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是每一位教授必须承担的基本工作，我自当尽心尽力。但院长排除万难破格录用我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帮教育学院开创一个“中英双语教师培训项目”，为加利福尼亚州培养一批能在主流学校用中英双语教学的老师。
当时听到这个任务我非常兴奋。首先，中文学习能够进入美国学校的主流课程，是多么荣耀；其次，让华裔老师可以从周末中文学校进入美国的全日制学校成为有资质的教育者，是多么有意义；再次，这种从无到有孵化一样新东西的挑战，有点像创业。
从项目设计、课程搭建、师资聘用到宣传推广、招生录取，这些工作基本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而且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此外，通过我的努力，项目还得到了来自美国教育部、国防部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除了我的工资，几乎没怎么花大学的钱就启动了这个项目。
LMU教育学院每年为加利福尼亚州中小学培养、输送大量的优秀老师。由于洛杉矶的拉丁裔移民特别多，西班牙语的使用者已超过英语使用者的人数，所以在课程方面，我们借鉴了很多西班牙语双语教师培训的经验。并参考了近代双语教学最早、最成功的典范——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英法双语项目。
这个项目是院长决心要做的事，在学院内部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教授们也都很给面子。得到院长批准，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硕士暨教师资格培训的二合一项目，性价比很高，顺利毕业的老师除了能拿到硕士学位，还可以获得在公立学校任教的从业资格。所以第一期就招了近二十名学生，年龄最大的学生都快六十岁了。
这件事的背景是：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增长，在加利福尼亚州相对好一点的学区，华裔学生已经占了半数以上，这与华裔老师的比例是极不相称的，即使在一些华人密集的社区，老师也绝大多数是高加索人以及少部分的非洲裔和拉丁裔，亚裔老师寥寥可数。这个现象，也许可以归因于以下四点：
（1）亚裔第一代高知移民大多是理工科背景，甚至多是学霸级别，在中小学执教的可能性不大。
（2）亚裔第一代移民多是成年后来美国，自己的生活英语还说不好，要用非母语去教美国孩子，可能性不大。
（3）亚裔第二代移民大多承载了家长殷切的希望而选择成为律师、医师和会计师，通常不会选择中小学老师这种薪水和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工作。
（4）教师这份工作虽然待遇一般，但是要求很高。美国小学不分科，老师不但要掌握所有学科的知识，还要能歌善舞、会演会画，这就更不适合亚洲人腼腆矜持的性格了。
创办这个项目的初衷，也是为了顺应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兴起过一阵子English Only Movement（只用英文法案）。一些短见薄识的政客忘了美国伟大是因为不同族群的移民为了同一个美国梦共同奋斗的结果。即使英语是这个国家的最常用语言
，但这种企图通过强制的行政干预，打压或取消其他语言的政策无疑是行不通的。
工程师背景的著名华人脱口秀演员黄西博士在副总统和记者联合会的招待宴上，也公开调侃过这种反动的态度：他说他买了辆二手车，开了好多年才发现车后窗上有一张贴纸，上面写着：If you don't speak English，go home.（如果你不说英文，就滚回老家去。）
虽然这个反动政策很快就被叫停了，但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很多第一代移民对子女的要求是：能不说中文就不说中文，强迫孩子用最快的速度蜕掉移民的皮，这样就不会再被讥笑为FOB
，有助于他们早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的目标并不难实现，中小学在美国念甚至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英文不太可能说不好。
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华人并没有因为移民而斩断了跟故国的联系和情感。然而，那些不惜代价学英文的行为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新一代移民们开始意识到“忘本”的代价：孩子在家里越来越不肯说中文，父母用中文问，他们用英文答；兄弟姐妹间都只说英文；他们已经不能和跟祖辈沟通；他们很不愿意回中国；他们对中国只有批评、嘲笑和嫌弃，而缺乏理解。
这些孩子长大后还可能因为肤色或家庭背景在工作上遇到“玻璃屋顶”
。即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高举蓝色的护照，也不一定会被当成真正的美国人。他们除了不能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还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这样的香蕉
孩子，也不太可能回中国。想不想回是一回事，回不回得去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从小在美国长大，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很难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于是他们被流放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太平洋里，进退两难。
等家长们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并逼孩子周末去上华语学校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一方面，他们已经错过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另一方面，华语学校老派的教学方法通常不利于培养孩子对中文的兴趣，能坚持下来的并不多。
还有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有很多华裔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在自己的领域小有成就，因全家移民，只好放弃自己的工作，甘愿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孩子很快长大离开家，老公又忙，于是她们开始失落，希望做些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事。相对其他行业而言，教中文的门槛较低，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工作。
基于这些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前提条件，招生比我想象的顺利，而且我招来的第一批学生就是清一色的中青年女性，而且大多做了母亲。她们很少是做老师出身的，但都对教书和中文充满了热情，基本符合我招生的录取标准。我经常鼓励她们：我们大部分人第一次选专业时都还未成年，在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勾选了一个大人认为更容易找工作的专业。现在第二次选专业，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虽不是师范科班出身，但只要真心喜欢，再大的挑战也会是个享受的过程。
这些老师需要攻克的第一座堡垒还是语言，她们有些是生活在华人社区的老移民，有些来美国的时间还不长，禀赋各异、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我给她们讲了人际沟通能力和学术语言能力之间的区别，生活英语的流利程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学术语言能力。她们必须尽快适应用英语阅读、思考、讨论和写作的学习模式。
第一门课，我故意没有让她们选我的，因为我担心她们会太依赖我，太依赖中文。就像通过中文字幕追美剧一样，丝毫无助于语言的学习。所以我邀请了另一位既有移民经历，又有耐心的拉丁裔美国老师，希望她们在没有“拐棍”的情况下，在沉浸式的语言环境里逼自己一把，取得一些质性的突破。
第二学期，我单给她们开了一门叫“Methodology of Teaching in Primary Language”
（以母语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法）”的课。这门课的概念很关键，并不是指母语教学，而是在双语教学的范畴内谈论主次语言的关系。双语教学是一门大学问，在不同历史阶段很多国家尝试过不同模式，效果迥异。(www.xing528.com)
其实，双语教学不是简单地在学校或课堂里同时教授两种语言，也不是简单地请会说两种语言或英语是母语的外教。我个人最推崇的教学方法是“双向沉浸式双语教学法”，这种方法简单说必须具备以下七个特征：
（1）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再被当成外语来教，而是当成信息的载体及获得知识的工具。
（2）语言的学习不再被拆解成听说读写、语法和翻译这些具体的课程，而是通过教学内容和真实语境获得。
（3）同一时间段、同一间教室、同一个老师、同一句话里尽量只使用一种语言。
（4）每一个班里有人数相近的两种语言的母语者是最理想的状态。
（5）在学校两种语言的地位要相当，学校所有出版物和标志都必须要用两种语言来表达。
（6）学习的目标不只是双语（bilingual），还应包括双文（biliterate）、双文化（bicultural）。
（7）有效的双语沉浸的时间要足够长，通常在非母语国家至少需要六年以上，时间越长越好，开始的时间越早越好，两岁半到三岁最佳。
“双语沉浸式教学法”的理论虽然简单，但要真正实施起来难度大、挑战多：首先，需要整合巨大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仅老师的配比就要比普通学校多出将近一倍；其次，要有深思熟虑的课程设计，因为只有两种语言天衣无缝地配合才能用同样的时间完成几乎两倍的教学目标；再次，要有精细的日程安排，才能最有效率地安排好所有老师的岗位和授课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有下定决心而富有智慧的校长，带领上下齐心的教学和管理团队，再加上深信不疑、全力支持的家长。
我在准备课件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半岛国际学校——美国为数不多的真正把双语沉浸式教学法投入实践的学校之一。它不但双语教学，还有个难得的三语环境，学生三岁入学时就有法语和中文两种选择，通过六到十一年的全方位浸染，每个学生都成为双语、双文、多元文化的世界公民胚子。
我发现它时特别激动，马上联系了校长，还向他讨了教材来给学生们做示范。没想到的是，山不转水转，后来我去了那家学校做了他们小学部的校长兼中文部主任。具体故事在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校长日记——我在美国做校长》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十八个女学生加我一个男班主任，像极了洪常青带领的娘子军，可惜老外和台湾同胞无从理解。学生们大部分比我年长，待我像弟弟一样，会给我带好吃的，还变着法儿地给我介绍对象。我也尽最大努力利用我自己刚拿到两个硕士的新鲜经验，帮她们适应美国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所以师生关系是很特别又很和谐的。
但同时我对她们也很严格，作业不按时交要扣分，这样才能保证我给出的成绩公允。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学生仗着自己几十年的“上课”经验，不写作业还给出各种理由。她不满我给的分数，在课堂上让我下不来台，后来被同学们劝住才算罢休。
我们这十九个人的存在，在本来平静的LMU校园里浇灌出一朵罕见的奇葩，惊动了大学校刊编辑部，还特意派记者来采访我。在一所美国大学里，一个中国籍的教授招来一群美国籍的华裔学生。我这个又当爹又当妈的班主任，把她们招来之后，还亲自给她们上课。这种关系有点微妙，有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中国旅行团的领队，既要让她们满意，还得管着她们别闯祸。
再怎么说这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终归可以被调解和谅解，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在我的项目正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有一位拉丁裔的教授开始对我不友善了。她的研究方向是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双语教学，我刚来的时候院长指派她做我的导师，让她帮助我尽快进入角色，我很感谢那段时间她对我的指导。
随着我慢慢适应岗位，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她却一再干涉我的项目设计和运营，并用命令的口气让我完全照搬西英双语项目的那一套。她的蛮不讲理和强势、操控欲在系里是出了名的，有很多新来的年轻教授都被她欺负过，都私下里提醒我要小心。她是古巴裔，大家暗地里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卡斯特罗”。而我的脾气向来是不欺软不怕硬的，越听到这种事情，越坚定了我的斗志。
当发现我不再言听计从的时候，她做了一件很可笑的事。从认识的第一天她叫我Terry，突然改口叫我Mr．Qian。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是更尊重了，其实恰恰相反。就跟朋友突然不叫你“强强”而叫你“姓刘的”一样，充满了挑衅。更匪夷所思的是，她同时开始像日本人一样用Dr．M的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像是要借此提醒我：你既没有博士学历，也没有终身教授的职称和保护，跟我作对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
我那时年轻气盛，词典里根本没有“自不量力”这个词，继续做我认为对的事，包括改动老师们的必修课单。我认为有些课对帮助学员成为更优秀的老师不起任何作用，根本没必要修。于是，我跟她的关系越来越僵，以至于最后无法一起工作了。
当时院长太忙，是指派她负责我的工作评估的，结果可想而知，她把我写得一无是处。我的成绩大家都看在眼里，我当然不服，于是顿时秋菊上身，拿着报告去找院长。其实，从之前几次院长没有理会我提出的希望他来旁听我们工作会的请求，我就已经察觉出他的逃避和为难了。果然，表达了同情之后，他建议我去找大学人力资源办公室申诉。我还真去了，HR办公室倒是很认真地立了案，并说要展开全面调查，比我想象的正规得多。他们也找我谈了很多次话，虽然立场中立，但还是挺暖心的，尤其对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外国雇员来说。
但并没有遇到我期待的青天老爷，从谈话的微妙词语变化中，我无奈地意识到：即使这位教授再不合情理，再恣意妄为，学校对于一个有“免死金牌”的终身教授也没有任何约束办法，除非她犯了两项不可触犯的天条——性骚扰和种族歧视。
最后一次去院长办公室，我们聊了很久，只记得最后院长很无奈地跟我说了一句话：“But you know she is not going any where…”我秒懂了院长的潜台词，也不想再让他为难，主动辞去了这份工作，学校给了我三个月的赔偿金和半年的保险作为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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