须是在职的中小学高层管理人员。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的工作邀请，瞬间解决了所有问题。
同时接受博士录取和就职邀请，也就意味着我要同时完成两件从没做过而且充满挑战的任务，还要面临整整三年“空中飞人”的生活。很多朋友说我疯了，Sara是唯一祝贺我的人，因为她也拿到了录取通知。有了她的陪伴和鼓励，让我多了一份勇气去面对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离开洛杉矶前最后一次和Sara 见面是在好莱坞后面的山上。那是加利福尼亚州久旱之后难得有蓝天白云的一个周六，也是我搬到北加州前的最后一个周末。Sara 告诉我她和男友终于订婚了，并一起买了房子，算上和我的加利福尼亚州重逢和被南加大的录取，人生四大快事，生生被她占全了，我由衷为她高兴，也只有像她这样集美貌、智慧、善良于一身的女孩子，才配得上如此幸福的生活。我们长时间地拥抱，直到喜悦的泪水变成分别的惆怅。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就在开学前的两个月，突然看到Cary在Facebook上发的帖子，说Sara进了医院。我捧着花走进医院，见到了从老家赶来的Sara父母和其他家人，还有她的未婚夫Peter。每个人眼睛里都布满血丝，Sara还在重症监护病房。Peter用很慢很轻的语气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每说一个字，都好像用尽了他所有气力。(www.xing528.com)
原来Sara常年偏头痛，每次吃药就可以缓解，这在美国很普遍，药店里也陈列着琳琅满目治头痛的药。可这次加大剂量的止疼药也无济于事，急忙去了急诊室，医生给她打了吗啡，但六个小时后Sara并没有如期醒来。医生有点疑惑，决定从她体内抽出吗啡，可是Sara还是没有醒来，这才意识到出事了，赶紧送去拍了片子，结果出来才发现Sara中风了，脑后有一个巨大血块。开颅手术还算成功，淤血被清出，但这几个小时的耽搁，已经造成了她脑部的严重损伤。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可到现在Sara还没有跟外界有任何互动，也没有摆脱变成植物人的可能。
护士做完常规检查后，终于可以探视了。每次只能进两人，因我是远道而来，他们就让Peter先陪我进去。只见Sara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脸色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做脑部手术的时候，削去了一些头发，我好像看到了维纳斯的雕塑被推倒在尘埃里的样子。虽然在进病房前，我已经告诉自己一定不许哭，可不争气的眼泪瞬间如注，跟所有人一样，我完全想不通如此健康的Sara，怎么就突然会变成这样……
再次见到Sara是开学以后的事了。Sara醒了，好消息是所有检测结果证明她的智力和记忆没有受损，但还没恢复大脑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协调和控制，医生说这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现在，Sara浑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就是她半开半闭的左眼。家人与她沟通，所有的对话都以一般疑问句进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她就眨一下眼睛，如果是否定的，就眨两下。
我也尝试用这种方式跟Sara聊天，但无论是眨一下还是两下，滚出来的永远是大颗大颗的泪珠，我实在没勇气再继续下去……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爱莫能助的无力感，不是我不想常来看她，我只是不觉得哭得比她更伤心的我的出现，会给Sara带来任何积极的影响和帮助。
……
一年以后，Sara在医院完成了一期的复健，也已经用尽了南加州大学员工的医疗保险所能承担的最高金额。她只能回到威斯康星州的老家，在父母亲的照顾下，在当地的康复中心做后期的复健。我跟Sara的爸妈沟通好，想给她一个惊喜。五个半小时的飞机从旧金山到麦迪逊，再开三个半小时的车到Westby——威斯康星乡下总人口2200的一个村庄（他们竟然把人口写在高速路边的路牌上）。
我与她父母为这次会面做了周密安排，她们先去教堂做礼拜，这样可以让Sara穿得美美的，又不会起疑心。我的意外出现，我们都以为她会抱着我大哭，但没想到，Sara表现得非常镇定，用无比平静的口气说：“啊？Terry你怎么来了？我看到门口的车，还以为是表哥买了新车呢。”
我们拥抱，长时间的拥抱，一半是积攒了太久的想念，一半是我要争取时间让马上就要滚出来的眼泪蓄住。我们吃了烤箱里的桂皮甜卷，然后Sara拿出一面镜子和她的复健工具包，开始练习左右脑和左右手的配合。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是坐在她旁边静静地看着，看着她那不会被任何事情打倒的坚毅眼神。
Sara恢复的情况远远好过我的想象，也超出了医生的预期，皮肤和头发也都恢复了生机，从原来的沙金色变成了同样好看的褐金色。她每天花很多时间练习写字、走路、说话和平衡等这些正常人想当然的技能。但依然时常泪流满面，并拒绝拍照。爸爸建议我们去沃尔玛走走，其实这是Sara每天的功课——绕着沃尔玛的内墙走一圈。Sara一开始不肯，不愿意让我看到她狼狈的样子。但是在大家软硬兼施的攻势下，她妥协了。
Sara腰上系着一根宽宽的腰带，爸爸在后面牵着，以防她失衡摔倒。Sara的左半边受损程度较大，一直恢复得没有右半边好，常人轻而易举的一个迈腿动作，对于Sara来说要付出成倍的努力。有时候她的腿踢得很高，在空中晃动，却踩不下来，不过她还是一步步艰难而坚定地向前迈着。
我趁她锻炼的时候去采购食材，为了晚上给大家做顿饭。妈妈不吃辣椒，Sara依然吃素，八十八岁高龄的外婆只爱吃肉，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众口难调。我从洛杉矶的大华超市买来了主要原料，但还是要花点心思配菜。经过一番斟酌，我准备做四个菜：肉丸子罗宋汤、茶树菇佛手瓜炒肉丝、香菇素鸭和葱姜虾仁。
Sara中风后，在大家的劝说下，已经放开海鲜这块禁忌，所以我只要在下肉丸子和肉丝之前，留出Sara的那份就行了。两个小时后，一切就绪，Sara还趁我做饭的功夫做了瑜伽。我带了一瓶我和Sara最爱的Riesling（雷司令，一种干白葡萄酒），今天她破例喝了两杯。饭后我们翻看了一些老照片，她看着看着就困了。
Sara睡觉后，我跟妈妈聊了会儿家常。我原以为这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典型中西部农村家庭，其实妈妈和爸爸已经离婚十几年了，但还住在附近，彼此都没有再婚。妈妈的妹妹离婚了，Sara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也离婚了，有三个孩子。二〇〇九年对于他们家是个多灾之年，几位家人陆续辞世，妈妈白天要上班，除了照顾Sara之外，还要照顾八十八岁的老母亲。
这简直是一部现实版的《活着》，我终于知道Sara坚强隐忍的品质来自哪里了。Sara的病带来的唯一安慰是让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再次团结起来。为了以防万一，Sara病后一直跟妈妈睡在一起，我躺在Sara从小长大的闺床上，听着隔壁老外婆用的呼吸机规律的声音，我思考了很多关于生老病死、聚散离分的事情，辗转难眠。
早上起来，我们一边吃早饭，她一边用一根粗线沿着一只孔雀翅膀图案来回穿线，穿好了拆掉再来一遍。我知道这有助于她恢复对手指的控制，但也知道这种简单而单调的事情对于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是多么残忍的折磨。虽然Sara的语速没有常人快，但已经能正常表达，她除了需要经常休息，阅读和写作能力跟以前一样。她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同时服用治疗偏头痛的某一款药和另一款避孕药会导致中风的可怕事实，文章发表在Facebook上，提醒更多的青年女性注意。
我觉得Sara现在最大的障碍是恢复自信，于是我小心翼翼提起之前一直刻意回避的话题。当年我们同时被南加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班录取，学校也清楚她的情况，每年都自动帮她办延迟入学手续。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增加一些高智力的挑战和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会增强她的自信和勇气，甚至有助于她的康复。Sara用不置可否的沉默回应了我。
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后我自作主张地给院长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希望学校可以免除Sara的学费，并想办法允许她在网上修课。这封信如石沉大海，后来想想，毕竟为一个学生开发线上课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个世界有些遗憾也不是一两个人的美好愿望所能改变的。我又开始懊悔自己的幼稚和唐突，生怕让Sara失望。
走的时候，她们全家一直不停地谢我，她们每谢一次，我都靠使劲咬紧嘴唇才能忍住眼泪。其实我才是应该致谢的人，Sara教会我太多东西，给予我太多力量。两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她还只能眨一只眼睛，今天她已经能说能写，常人无法想象她为之所吃的苦受的罪，也无法想象一个天仙般的女孩如何面对镜子里脸歪眼斜的自己。好几次我精疲力尽想要放弃的时候，都想着我不光是为自己读呢，无论如何也要替Sara把这个博士读完。
之前我一直不喜欢她的男朋友，但Sara中风后，容貌不再，无法自理。他却不离不弃，每个月从洛杉矶飞过来看她，每天早晚电话。我写了“爱的力量，生命的奇迹”这幅字，送给这个折翼天使和她的爱人。Sara和我一样眷恋着夏威夷的海，我给她起了“沙海迪”这个中文名字，鼓励她像张海迪
一样坚强勇敢，也感谢她带给我的坚毅和启迪。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