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录用教授，鲑去来：我在美国的留学往事

和所有工作一样，前三个月是蜜月期，我很快就和同事们打成一片。一个月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门口精致的卡槽里多了一块金属铭牌，赫然印着“Prof.Terry Qian”，那种感觉超级提神的，走路腰板都更直了些。学生轻轻喊一声“Professor”，我恨不得像妈妈桑一样“诶……”地大声答应着踩着碎步飞出来。

荣耀也许是别人赏赐的，但名声一定得靠自己来挣。为了让其他教授对院长的破格录用无话可说，为了让学生这一句“Prof．Qian”就算发音不标准也要喊得毕恭毕敬，我必须加倍努力。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一个自己都没在美国上过大学的外国人，要给美国的大学生上课，现在想想手心都要冒汗。不知道当年的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初生牛犊”吧。

我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就用了韩愈的《师说》，为的是让美国的准老师们了解几千年前的中国的教育思想。当然，也多少有点“狐假虎威”的私心，来掩盖我的恐慌，生怕学生觉察出来我的不自信，所以先抛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来给自己壮胆。

其实所谓“闻道有先后”，无非就是我把布置给他们的阅读任务自己提前几个星期完成。只是他们可能草草地读一遍，我已经细细地读了三遍。现学现卖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同时具备学习者和传授者的双重视角，更容易促进教学相长。

不过这里我必须得夸一下美国的大学生，他们是很可爱的，尤其是跟青春期、叛逆期的高中生比起来。女生已洗去为了显示自己已经长大的浓妆，不再轻易为了赢得一个暗恋男生的回眸而随便把头发染成鸟毛的颜色。男生也悄悄地把自己发育的关注点从肱二头肌转移到他们的思想，眼神里的桀骜或冷漠也慢慢消散下去，转换成温暖的共情和对知识的渴望。

LMU是私立大学，学费高昂，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上课的时候绝对专注，没有人会玩手机。他们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这让我的教学既充满了挑战，又充满了乐趣。中国的师范大学现在有一个很奇葩的现象：有些学生在报考的那一天就压根儿没想过要做老师。他们只在乎这个学校的排名，或看中了学费减免。而在美国，报考教育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是冲着这个职业来的。我的学生中就有好几个出身于教师世家，从小就对孩子、对教育有一份格外的热情和兴趣，这种东西分明写在他们的眼睛里。You can't fake it，you can't hide it。（你装不出来，也掩盖不了。）

在这些聪明好学、身强体健、能歌善舞的大学生面前，我其实是极度自卑的。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唱歌、弹琴、画画，甚至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惩恶除奸。但中学的时候，为了考到足够好的分数，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趣的人。以至于现在的我不会任何乐器，只会用圆圈和直线画小人，不能在面对攻击时保护自己，没有擅长的体育项目，连看比赛的兴趣和运动的习惯都没有。

除了考试的本领，我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向我的学生展示的天分，也没有任何可以和他们聊天的共同话题。一个人工作以后，再炫耀你的学历和考试的本领，是一件多么荒诞可笑的事。我的学生有几个是乐队或体育队的成员，每次看到他们肌肉饱满的身材和像被雕刻出来的五官，都感觉似乎是大都会博物馆里的希腊雕塑幻化成人。他们举手投足都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一种我在中国的大学生那里很少看到的精神面貌。

最让我动容的还是他们的单纯和善良，这种善良不是体现在他们有没有捡到钱交给了警察叔叔，集体去路边捡垃圾得了一面街道颁发的锦旗，去养老院挨个给同一个老太太梳头。它往往都体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一丝不苟地遵纪守法；不给别人添麻烦；对于陌路人的求助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对于流浪猫狗发自内心地怜悯眷顾；为后面的人扶一下玻璃门；甚至伸手进垃圾箱捡起我随手丢错的塑料瓶放进可回收的那个筒……

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绝不是通过灌输或说教完成的，而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家教、文明社会的风尚和劝善的宗教信仰合力实现的。那些背离孩子天性，操之过急、用力过猛的德育教学目标和实施手段，没能教会孩子善良，反而教会了他们伪善；没有教会孩子们诚实，反而教会了他们两面三刀。

“韩大爷”给我准备的第二道护身符是：“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我很坦率地告诉学生自己的学识有限，我愿意尽我所能地成为这门课的促进者，而不是唯一的设计者、执行者和评估者。我随时欢迎学生提出质疑、挑战甚至是批评，我更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一起来规划这门课的内容。

真诚，无疑是人与人相处的万能法器。老师只有本着坦诚的态度，不装酷，把自己放低，走下神坛，放弃把自己包装成无所不知的伟人的想法，和学生一起探究真理，才能真正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不是表面上的逢迎和服从。

我没有在美国上过大学，所以非常珍惜这次在大学教课的机会，它让我很认真地反思高等教育：跟基础教育相比，应该抱定哪些相同或不同的教学目标？继承或更新哪些教学手段？大学有哪些教学方法值得中小学借鉴？

我认为相比于Lecture（讲授课），Seminar（讨论课）是更有效的学习方式。讨论课才最有可能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而不是依靠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分发”知识。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和追问，回国后我甚至把这种方法引入中学乃至小学的课堂，也并没觉得不合时宜。

我带本科生的课，用的基本也是研究生院的那套做法，甚至刻意模仿我读书时教授们讲话的方式和坐姿，还在镜子前反复练习斜坐在第一排左侧的桌子上，45度角面相学生，45度角面向黑板。

直到第六周，有一个男生带着惊喜的表情突然插嘴问道：

“Professor Qian，does your PPT background color always coordinates with the color of your shirt？”

（“钱教授，你PPT的背景色是不是都搭你当天的衬衫颜色？”）

“Oh，finally！I almost gave up trying，thank you for recognizing my efforts.”(www.xing528.com)

（“哎妈呀，终于等到了，我快要放弃尝试了，感谢你发现并认可了我的努力。”）

因为我的课总是安排在下午，大家最容易犯困的时间。所以我特意从物美价廉的Express店里买了五种明亮色系的衬衫——鲜橙、翠绿、碧蓝、绛紫、玫红。他们家的衬衫性价比不错，耐洗耐穿，还免烫。而且最大的特点是颜色特别全，齐刷刷地码了一墙，乍一看以为错进了杜邦油漆店。

第一学期我教的是第二语言习得，我自己在硕士阶段也上过这门课。这是一门所有师范生的必修课，已经有不少教授教过，所以不用我一切从头开始准备。我把之前所有教授的教案和大纲都借来，根据我的理解适当增删和调整，并按照我的逻辑和审美设计了PPT。

我开始尝试用较少的文字去展示每一张幻灯片，而不是照搬课本内容，感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抓住学生有限的注意力。作为一个非英语母语者，说大段大段的整句子更容易露怯，我把劣势变为优势的做法就是把段落缩成句子，把句子缩成关键词，把关键词做成PPT上的项目符号。这样，学生看起来一目了然、提纲挈领，我讲的时候也层层递进、井井有条。

在所有教授的教学大纲里，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犹豫了，内心很挣扎。几年前我读硕士时也是背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去应付考试，但考完就全忘了，比如alveolar（齿槽音），diphthong（复合元音）之类的硬技术词语。难道我还要把当年自己不认可的东西强加给学生吗？

检验所学有用没用，最有效的方法是问自己几年后还能记住多少，能用上多少。如果什么都没记住，就说明这些知识本来就没什么用，或者不需要通过记忆去检验，知识就在那里，你需要的时候知道去哪里找就行了。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就是白白浪费光阴了。

一方面，当时我还是个并不那么自信的年轻教授；另一方面，我还没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去取代它。所以，虽然内心极度抗拒，但为了不被前辈教授说成离经叛道，我妥协了。不过我为学生们做了一件中国老师常做的慈悲事——划重点，而且是1：1的重点，划重点，跟提前公布考题没什么区别。

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反思是：中国教育改革止步不前，跟老师的顾虑和犹豫有很大关系。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老师跟我有一样的同理心和不忍心，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即使他们给学生网开一面，后面还有更细密的网子兜住学生，困住他们，最终还是不能挣脱。其实，鱼那么痛苦，网又有什么开心？！

每学期最后一节课，学校要求学生给教授匿名打分，程序庄重而严格，要委托一个学生代表在教授回避的情况下发放、收集打分卡，再直接递交给院长办公室。每个学生都很认真地做，一点都不敷衍，除了打分，还做文字评价。这个流程很多大学都有，但我没有想到的是，LMU大学最后不但会告诉你你得了多少分，还会匿名告诉你所有教授平均多少分。幸亏我的每一项成绩都高过平均分不少，不然把面子看得这么重的我，一定不得安生。

LMU教的第一堂课学生给我的评分

美国的学生也很坦率，也有一两个学生直截了当地给我写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这就是私立大学对教授的要求，它需要你全身心地去投入教学，并“一个都不能少”地关注到班上二十几个学生中的每一个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区别，班级人数就是其中之一。跟中国一样，公立大学师生比没有这么高，也常常是几百人的大课堂，老师上完课走人，他们并不想，也不可能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名声大一点的学校，研究任务重一点的教授还有可能让助教来教课，学生只能在开学和结业时才能见上教授一面。

所以，在申请本科的时候不要盲目追求排名。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一样，大学排名里并没有特别指向性的参数来反馈老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他们更在意的是学校出了多少诺贝尔奖得主，在一线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而且，往往排名最靠前的那些名校，对研究成果的重视和期待远远超过本科生在课堂里到底学到了什么。

而那些本来就没有研究生院的文理学院，和像LMU一样的中小型的教研兼顾型大学，则想方设法让教职员工把全部精力放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让他们各自找到并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仅仅是通过发表论文给学校增加荣耀。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的准留学生推荐这些学校，但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服那些吃包子还认准“狗不理”，吃烤鸭还非得“全聚德”的“爬藤”家长们。

作为新晋的教授，院长对我的评估结果非常重视，第一个读的就是我的分数。基于我还算可以的评估结果，他把下学期研究生的课也交给了我。没想到我竟然还不知天高地厚地答应了。天秤座的人就是这副死样子，给点掌声就可以做牛做马。

伴随着信任鼓舞就是闻鸡起舞，因为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我的课程对本科生来说是必修课，电脑派位怎么样都会把班级填满，但对研究生来说则是选修课，如果没人愿意选你的课，面子上也是很难看的事。研究生的师生比例更高，每个班可能就十来个学生，无论是学生的思维深度还是学校对教授学术水平的期待，都更高。

而且最要命的是，本科生的年龄基本上都是十八到二十岁，我比他们大一轮多，但在研究生院有比我还大的学生。如果本科生问得最多的是what，那么研究生问的更多的是why。对于我来说，批判性思维本来就训练不够，有时候一场辩论听下来，甚至都搞不太清谁是正方谁是反方。

于是，我半主动、半被迫地转向了让学生多说、我尽量少说的教学模式，每节课都留出更长的时间让学生们分组讨论，让每一组学生分工去有重点地阅读一部分材料，然后跟全班分享。这样不但解决了大家都读得很泛但都没有读精的问题，也通过复述并接受质疑，实现了Deeper Learning（深度学习）的目的。学生们还减轻了负担，对教授也会更客气，两全其美。